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

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

 

 

 

《转载》陈宗烈：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

 

 作者： 张君莉         来源：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1957年  陈宗烈

 

　　作为一名上世纪50年代进藏的摄影家，陈宗烈用镜头见证了西藏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记录了一副副生动鲜活的面孔，悲惨的、愤怒的、振奋的、快乐的……，回首那段铭刻于心的经历，老先生总能滔滔不绝地给你道来一串串难忘的故事。他就像一本积淀丰厚的书，带我们进入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为我们呈现出当年最真实的政治与历史生活图景。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有幸采访了陈老。第一次见面的拘谨，很快就被他和蔼可亲的笑容驱散了。看到年轻的我们，他不由得感叹道：“哈，我当时去西藏的时候，正好跟你们现在差不多大，那可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年龄啊。”言语之中，依然透露着对当年工作的热忱和向往。

 

　　初识西藏

 

　　1956年，一纸文书下达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要求派3名人员去西藏做摄影工作。那是一个信息还十分闭塞的年代，所能找到的关于西藏资料也都是明清民国时候的，再加上时间紧迫，在对西藏几乎没有了解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带着对工作的热忱，对西藏的懵懂，些许有所作为的信念，上路了。

 

　　陈老告诉我们，当年进西藏的有三种人，一种是走进来的，一种是“滚”进来的，再后来就是“飞”进来的。“像罗伟、蓝志贵他们比我早，是跟着十八军一步一步走进西藏的；而我是坐着没有扶手的大卡车颠簸着滚进西藏的，辗转反复，花了21天才到拉萨。”说到这儿，陈老将目光落在墙上一幅装裱过的照片上，那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拍摄的作品：清晨时分，拉萨河的支流静静地漫过宫殿前的草丛，与四处飘散的雾霭共同氤氲着神圣的布达拉宫。

 

　　“那时候，拉萨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新奇的。满大街都是我不熟悉的各式各样的人，有身着异服的少数民族百姓，有身后跟着佣人的贵族，还有穿着奇特袈裟的喇嘛。当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得都没有办法下脚。八廓街可以说是臭臭烘烘的，人们在前面刚刚大小便，后面一只狗立刻就跟上来了。由于语言不通，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单位。”

 

　　当被问及用了多长时间才慢慢适应了西藏的生活，陈老孩子般狡黠地一笑，煞是自豪地说：“当时很多汉族人都不太习惯酥油茶的味道，而我第一次喝酥油茶就喝上瘾了。学藏语，我用了一个月就能跟别人交流了”，话到此时，陈老还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讲了几句藏语，他声音洪亮，还特地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来展现藏语普通话和敬语的不同。而他说藏语时的那份专注和自豪，彷佛在介绍自己的母语一样。

 

　　扎根西藏

 

　　1956年9月4日，中央发出了西藏“六年不改”的指示。当时很多进藏的汉族干部职工都被调回了内地，“大发展”转为“大收缩”。陈老所在的单位《西藏日报》社也不例外，编制大加精简，编辑部从50多人减到9人。作为一名刚入党的同志，再加上专业的需要，陈老被留了下来。

 

　　“我想，既然留下了，就一定要做出一点事情来。西藏是个很独特的地方，她的地理环境，社会制度，历史文化都有着鲜明的特色。而且，我相信改革是迟早的事情，也许等不到六年。一旦改革了，现在的很多事情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我可以用镜头把它们记录下来。”

 

　　带着这个朴素的愿望，陈老一呆就是25年。

 

“1956年冬，我主动要求去了藏北的驻黑河记者站（也就是今天的那曲）。那里的条件很艰苦，物资经常供应不上，常年没有蔬菜。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因为缺乏维生素，大便都不通，很多人还得了夜盲症。后来医生告诉我们，要跟当地的老百姓一样吃生的牛羊肉才行，这样可以补充维生素。于是大冬天里，我把冻了的肉化开，再一口一口地生吃。不过，我在那里学会了骑马，我的摄影天地一下子广阔了许多。在藏北的3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在马背上，后来技术练得非常好了，有一次和当地的老百姓比赛，竟然不分上下……”说到这里，陈老右手一扬，做出策马飞奔的架势，随即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那些往日的艰难困苦似乎不曾存在……

 

