毛泽东上山下乡接受农奴再教育

毛泽东上山下乡接受农奴再教育

 

毛泽东虽然出生在农村自小不愁吃不愁穿还可以上私校读书跟父辈学做生意,  可毛泽东对农奴的生治并不了解, 于是毛泽东在年青时就开始上山下乡接受农奴再教育。同时把调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础必须练就的基本功。

对早期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损失了，也有一些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保留了下来，其中大革命时期至少有七篇调查报告得以保留，后来收入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分别是：《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

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他认为：“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最早的一篇比较完整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1926年做的，主要是了解佃农生活的整体状况。这份调查报告后来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教材，为从事农民运动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寻乌调查》，主要是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说在这之前“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自开始从事调查研究活动以来，他认为：“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

《兴国调查》，使毛泽东开始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了解中国农村，历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重点。因此他在江西的兴国县永丰区农村作了一次“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的农村调查。“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

《东塘等处调查》，是毛泽东紧接着兴国调查后做的一个专题调查。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红军行军途中做的，主要是想了解“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毛泽东说，“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调查后发现，“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

《木口村调查》，可以说是毛泽东做过的最短的一次调查。是毛泽东等人途经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吃午饭时，利用短暂的时间做的一次专题调查，目的是了解“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建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治理国家的探索。但是，人民政府如何管理，苏维埃政权如何运转？一切都很陌生。毛泽东认为，必须找到一些典型经验，推广一些基层好的做法。这才有了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是毛泽东早期常用的调查研究方法。在《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这篇调查报告中，采用的就是这种调查方法。

为了解中国佃农的生活状况，毛泽东找来自己家乡的壮年佃农张连初，首先了解他的家庭基本情况，进而详细分析他家里包括食粮、猪油、灯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之部”，以及包括“田收”、喂猪、工食省余等在内的“收入之部”。通过分析这些详实的家庭情况，毛泽东得知：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这户细农“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由此毛泽东分析道：“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毛泽东认为：“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针对一些突出问题及时采取专题性的临时调查，也是毛泽东常用的调查方法。为解决这些问题或纠正认识偏差，毛泽东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做一些短暂的针对性极强的专题型调查。木口村调查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次调查是在行军途中利用一次吃午饭的机会做的。对这个只有200人的小村子，毛泽东逐一分析了村政府办事人员的成分和“本村共杀了七个反动派”的情况，得出结论：“证明小地主富农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有许多人是要走向反革命方面的。”但也提出疑问：“这七个人是否每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这个调查虽然规模很小，但针对性强，通过调查发现了一些我们党在对待地主阶级的政策上可能存在的偏差和问题。

对于一些重大的深层次问题，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毛泽东都尽量采取详尽、系统的大规模调查方式。寻乌调查就属于这一类。

在寻乌，毛泽东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人员从20多岁到60多岁，有杂货店主、职员、小商贩、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等不同职业。调查报告中介绍了寻乌的全貌，重点讲了“寻乌的商业”。里面所列各个行业的情况，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为什么要如此细致？毛泽东道出了真实想法：“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首先把基本情况调查研究透，把研究方法搞对头。

不满足于看材料和报告，而是抓住一些具体问题采取具体分析的方式进行再调查，是毛泽东特别注意的调查方式。兴国调查，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他在撰写这篇调查报告时特别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善于发现、总结并推广基层工作中创造的鲜活经验，是毛泽东常用的方法。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就属于这一类。在做调查之前，毛泽东发现，在苏区工作中，往往党的任务提出了，许多工作计划也发布了，但在怎样动员群众去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方面，却出现偏差。怎么办呢？毛泽东提醒人们：要善于发现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调查中毛泽东发现: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报告中例举: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