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哺育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农民哺育了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把人群分为少数资产阶级和多数无产阶级, 而社会人类整个历史是以少数资本者剥削压迫多数无产者, 财富被少数人占用大多数财富, 被压迫被剥削者只有忍耐甘为奴隶的历史。因此马克思号召"造反有理"、消灭私有制。用议和的方法成立了"巴黎公社",  但只存在几十天就被政府用暴力镇压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教训, 将工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人武装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的留学生们, 纷纷回中国组织工人武装攻打占领城市,  但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实践证明照搬外国的模式和外国的经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因此，他号召“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将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与中国革命的出路结合起来，将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他为中国农民开创了一条通向翻身解放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他把农村视为革命的主战场，把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把中国农民当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领导农民去推翻不能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和铲除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私有，变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个体农民私有的政策方针。这种方针，既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方面的一大创造，也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毛泽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土地改革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进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繁重地租，彻底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当时得到了爱国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支持。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说：“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阻碍了人民的中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前程，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个参加单位，都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爱国起义将领刘文辉说，“我就是一个大地主。拿四川话来说就是‘大绅粮’。我将无条件无保留地献出我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在没有实行土改以前，当然还要照章纳粮税。今天是川康所有‘大绅粮’应该觉悟的时候了！”爱国起义将领卢汉说，土改“关系今后建国的根本。”“自己原是一个地主，回到家乡，一定要多方解说，劝导，为实现土改而斗争，自己首先放弃过去地主享有的非法权益。”爱国起义将领邓锡侯说，“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个人，我可以坦白地说，是和我本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我愿诚挚的拥护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我要坚决的放弃本阶级的利益，来服从全国人民的利益。”“我抱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

土地改革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土地改革使农民政治上获得翻身。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和克鲁柯夫妇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分析了土改对农民的“翻身”意义。韩丁特别界定了“翻身”的意义：“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土地改革重组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毛泽东非常强调“普遍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作为土改的第一个阶段和“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反对恩赐，树立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提高群众阶级自觉性，发动阶级斗争，使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实现“土地还家”。这种改革，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不同于开明皇帝用恩赐办法，“均土地，抑豪强”，实行“让步政策”，而是通过推翻旧政权，代之于人民政权，彻底砸碎旧秩序，重构了中国几千年的农村社会结构，改变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整合能力，对促进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作用。

获得翻身解放只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第一步，为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提供了政治前提。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开始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毛泽东是通过实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在生产关系方面，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集体化，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共同致富；在生产力方面，通过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农村工业化，推进农村现代化，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创造牢固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毛泽东还提出实现农村工业化是农村伟大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认为农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早在1943年他就认为，在中国的农村中，“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新中国成立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又明确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出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是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唯一途径。“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将长期地存在，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前一条道路，走上后一条道路。今后的任务是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同时继续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毛泽东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反对各种资本主义道路倾向。

从1953年开始，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国家按照自愿互利和示范的原则，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了合作化道路。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农村在1956年普遍建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粮食连年增长。农业合作化为农民集体致富提供了组织和制度的保证，实现了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的要求，消除了历史上个体农民分化的可能性，有助于所有农民实现共同致富。正是集体所有制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现实保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农村的确立，开创了我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

农村合作化运动，不仅是对农村和农民进行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改造，也是对农民进行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改造。不仅要看到整个农村和农民经济上政治上的彻底改变，更要看到中国全体农民在精神上道德上所获得的历史性伟大进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经济上政治上的社会改造所引发和造就了我国农民精神上道德上的伟大解放和伟大进步。在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思想启发和教育下，广大农民群众起来与自己身上千百年来的旧思想、旧道德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从中培养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同土地制度的改革一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又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对促进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伟大历史作用。

通过农业合作化，中国农村走上了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避免了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之苦。资本主义根本解决不了农业问题。毛泽东认为农村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容易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越有利于保证农民共同富裕。所以他1958年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为探索人民公社的具体运行机制付出了无尽的心血。他在谈到为什么要从高级社过渡到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化以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该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由于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发展。成立大队、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又可以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共产主义思想，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

“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由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按照毛泽东有计划的建设社会主义,  相信一定会强过不管黑白道摸石头过河让少数人先富的胡乱治国的走资派复辟的特色政府了。

[古树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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