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邓小平写否定文革的谬论文章

为邓小平写否定文革的谬论文章

邓小平的主要特点是跟着利益走，会见风使舵，这种机会主义的投机可以说贯穿着他的一生。纵观邓小平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他都是站在最前列的组织领导者。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直到1966年8月，两个人配合默契，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第一个高潮。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批评了刘邓主导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彭罗陆杨”，镇压群众运动，混淆是非界限把批判矛头对准己定性的"地富反坏右"。

“高饶事件”，邓小平既是告密者又是批判高岗的积极者，因此取代了铙涑石组织部长的职务，升任政治局委员、常委。他是后来的中央反右组长，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大跃进的中央一线领导者。在批判彭德怀、习仲勋、四清运动、批“彭罗陆杨”事件，以及支持刘少奇主导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面冲锋陷阵。作为与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对出现问题承担责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这是他的拿手戏。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做了多少次检讨目前搞不清楚，从公开资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检查比较深刻。不仅列举了派工作组的错误和产生的问题，高调表态拥护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认“我是一个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虽然邓小平检讨深刻，对他的批判之声并没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儿邓榕也开始揭发，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黑批示给刘志坚专整学生家长”、“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

邓小平《我的自述》：“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除此之外,  邓小平有亲笔写过一篇理论文章吗? 还是“白猫、黑猫”啊，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转载《丁学良口述：为邓小平“8·18讲话”写“奉命文章”》

作者：丁学良，香港科大教授，深圳大学CCOI顾问。

我一直保留着1983年3月4日定版、7月1日发行的《邓小平文选》，定价一元。在这本文选即将发行时，胡耀邦已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三年了，他们这一代领导人极其重视这件事。当时，一些人反对改革开放，常常割裂地引用《毛泽东选集》5卷里面的一些话做根据。出版《邓小平文选》，是为全党全国的改革开放新任务举旗帜、定方向，是特等大事。

当时，邓小平的很多言论还来不及全部整理，但不能再等下去了，就把对拨乱反正最重要的一些文章先收集起来。其中包括邓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文选出版后，要对其中最重要的议题组织写文章，阐发要点，受命出面组织的是《人民日报》。这份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从1977年起的大转折年代发表了不少鼓舞人心的好文章。邓“8·18讲话”极为重要，我曾为此写过一篇“奉命文章”，今天回忆起来，有很多感想。

在《人民日报》写阐释文章

《邓小平文选》刚出来时，没有第一卷之说，因为并不清楚未来还会有多卷。当时，中央书记处一把手是胡耀邦，二把手是习仲勋。上面要把邓选中的几个主题，选几个方向和可能的理论突破点，布置专人阐释。我记得当时拟定了13个主题。前几个主题很容易找人，比如农村改革主题找的是副总理万里，写承包制的来龙去脉，等等。

有两个主题找人很难，一是军队改革。有的人思想开明，但资历不够老，那时部队里很讲论资排辈，别人一问就是：长征时你在哪？另外，找的人也不能极端，部队要讲团结，几方面都能接受为好。最后是李德生写军队改革的文章，他参加过长征，资历不算最老，但毛当年对他印象很好。毛表扬李，说你是个政治将军，懂政治。李德生早年又是刘邓大军的部下（是第17旅旅长），所以李是各方都认可的。

邓“8·18讲话”是13个主题中最敏感的一个。找了几位理论界重量级的名人，都说这个主题非常重要，但很难写。因为当时有些人不同意这么提，放了狠话，说“反封建就是反老干部，就是反党”，说“谁反封建就送到新疆青海去劳教改造”，等等。这些重量级的理论家都知道内幕，就不愿意出头了。

何匡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人，他也参与组稿。最后，是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找人来写。于光远就说，反封建主义是个新话题，能否破个例，找个年轻人？于是，我被推荐为执笔人。把我叫去说这个事，是在于光远的副手苏绍智家里，他邻居是汪道涵。在苏的大客厅里有两部电话，于光远、李慎之、何匡、王若水，几个理论界老前辈一个个跟我在电话里讲怎么写才合适，怎么把好尺度，既能发表出来，又要有新意，为推进政治改革讲清道理。他们教我千万要拿捏好分寸，但没跟我讲写这篇文章后面的那些内幕风险，我后来才知道详情的。

我马上写成了《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的头条。1983年10月的《新华文摘》上，那篇文章放在目录的第一篇。

“8·18讲话”的大背景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8月18日到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邓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解决的是思想问题，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主要是五中全会，在领导体制上做了重要调整和改革。有一些很难做，但几项改革做成了。

