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文革的洋专家有话说

亲历文革的洋专家有话说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真正全国规模的民主尝试其实只有两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这两次尝试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败得很惨。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实际上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上层政客、军人的游戏，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参与，而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广泛参与，靠少数人是不可能建立民主制的，只带来了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确实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其失败除了高层的操纵外，群众本身在民主理念、行为习惯和综合素质上的不足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为何在象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文革中兴起的各群众组织也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选择以惨烈的武斗解决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劝阻下，武斗也始终难以平息，最后靠高层派军宣队、工宣队强行进驻缴械才解决问题。

李敦白是一个美国人，从小就在美国的政治气氛中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时他又非常深入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甚至成为单位造反派的领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响；所以他对文革中群众民主尝试的观察相当深刻犀利，对于关心民主建设的中国人来说，是相当珍贵历史记录。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个单纯、富于同情心的美国左翼青年，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因学过中文被派到中国战区，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兴趣。退伍后，李在宋庆龄、周恩来的帮助下到了延安，决心投身中国革命，并且由李先念、王震作介绍人，经中央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担任中共对外宣传广播的英文翻译工作。但是，在革命接近胜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制的斯特朗间谍案牵连，李敦白遭到六年多的单独监禁，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才平反释放。这样惨痛的冤屈并没有摧毁李敦白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他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李敦白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受到很高礼遇，担任广播事业局高级外国专家，负责对外英文广播稿的把关，月工资高达600元，是普通中国职工的10-15倍，超过了国家主席毛泽东，这使他过上了优裕的生活，有大笔的余钱购买许多昂贵的明式红木家具。毛泽东曾两次当面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响，并且非常光荣地被吸收参加《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工作。

接下来，他见证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民主，并热情深入地参与其中，以其独特的视角，为人们留下了富于启发性的观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

一、对官僚等级制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相对普通中国人来讲非常优越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感觉自在，生活上、权利上的级别反而让他觉得违背了共产主义理想。有一天在报纸上读到焦裕禄的故事，给他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

他写到：“这位名叫焦裕禄的书记，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榜样，也符合党一贯的要求。他不只坐在办公室里，而是每天走在泥泞的乡村小路，听取农民的倾诉，询问他们的状况，仔细检查田埂、气候、谷物、土壤，想法子做好领导管理工作，使他们脱离贫困和无助境地。即便身患重病，还是每天全力以赴为民奔走，就算肝癌危及生命，他仍在工作岗位上战斗到最后一刻。

“读完报道时，我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表现，这才是为人民服务。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他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可我们之间却有天壤之别。”、“我不禁悲从中来。突然间，自己过去几年的生活露出自私和腐败的面目。我低头看看自己的便便大腹，这就是过去几年养尊处优的结果。我一直花时间在官大人面前表功，和其他外国人吃喝玩乐。”

“我们这群人有特别的住房，特别的伙食，还有专车。我们与群众保持距离。在其他人为大饥荒而受苦受难的时候，我甚至任由自己在他人怂恿下胡吃海喝。”、“结果呢？我有了一间大大的办公室，和一个大大的肚子。看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不禁羞惭难当。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实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责。”

“难道就这样下去吗？从大学时代到现在，二十六年过去了，我一直自认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一个愿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我愿意晚节不保，让自己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分子？我没能信守自己为革命奋斗的理想。我一向鄙视伪君子和骗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

“第二天，我就搬出了独立的办公室。”

但是，官僚等级体制已经形成，李敦白想凭借个人理想摆脱制度的行为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写到：“我的部分转变也令某些人不高兴。例如当我向上级要求工资降低一半时，就遭到坚决反对，最后我只得说，我会在银行开个账户，把一半工资存到这个用假名开立的账户中。我也避免坐专车，改骑自行车往返友谊饭店。于是一个安全部的领导特地来劝说我不要这样做。”

“当我决定恢复定期体力劳动，去单位对面的地铁工地挖土时，党组织也发话了。‘让我们的外国专家到工地劳动，对我们而言是个安全问题。’前来转达领导意见的同志马瑞流抱怨说，‘那里有以前的地主在人民的监督下劳动，要是你硬去，我们势必也要派个人跟去看着你。’我根本听不进去。如果我想去工地劳动，那也是我的事，如果他们要跟来，那更好，干些体力劳动对他们也有好处。从那时候开始，小马就每天陪着我去挖土，一边走一边发牢骚。”

