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的几大罪名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毛泽东曾经受到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号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的严厉批评。这些洋共产党们给毛泽东头上按了几大罪名：一是“狭隘的经验主义” ，嘲笑毛泽东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富农路线”。因为毛泽东反对土改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 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说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等等。毛泽东因此被开除党籍、严厉批判和撤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孙中山提出的, 国民党背判后没有实行, 是共产党实现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在具体执行中毛泽东主张人人都有田, 包括地富家庭, 而被洋中共批评为“富农路线”进行批判斗争。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对毛泽东的分歧和斗争并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洋留学生问题，在这些留学回国的假洋鬼子号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的后面，站着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支持, 借着假洋鬼子们正是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斯大林说"的名义，才使得这些“钦差大臣”们举着"圣旨"能够凌驾于山沟里的中国共产党之上。中共的“钦差大臣”们指手划脚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于前线的山沟里的土中共的朱毛红军。
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是列宁创建和领导的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共是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而斯大林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权威。由此可见，毛泽东受到的压力有多大！然而，毛泽东的实践给这场分歧做出了不容置疑的回答：“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的路线“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把中国的革命事业推到失败的边缘。中国共产党在此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被实践证明能够力挽狂澜，拯救革命的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在此之后，毛泽东与第三国际及斯大林之间的分歧就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这种分歧就越是尖锐。
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要求中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服从蒋介石。王明以第三国际代表的名义，以他满口马克思主义词句所显示的满腹经纶与理论家风采，曾经征服过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和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直到蒋介石几次发动反共高潮，充分暴露了他利用抗战时机消灭中共的企图，许多人才醒悟过来并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独立自主，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的路线。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卫反击，可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警告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和蒋介石国民党打仗。毛泽东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他想起这个事情“就有气”。毛泽东还说，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没有当时毛泽东的坚决抵制而听从了斯大林的指挥，那就真的会出现“南北朝”，中华民族将会遭受到如同朝鲜那样被长期分割的悲惨命运。
马克思当年所研究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并没有涉及一个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所提出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力军，用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整套的理论，方针，政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的论断的。正因为这样，那些一切都以马克思著作的论断为依据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对毛泽东的独创性的观点持怀疑的态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斯大林一直不相信毛泽东，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把毛泽东称为“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意思是说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当中国革命胜利后希望得到苏联支持，毛泽东亲访莫斯科的时候，号称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斯大林却表现出冷漠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两个月很不好受”。这件事压在毛泽东心里达六年之久。
当历史翻过那一页，到了1956年，中国不但巩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而且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时候，毛泽东才有资格对那段历史做出总的评价。他在1956年12月3日会见波兰驻中国大使时说：“第三国际‘左’得要死。第二国际是右了，第三国际则是‘左’了。第三国际只有在两个时期是正确的，那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和季米特洛夫主持的时候。”同一年毛泽东在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晚年又一次遇到了“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和挑战。毛泽东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又是一个在马克思经典著作里找不到的论断。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客人时指出，亚非拉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阐述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从70年代起这个思想就逐步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究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什么呢？第三世界国家人口众多，分布广阔，在历史上曾长期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在现实中又饱受超级大国的欺负和侵略威胁。中国把自己作为第三世界中的一员，极大地加强了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使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威望日益提高，也极大地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1971年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那激动人心的一幕，整个70年代成为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大发展的年代，同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比1968年以前增加了将近1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得到了迅速增长。
由于三个世界理论论证了争取和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而排除了中国同第二世界国家正常交往的障碍。1969年以前，欧洲的西方国家中只有几个同中国正式建交，英国和荷兰同中国也只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而到了70年代末，中国已同这个地区绝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另外，中国和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东欧几个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在广泛建交的同时，中国同第二世界国家的经济贸易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毛泽东逝世时，中国面向第二世界的大门，事实上已经打开了。毛泽东为自己身后的中国创造了经济腾飞的重要外部条件，同时也为自己身后的世界打破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走向多极化新格局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不仅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列为第一世界，而且在这两者中，把处于攻势地位的苏联和处于守势地位的美国加以区别，把苏联作为最危险也最具欺骗性的敌人，利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在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下挫败了苏联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阴谋，为中国后来的和平崛起营造了极为宝贵的国际环境，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有没有违背阶级斗争观点呢？毛泽东的回答很清楚：“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从当时的世界局势来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广大贫穷国家的掠夺、剥削和压迫，与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美苏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不仅与第三世界国家有矛盾，也同第二世界国家有矛盾，因此从总体上看，反对霸权主义的全世界人民与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突出为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做出了新的独创性的判断。
这种情况与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有一定的相似性。按照毛泽东一贯的从实际出发决定斗争方法的思维逻辑，可以这么看：如果说，当年中国要在反动统治最薄弱的区域—农村开展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争取革命的胜利，那么，现在就要全力支持与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压迫反霸权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处于贫穷状态的第三世界就像“世界的农村”，他们占据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他们的斗争也将最终决定世界的前途。如果说，当年中国必须建立以工人阶级与贫苦农民为主力军，团结包括所有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内，也包括一切可以联合的中间力量在内的统一战线，来与最主要的敌人进行斗争，那么，现在就应该建立以饱受压迫与剥削的广大第三世界贫穷国家为主要力量，团结包括第二世界在内的最广泛的世界反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来与最少数的霸权主义国家作斗争。毛泽东就是这样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所有这些，从毛选四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开篇第一句话就可以找到逻辑的起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一贯主张，要团结最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打击的矛头对准危害人民最大的占人口极少数的压迫者。而做到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对现实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做出深刻而准确的分析与把握。
毛泽东与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实质是教条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毛泽东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在毛泽东眼里最大的“实际”就是现实中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毛泽东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最高标准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在旧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当然也包括工人，其次也要包括小资产阶级和不反对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世界的视野看，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人民，其次也要包括反对霸权主义的第二世界人民，当然也包括超级大国中反对他们统治者的普通群众。这就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逻辑。
“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这是革命的根本目的，而马克思主义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思想武器。只有恪守“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这一奋斗目标，才能自觉地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而不是形式地与僵化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且，就“革命”本身的意义来说，归根到底是人民大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少数英雄好汉为了某种信条来包打天下。这是毛泽东对于“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所作出的回答。
历史与现实都提供了大量相反的例证：只要脱离了“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这一目的，无论怎样高喊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但只是不顾实际情况和人民诉求去追求纯而又纯的意识形态目标，其后果常常是十分糟糕甚至可怕的，最终会因脱离群众而被人民所抛弃。始终以“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这就是毛泽东的思想与那种引号里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水岭。事实证明, 当年那些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攻打城市"、"烧光抢光迫使富人成为无产阶级逼他们革命"、"杀光地主"、"不分田给地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等这些不切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分子们都失败了, 而毛泽东的“富农路线”是符合中国实情的, 是最大的人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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