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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和私有制下工人之区别

(2020-09-05 10:37:10) 下一个

公有制和私有制下工人之区别


从五十年代末起,走资派就屡次企图用临时的合同工,来取代全民所有制里工人的终身制,也就是要打破工人的“铁饭碗”。走资派除了企图改变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终身制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想出办法,用物质刺激来提高工人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要获得更高利润就只有增加企业的收入和减少企业的成本这两条路。而社会主义的《鞍钢宪法》是要工人在参加工厂管理中,走向工人治理工厂的目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差异,公有制和私有制生产目的的不同,工人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工厂中地位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是雇佣工人,雇佣工人对资本来说,是供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要废除雇佣工人,是朝着工人治理工厂,成为工厂的主人的方向在努力的。刘少奇所致力提倡的“合同工”来取代工厂里工人的终身制。1964年8月22日,刘少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的题目是“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在这篇讲话中,他大力推崇这种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好处。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几年,走资派为将在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终身制改变为合同工(临时工)作了很大的努力。走资派除了企图改变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终身制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想出办法,用物质刺激来提高工人的生产。物资刺激的具体作法之一,是用奖金作为报偿,要工人为了争取奖金而彼此竞争。物质刺激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实行计件工资,做过工的人都知道计件工资对工人最不利,因为管理者用生产最快的工人每小时能够完成的数量来制定生产每件产品的工资,也就是把每一件的工资压到最低,用这样的方法来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和拉长工人工作的时间,以便增加积累。虽然人的劳动速度是有弹性的,可以加快,也可以减慢,但是不可否认,工作速度变快,工作时间拉长,人都会疲倦的,长久的疲倦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资本主义为了提高生产就把人能承受的工作压力提高到极限,这就是为什么福特用流水线来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把工人能够承受的劳动速度和强度推到极限。当工头把流水线的速度不断加快时,有的工人体力不支晕倒在地,工头就把他拖走,丢到工厂门外。这就是为什么当工会成立后,工人要求中的一条就是流水线的速度不能由工头随意更改。

《中国革命的道路》第二部分:全民所有制下的两条路线斗争

作者:  金宝瑜


从五十年代末起,走资派就屡次企图用临时的合同工,来取代全民所有制里工人的终身制,也就是要打破工人的“铁饭碗”。他们在一些企业中,雇用合同工作为试点,在另外一些企业中,实行终身制和临时工并存的试点。1962年1月国务院制定《关于国营企业使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以便用刘少奇所致力提倡的“合同工”来取代工厂里工人的终身制。1964年8月22日,刘少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的题目是“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在这篇讲话中,他大力推崇这种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好处。但是,在1965年3月制定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的通知》,把大部分临时工、合同工都改为固定工(“我国劳动合同实践的历史回顾与启示”看准网上一篇很短的报导。)报导中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几年,走资派为将在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终身制改变为合同工(临时工)作了很大的努力。

走资派除了企图改变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终身制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想出办法,用物质刺激来提高工人的生产。物资刺激的具体作法之一,是用奖金作为报偿,要工人为了争取奖金而彼此竞争。物质刺激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实行计件工资,做过工的人都知道计件工资对工人最不利,因为管理者用生产最快的工人每小时能够完成的数量来制定生产每件产品的工资,也就是把每一件的工资压到最低,用这样的方法来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和拉长工人工作的时间,以便增加积累。虽然人的劳动速度是有弹性的,可以加快,也可以减慢,但是不可否认,工作速度变快,工作时间拉长,人都会疲倦的,长久的疲倦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资本主义为了提高生产就把人能承受的工作压力提高到极限,这就是为什么福特用流水线来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把工人能够承受的劳动速度和强度推到极限。当工头把流水线的速度不断加快时,有的工人体力不支晕倒在地,工头就把他拖走,丢到工厂门外。这就是为什么当工会成立后,工人要求中的一条就是流水线的速度不能由工头随意更改。

