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禁毒历史

中国的禁毒历史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虎门销烟是打击毒品的著名历史事件，6月3日在中国历史上曾被定为禁烟节。国际禁毒日定在6月26日。1987年6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联合国部长级禁毒国际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禁毒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6月26日会议结束时，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将每年的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同时号召全球人民共同来解决毒品问题。

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中，就有虎门销烟以及鸦片战争的内容。虎门销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禁毒行动，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在民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大增加了广大民众对鸦片危害性的认识，使很多人看清了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本质，唤醒了中国人的爱国意识。

气象学家曾提出著名的蝴蝶效应：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渐渐被人们引喻为小事件引发大结果。就像一开始只是作为观赏植物的罂粟花一样，谁又能想到，其会给人类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又能引发西方列强侵华的鸦片战争呢？

中国古代就曾多次禁毒，比如明朝崇祯皇帝曾数度诏谕禁止吸烟，而清朝雍正帝也颁发过禁毒法令。历史上的禁毒故事时时被后人称赞。

罂粟在唐代仅用于观赏和药用。在古埃及，罂粟被称为“神花”。古希腊人为了表示对罂粟的赞美，让执掌农业的司谷女神手拿一枝罂粟花。不过，这种看上去很美丽的植物，却在后世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罂粟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并无明确记载。不过，有关罂粟的材料，是在唐朝多了起来。因此，有人认为罂粟是在唐朝时由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的。据史书记载，唐朝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国（东罗马帝国）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是古代西方的灵丹妙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鸦片等，可以治痢疾、解除中毒等。当时的“底也伽”被进贡给唐高宗李治，因为尚未满30岁的李治龙体欠安，经常感到头晕目眩。拂菻国的医生认为，鸦片具有抗毒功效，是治疗慢性头疼、眩晕、耳聋、中风、视力差、嘶哑、咳嗽等疾病的解毒剂。

与此同时，罂粟的种子也由阿拉伯商人携入中国，中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了。不过，当时鸦片罂粟的种植，纯粹是为了观赏和药用，而不是把它当成毒品吸食。

唐朝时，人们对罂粟已有相当的了解。陈藏器在其《本草拾遗》中记述了罂粟花的特点，他引述前人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不仅如此，对如何种好罂粟花，唐人也有认识，唐文宗时郭橐驼在《种树书》中指出：“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时人在诗词中多有吟咏。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写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米囊花”，即罂粟花。

鸦片的药用价值，宋朝以来历代医书多有记载，被看成治痢疾等症的良药。宋徽宗时，中医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指出：“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食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王磟在《百一选方》中清楚地记录了罂粟治痢疾的处方。

直到明初，罂粟花仍是名贵稀有的佳花名木。明朝万历年间，大文学家王世懋在《花疏》中对罂粟花大加赞赏。旅游家徐霞客在贵州省贵定白云山下看到了一片红得似火的罂粟花，大为惊奇，叹为观止。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写道：“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鸦片的制作过程也很早就被了解，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提到了鸦片的制作工艺。

在明朝末年首次开始颁布禁烟令。

一说起毒品，人们往往脱口而出：鸦片、冰毒、摇头丸等等。烟草并不在世界各国规定的毒品之列，不过，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众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吸烟和二手烟暴露（被动吸烟）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数字显示，全世界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高达600万，即平均每6秒钟有1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吸烟者中将会有一半因吸烟提早死亡；因二手烟暴露所造成的非吸烟者年死亡人数约为60万。鲜为人知的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烟草危害性的是明代的亡国君主崇祯皇帝。

烟草对中国来说也是个舶来品，它的传入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记号。据现有的研究，烟草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及附近地区。经考证，是航海家哥伦布把烟草从美洲传入了欧洲。公元1565年，西班牙人侵占菲律宾群岛，又把烟草带到了那里。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入侵了南洋群岛，烟草在这些地区传开，并很快传遍了全世界。

烟草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呢？据郑振铎考证，记载烟草进入中国的史料当以明万历年间姚旅撰写的《露书》为最早。其中记有烟草初进我国的事实：“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淡巴菰，今莆中亦有之，俗曰金丝醺。”

明代，烟草经由吕宋（今菲律宾）、越南、朝鲜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最初被当作草药而流行于军队中。很快，这种“烟瘾”就由军中蔓延到民间。至明末，烟草已经在民间被大范围吸食，相关的种植、贩卖产业也发达起来。

不过，也有传闻说，崇祯认为“烟”音同“燕”，永乐以下的明代皇帝都是“燕王”的后代，而且吃烟有暗指吃掉首都燕京的嫌疑，加上坊间甚至传唱“天下兵起，遍地皆烟”的童谣，所以崇祯非常忌讳人们吸烟，才不遗余力地积极禁烟。