　　“不过，”陈老降低了声调，慢慢回忆道：“在藏北，我亲眼看到多数牧民终日饥寒交迫，过着原始人那种‘茹毛饮血’的日子。许多贫苦百姓穿的所谓‘铺巴’（皮袍），就是几张光板羊皮，缝合成一只皮筒、两只袖管而已。白天找来一根绳子，在腰间系上就算是一件衣服，晚上解开绳索，缩进皮筒，又成了被子。而最难捱的是饥肠辘辘的时候，没有糌粑和野菜，便只好逮只牲畜，用铁针刺破它的动脉，靠‘饮血’维持生命。每当看到此种情景，我总是不禁潸然泪下。”

　　当时在拉萨城区，就连最有名的八廓街上，蓬头垢面，眼光木然的奴隶、农奴、乞丐也比比皆是。据统计，在拉萨有4000个乞丐，日喀则有大约3000个，在山南至少也有2000个， 比例之高之集中，甚至超过非洲。有类人比较特殊，他们是被监狱赶出来，每天在规定的时间里乞讨的犯人，因为这样监狱就可以减少开支。

 

　　“一开始，我看到这些人，只要身上有零钱，都会给他们一些；但是时间久了，才意识到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改革，改变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他们才能从根本上获得解放，获得幸福。”

 

　　陈老告诉我们，藏族人民起初对于进藏的汉族人还是有忌讳和顾虑的，有的人甚至造谣说，红汉人来了，我们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不能让他们扎根，要把他们赶走。但是老百姓自己能看到事实，能看到解放军为他们做的事情。从1951年解放军进藏以来，都是规规矩矩办事，从来不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而且为老百姓开学校，办商店，修公路，修水电站，更对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比如拍摄吧，有些人会认为照相机不是个好东西，这东西会把人的魂魄装进去，我对于他们的担心给予充分的理解。时间长了，很多藏族，上自显赫一时的大贵族，下到穷困潦倒的农奴，都自愿加入到了我们的工作队伍里来。”谈及西藏的好朋友，陈老笑着说，“我数都数不过来呀。”

 

　　雪域风云

 

　　20世纪50年代末，一场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运动在西藏全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陈老也备受鼓舞，他拿起相机，将雪域高原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瞬间定格。

 

　　他那副鼎鼎有名的作品《扬眉吐气》就透露出一种新时代的喜悦：1959年初冬，他来到拉萨达孜县汪固尔山脚下采访。当时有八个乡的农民在那里集会，他们在搜查庄园领主的库房时，竟发现了大量文契，大多是人身依附的文书和高利贷债据。有的农民凑近一翻，竟然发现自己被迫按过手印的契约就赫然在其间。想到祖祖辈辈都为他们做奴隶，就是因为这些万恶的卖身契和债据，有人振臂高呼：“一把火把它们通通都烧掉！”大家顿时欢呼起来，为了今天的自由，更为了明天的幸福，大火焚烧的不只是一堆堆账本、契约，而是一个旧社会、一种旧制度。说起当年的情景，陈老依然难掩当年的振奋之情。“你们看，”他指着照片最右角的一名藏族妇女，笑着对我们说：“她现在已经是一位老奶奶了，她的孙子在成都读大学，她的侄儿在拉萨做了干部，家里买了拖拉机，安了电话，没事的时候，就给她的孙子打打电话。”陈老由衷地感叹道：“我真替她高兴啊。”

 

扬眉吐气

 

　　阿旺原来是一个下等“差巴户”，不仅给地方政府支差服役，每年在农忙的时候还要无偿地给领主和庄园服劳役；承租的差地上收获的粮食，先要给领主交租，剩下的往往只够全家吃一个月了。民主改革后，他自己的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完全归自己所有，并且还当上了西藏第一乡的乡长。虽然勤奋努力了十几年，没有拿过一分工资，可脸上却始终洋溢着纯朴的笑容。

 

 

西藏第一乡乡长阿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昔日流落街头的乞丐，后来也分得了牲畜和粮食。卓玛原来在拉萨流浪，跟着妈妈住在一个简陋的破帐篷里。“改革后，我特地在拉萨寻到了他们，跟他们坐着马车一起回到了她的家乡。在那里，已经有人为他们领来了分给她们的牲畜，小卓玛吃惊得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陈老停顿了一下，面色凝重了下来，“后来我还专门委托西藏著名的摄影家车刚拿着这张照片去寻找她，没想到她已经去世了，不过令我欣慰的是，她的子孙现在过着安稳的生活。”

 

卓玛分到牲畜

 

　　西藏不了情

 

　　说起酥油茶，陈老告诉我们，如果去藏族人家做客，最好不要把碗中的茶一口气喝完，喝上一口，放下碗别动，主人家马上会过来将茶加满；假如喝了一半，再喝不下了，也不打紧，主人添满茶后，你就让茶摆着，告辞时再一饮而尽。