全民所有制下废除雇佣工人的努力,改变了工厂内工人与生产工具(机器)之间的关系。从上面所举的汽车厂内流水线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和机器之间的对立关系。从人开始使用工具到资本主义之前,工具都是为了协助工人生产的,一个鞋匠用刀来切皮革作鞋底,用针来缝鞋面。刀和针对这个鞋匠来说是他手的功能的延长,做人的手不能做的事,来帮助鞋匠完成制鞋的工作,刀和针也是被这个鞋匠控制的生产工具。换句话说,鞋匠这个活劳动控制着他所用的工具中的死劳动。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私有之后,人和生产工具的关系,倒了过来。生产工具中的死劳动(资本)反过来控制工人这个活劳动。在汽车的生产中,这个改变有一个过程,福特最早期的工厂里并没有流水线的装备,那时汽车的制造是在一大间屋子里,屋子的中间有一块地方空出来,作为工人把汽车零件装备起来的地方。而汽车每一个部份的零件则由工人在这间屋子的四周进行制造,那时汽车的零件没有很精密测量,当各个零件凑在一起装备时,常会有不能吻合的地方,这就要靠工人敲敲打打才能将汽车装备起来。

在流水线生产之前,汽车工人是技术工人,汽车的零件是靠他们制作的,这些工人在工作中,有时候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或是跟其他工人聊上几句,他们总是有一些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工头看了这种“推延时间”的事会不高兴,会心里着急,但是却没有办法可以对付工人。那时的技术工人有他们自己的工会,可以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或其他的要求,谈不拢时也可以罢工(技术工人的工会和后来产业工人的工会不同)。福特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想出了流水线的这个妙招。

对资本来说,汽车工厂使用流水线生产有两项好处:一是代表资本的工厂管理者可以通过流水线来控制生产的速度;二是流水线的设计把本来复杂的需要工人技术的部份,变成不需要技术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工作。换句话说,流水线把生产程序仔细分工后,变成最简单的不需要技术的操作,由此把原来工人的技术从中抽走。流水线的生产不再依赖技术工人。因此,福特的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哈瑞.布雷佛曼 (Harry Braverman) 是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写的《劳工和垄断资本,二十世纪对工作品质的贬低》(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3]这本书中,他对资本主义的生产程序做了极为明确的分析。在书中,作者用实际的例子说明资本家在生产技术革新时,必然会考虑到这个新的技术是否会有利于他们对工人的控制,也就是说任何新技术的采用都和资本与工人之间的斗争有着密切关系。70年代初,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达到战后的最高点,但是工人却非常不满工厂对他们的各种管、卡、压。他们用旷工、迟到和辞职等各种方法来抵抗。工人的各种反抗降低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生产成本,这就是为什么资方不得不改变福特制的流水线的生产方式。

到八十年代,日本的汽车生产超过美国,日本丰田的生产方式开始享有提高生产效率的声誉,于是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公司开始向日本学习“丰田制生产方式”,各大汽车公司用丰田制取代了福特制,所以丰田制也被称为后福特主义。丰田制最著名的一点是它的瘦身管理。瘦身管理就是尽一切可能来降低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即劳动力、原料的库存、机器和能源的使用等等。

本文的附录一对丰田制的瘦身管理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不管是福特制还是丰田制都是资本主义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减低生产成本的工厂管理策略,也就是资方用来对付工人的伎俩。很不幸的是,中国的管理学家崔之元竟然把丰田制等同与中国社会主义在工厂管理改革中提出来的《鞍钢宪法》。崔先生写了一篇《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崔之元是为鞍钢宪法辩护的。他反驳汪丁丁的看法,汪丁丁认为中国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再搞“后福特主义”生产。崔之元在文章中说明,福特式的生产太过于僵化,他认为福特这种以垂直命令来实现厂内分工的办法已经过时了,已经被“后福特主义”的“丰田生产方式”取代了,他还说,“丰田生产方式”不再是用从上到下的垂直命令,而是注重“团队合作”。他认为“团队合作”里有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因此就是“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于是,经过这位教授几次等同之后,“鞍钢宪法”就变成了“后福特主义”中的丰田制的生产方式,这是极为荒谬的事。

崔之元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鞍钢宪法》仅仅是一种工厂管理制度,而这种工厂管理制度既可以适合于社会主义,也可以适合于资本主义,他不去分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要获得更高利润就只有增加企业的收入和减少企业的成本这两条路。而社会主义的《鞍钢宪法》是要工人在参加工厂管理中,走向工人治理工厂的目的。因此,后福特主义下的丰田制和《鞍钢宪法》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鞍钢宪法》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对《鞍钢宪法》划时代的意义有所理解,就必须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差异,公有制和私有制生产目的的不同,工人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工厂中地位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是雇佣工人,雇佣工人对资本来说,是供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要废除雇佣工人,是朝着工人治理工厂,成为工厂的主人的方向在努力的。(请参考本文附录一:《鞍钢宪法的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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