“我的下一步行动更厉害。我把家里漂亮的古董家具捐了出去。以前一直陪我购买的行家冀朝鼎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着要实践我们共同的计划，将这些古董捐给故宫博物馆。现在，我的愿望更加炽烈。这些美丽的古董家具属于中国人民，对我而言，将这些古董留在自己身边欣赏，跟那些花钱雕刻它们并留在家里欣赏的富贵人家一样腐败。”

二、文革初期自由、解放的狂喜

1966年初夏，李敦白和一些外国友人重访延安。在延安的小旅馆里，他们收听到了北京台的广播，广播带着一种久违的狂热激情：“一个国家的腐败是从内部开始的，党内有修正主义分子，在镇压、控制人民，领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甚至还攻击毛主席本人。不能让这种事在中国发生！高潮来临，东方既白，想想你们自己！革命同志，起来吧！想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要听信任何相冲突的命令！造反有理！这些话语仿佛电流击穿身心。”

“报道说，党内许多人一直在欺骗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将他们揪出来。命令错误就要反抗，造反！”

“我激动地将这篇报道逐句翻译给其他外国人。刹那间，我觉得我又找回了自己。党曾经束缚了我，现在却解放了我。我可以挣脱以往困扰我的束缚，用自己的判断，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业奋斗。”

李敦白回到北京后，立刻狂热地投身于他期盼已久的文化大革命当中。此时，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已经被打倒，虽然李敦白相信梅益是好人，两人的私交也很好。他“仍忍不住兴奋起来。那些掌权者终于开始了解，我们伟大的革命已经被一个不重视进步和效率，而是一味强调命令和控制的官僚体制僵化了，个人创意和民主也被压抑了。我准备好了站在党和群众的立场评判梅益，不受我们个人交情的影响。”

李敦白不仅在批斗会上发言对梅益进行了揭发，还贴大字报发动对自己的批判。当时大家都很兴奋，有个翻译高兴地说，“和以前的运动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对任何一个人写下批评，他们也可以争辩政治体系和理论。人人都参与，个个受教育。”

当时有通知，不得批判外国专家。李敦白想：“如果没有人批评我，我就该自我批评。我跟她回到我原来的办公室，邀了几个人帮忙，一起将新闻纸粘起来，然后我用‘鸡飞狗爬’的书法写下自我批评。‘李敦白必须革除资产阶级优越感’，我写下标题，然后列出我的缺点：我过着特权生活，坐在独立的办公室里，脱离群众。半夜接到电话时，有时会发脾气，在帮助同志们提高个人技巧方面，做得还不够。”李敦白贴自己大字报的行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一时间成了单位的风云人物。

在机密档案室里，李敦白读到了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与文革小组联席会议的记录，其中林彪的演讲像电流击中了他。林彪说：“这场革命，是针对上次革命的再革命。1949年，我们获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并没有发动千百万的群众起来解放自己。我们从旧政权中接收了大部分的政府官员，让他们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我们还没有机会彻底解决旧观念和旧文化。”、“现在我们必须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同时立四新”。“这场斗争是自私与无私之间的斗争，是个人物欲与群众利益之间的斗争，是寄生糜烂的人，与努力工作、简朴生活的人之间的斗争，要发挥同志友爱互助，使整个社会共同成长和繁荣。这是一场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

或许李敦白又想起了他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情形，感受到久违的言论自由，他写到：“我有被解放的感觉。我喜欢听这样的辩论，我喜欢听人们自由的言论。我同意陈伯达说的每一句话。党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主人。现在人民是主人。”

在一份造反派中流传的机密档案中，李敦白读到了毛泽东关于保障言论、集会自由的内部讲话。毛泽东“声明，他并没有派遣工作小组去学校摧毁学生的行动，这些事是那些保守派，就是党内潜藏的不民主分子策动的。‘你们何必草率行动呢？’他责备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什么要禁止大学里的言论自由和批斗自由呢？为什么不让学生在北京饭店周围贴大字报呢？难道你们怕外国人看到这些大字报后会认为中国有问题？’‘我一直在考虑宪法，’毛泽东继续说，‘从苏联、东欧，到中国，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部宪法，保障人民有言论、新闻、集会等自由。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执行宪法，难道你们不觉得现在正是我们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工作小组撤出校园，并且向学生宣布，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游行，张贴大字报，畅所欲言。’我兴奋难耐，人民终于完全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