 

　　说起糌粑，陈老讲道：糌粑跟内地的炒面很相似，但制作方法不一样，炒面是先磨粉而后炒熟，糌粑却相反，是先将青稞炒熟，再磨成面，而且不去麸皮。

 

　　说起西藏的美景，陈老回忆道：林芝是个美丽的名字，更是个美丽的地方，工作之余，大家常到林中去游玩，带上糌粑、酥油茶、青稞酒和卡垫，找一块软茸茸的绿草地，在美妙的六弦琴伴奏下，朋友们唱歌跳舞，谈天说笑。有时，清新的和风，送来阵阵浓郁的馥香，那是漫山遍野盛开的野玫瑰，她们娇艳欲滴，鲜红似火……

 

　　“我们还常常唱起奥地利名曲《野玫瑰》来赞美她们，后来我听宋祖英唱这首歌时，非常感动，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青年时代。”陈老有些激动，但这些歌词他却清晰记得：

 

　　少年看见红玫瑰

　　原野上的玫瑰

　　多么娇嫩多么美

　　急急忙忙跑去看

　　心中暗自赞美

　　玫瑰玫瑰红玫瑰

　　原野上的玫瑰

　　…………”

 

　　“我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西藏，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就在我们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陈老接到了上海世博会发来的请他担任西藏展区文化顾问的聘书，陈老笑呵呵地说：“我又可以参与其中了，”他眼睛中闪着亮光，“说不定我哪天就坐着青藏铁路又去西藏了呢，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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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烈，1932年3月生于常州，祖籍江苏丹阳。中共党员，高级记者。

 

1951年在北京参加工作，前后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制片厂作摄影助理。1954 年9月入北京电学院学习。1956年毕业后调到西藏日报社作摄影记者。在藏25年，采访各地农村、牧区、城镇，参加了平叛战斗、民主改革、经济建设，拍摄报道过中国健儿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等重大新闻。在西藏日报主编《高原画刊》、《双周画刊》。摄影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摄影展和国际影展，如《雅鲁藏布江风光》、《牧场晨曦》、《翻身农奴喜分牲畜》、《牧女卓玛》、《雪山野营》、《又是一个丰收年》、《藏族民兵》、《藏南春来早》等。

 

作品多为纪实性摄影。其中一幅《中国健儿首次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于1963年在苏联举办的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比赛中获第一名。2005年6月，一幅反映西藏农奴翻身解放、题为《扬眉吐气》（摄于1959年）的照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立项批准，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颁证入选为“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

 

1960年评选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6月出席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同年评为西藏自治区先进工作者，12月出席在拉萨召开的自治区首届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1960年、1978年选为西藏自治区文艺工作者代表，出席全国第三、第四次文代会。1960年加入中国摄影学会为会员，1978至2002年，三届连续当选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

 

1981年调中国外文局北京周报社，任摄影记者、组长、社编委。

 

1980年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高原颂》120余幅，在上海、天津等地展出。1984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三人摄影联展《访问非洲》。

 

1984年，《北京周报》发表的《非洲纪行》一组彩色图片（含文字）稿，获当年中国外文局“对外宣传优秀稿”一等奖；1988年北京周报外文版丛书《西藏：神话与现实》，其中所刊90余幅成组照片，获当年中国外文局“对外宣传优秀稿”一等奖。

 

近8年间，与有关单位和个人合作出书，计有画册《西藏古今》（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百年西藏》（云南出版社）、《西藏佛教寺庙》（外文出版社）、《中国佛教寺院》（全国政协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今日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丛书《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老拉萨》（江苏美术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的系列图书：《见证百年西藏》、《达赖喇嘛转世及历史定制》、《西藏历史》、《西藏经济》、《西藏民俗》、《西藏旅游》、《西藏文学》、《西藏艺术》、《拉萨》、《日喀则》、《山南》、《那曲》等；系列画册：《中国西藏》、《历史的见证》、《西藏藏族服饰》、《西藏·壁画》、《西藏·唐卡》、《西藏·雕塑》、《西藏·面具》、《西藏·手工艺品》；画册《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上、中、下三卷，重庆出版社）；由福建鹭江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中国西藏》、《西藏史话》、《金钥匙·十七条协议》；画册《西藏画卷》（华文出版社）；画册《藏传佛教》（中国画报出版社）。此外，还有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我的个人专集《目击雪域瞬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文120000字/图352幅）等。

 

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1994年于北京周报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