1980年，邓小平提出恢复书记处，作为中共最高层的日常办事机构。为胡耀邦配备了一批强有力的人，包括习仲勋（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邓小平是个大政治家，通过设立书记处，来落实改革开放的主要举措。书记处其实是历史上曾有的机构，毛泽东曾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不执行他路线的政治局成员，那是1950年代，他让邓小平主持书记处。

五中全会搭建起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班子。这个事情太重大，要跟全党有所解释。这是“8·18讲话”的大背景之一。邓讲话以后，到1980年9月11日，中发66号文件把邓小平的讲话修改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了。但这时邓的讲话还不是正式文件，要求党政军在一定层次上组织讨论，提出修改和建议，在10月15日前上报中央，然后根据这些修改和建议，把邓的讲话作为依据，制定正式的法令和条例来落实领导体制的改革。

“8·18讲话”的现实针对性

这个讲话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是在更高层次上反省和总结历史教训。为什么到1976年为止，中国会发生越来越严重的一系列错误，“文革”等等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林彪出事后，王若水向周恩来建言，说林彪事件最大的教训是极左猖狂，要批左。毛很恼火，认为这实际上是批到他力主的“文革”根子上去了，于是毛创造了一个新词：形左而实右。这句话到了1976-1978年还在沿用，说四人帮是极右。

邓小平的讲话，受到两个推动，一个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大字报，反思沉重的历史教训，一个是李维汉。李跟邓小平讲，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要对毛的一些话重新估价。毛说1949年后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中国都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怎么复辟？看来更危险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专制主义复辟。后来邓小平讲话中强调，我们面临的干扰有很多方面，左的比右的危险更大，封建主义的比资本主义的危险更大。

邓讲话的草稿是中央文献和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写的，他后来访问哈佛大学时回忆，邓小平没大改草稿，这是他一生能为中国改革做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西方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大学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邓小平讲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邓讲话提出的基本总结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严重错误，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义的余毒”。这是原话，这个估价了不得，比用“左”和“右”这个通常的意识形态说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远瞩。邓讲的封建主义，并不是现在学术界讲的分封建国，而是讲政治权力与领导体制层面的事，讲一言堂与一把手专制多年里成风气，讲没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这就把当时理论界与街头争论最多的焦点，做了一个定位，从我们长期以来缺乏民主传统，深挖根源，追踪到了封建专制主义。从这一点来讲，邓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绝大多数同事。

我一直认为，邓之所以能做出这么深刻、高瞻远瞩的总结，跟他本人和李维汉他们在20世纪早期去西方留学有关。在他们的经验里，把“四人帮”、“文革”等一连串的严重问题，仅仅归结为“左”，或者全部算在资本主义头上，不成道理，说服不了人。他们年轻时在西方待过，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商、特权横行、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人身依附、对上级“尽忠”这些现象，不能说西方没有，但在他们留学的西方，这些现象已经不那么严重了。相反，正是在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厚重的中国，这些现象极其普遍。

所以，这一代曾在西方留学的共产党人，在反省和总结1977年以前中国的严重问题时，究竟把板子打在哪个身上，他们看得更清楚。最主要是打在封建专制主义身上。有的人很不高兴，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反封建专制主义“就是反我们”，是他们的心病。

第二点，对这些封建专制主义遗毒，一是要在思想观念上批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如果没有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无法根除。这个视野高度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邓讲了特别有名的一段话：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的讲话那时对全国震撼极大。我当时在那篇受命文章里说：“这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明确、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论述。”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那些研究与中国有关的比较政治或广义社会科学的名学者都说，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观念的陈述，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第三点，从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可以看到，邓小平强调，1949年以后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不能仅仅归于一两个人，也不能仅仅归于中共一个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等其它几个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就把问题的根源挖掘到制度的弊病上，是从历史的、制度的双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后期中国走到崩溃边缘的深层原因。

温故是为了知新

把问题看得这么深刻，才能对怎么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提出正确思路。所以，邓小平说只有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持续下去。他告诫全党全国尤其是比他年轻的同事们：“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从他那代人开始，到现在已经数代人了，我们依然面临着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任务。邓对这一点异常清醒。过去这些年里，国内一旦发生了某些糟糕的事情，马上就有人将其归结为资产主义的影响。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包二奶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干爹”也是资本主义的影响。

对这类严重问题，怎么判断、怎么挖根源，邓小平的讲话给出了一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时，到未来很多年内也不会过时的指标性原则。

（丁学良口述，戴志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