虽然崇祯皇帝数度诏谕禁止吸烟，但仍有不少人私吸和私种，而且洪承畴以边兵吸烟可以辟寒为由，上奏请开烟禁，崇祯末年禁烟之事也就不了了之。杨士聪在《玉堂荟记》中提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时他去了北京，发现卖烟的满街都是，令他很惊讶。后来才知道，是崇祯皇帝接受了重臣洪承畴上书的建议，已经解除了禁烟的法令。

明末的“瘾君子”不只是关内有，关外也很多。当时的八旗兵丁吸烟者众，就在崇祯皇帝首次下令禁烟的同一年，后金也发布了禁烟告示，明文规定不许栽种、买卖、吃食烟草，违者重罚。在告示颁布的两个月内，尚能严格执行。据记载，当时后金审理的涉烟案件达60余起，被处罚的有数百人，短时间内起到了一定效果。然而，同崇祯禁烟一样，皇太极的禁令最终也抵挡不住民众吸烟的热情，不久，后金朝廷就主动撤销禁烟令，允许民众自种自吸，只要不去朝鲜购买即可。

后来到雍正称帝时又首颁禁毒令。

从唐代到明末，罂粟作为观赏植物、鸦片作为药品存在于中国，直到吸食法的出现以及西方大规模向中国贩运鸦片，才开始出现鸦片滥用现象。明末清初，鸦片烟刚开始传入中国时，吸食行为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格格不入，不仅在民间受到抵制，尤其为朝廷所反对。

东印度公司等西方“贸易商”把鸦片及吸食法传入中国，目的是扭转中外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当时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国外进口货物较少，而出口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各种货物甚多，在国际贸易中一直是出超。

1729年，雍正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法令——《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该法令明确规定：“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被禁止运送鸦片到中国，所以在孟加拉地区生产的鸦片要先在加尔各答出售，再在那里运到中国。不过，尽管清廷一直禁止鸦片进口，又在1799年重申禁烟，但东印度公司仍从孟加拉透过贸易商和中介走私鸦片到中国广州等地，平均每年更高达900吨。鸦片源源不绝的输入中国，使中英贸易形成了庞大的逆差，尽管中国输出茶叶、丝绸和瓷器，仍未能阻止白银大量流出的问题。可以说，白银外流已经使清廷的财政出现了问题。

无奈之下，继雍正帝颁布法令惩处贩卖鸦片及开设烟馆者之后，嘉庆皇帝在1813年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惩办吸毒者的法令——《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首开以刑法手段制裁吸毒者的先河。其中规定：“军民人等买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一月；太监违禁故犯者，枷号两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

道光皇帝即位后，继续推行“禁烟（毒）政策”，几乎年年颁发禁烟谕令。道光三年（1823年），颁布了《失察鸦片条例》；道光十一年(1831年)颁布了禁种条例；道光十八年（1838年），再次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将清廷历次发布的有关禁贩、禁吸、禁种的规定合编为39条，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禁毒法典”。

《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亦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禁毒法”，惩治措施极为严厉：所有吸毒人员，在一年半之内必须戒烟，不能禁烟者将被判刑，绞监候（死缓）。鸦片烟贩，就地正法，斩立决；所有开设烟馆、提供吸烟场所，以及包庇贩毒的官员，就地正法，绞监候（死缓）。鸦片烟贩，就地正法，斩立决；为国内走私提供货源的洋人，就地正法，首犯斩立决，从犯绞立决。除了吸毒人员是死缓以外，其他凡是参与鸦片销售的相关人员，无论洋人还是中国人，都要就地正法。

林则徐是严格执行《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的官员，虎门销烟以行动彰显了中国人们禁毒的决心。可惜的是，腐败的清廷在和西方列强的战争中一触即溃。至于把失败归结于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的说法，只能说是流于表面。试问，经过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所谓同治中兴后，武器已毫不逊色的清廷为何还在中外战争中接连败北，无一胜绩？

 唐国安劝西方勿“因小失大”。在中国的禁毒史上，万国禁烟会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这次会议代表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终于在禁毒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

唐国安是近代中国第二批赴美的幼童，在美国接受了6年的西方教育，因此思想在当时看来较为开化，在反对陋习方面态度尤为坚决。1908年，当时职务还是外务部候补主事的唐国安与颜惠庆相识（颜父曾经到英国国会抗议过鸦片贸易和吸食鸦片）。两人在一起聊天时，聊到光绪新政（新政提出九项主张，其中之一便是反对吸食鸦片），话题也自然引到反对吸食鸦片上来。唐和颜于是一起找勃伦脱商量，请勃伦脱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由清廷与美国共同发起召开国际性禁烟大会。

当时的清廷，因为战争割地赔款，早已积贫积弱，加上吸食鸦片，更是让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直接导致美国人在与中国做贸易时无法继续下去。考虑到吸食鸦片对自身利益带来间接影响的美国人，开始在国会上通过了禁烟的提议，后又得到当时美国总统的肯定。就这样，首届万国禁烟大会在上海举行。

1909年2月1日，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在中国上海外滩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召开，史称“万国禁烟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奥匈帝国和暹罗（今泰国）、波斯（今伊朗）等13个国家的41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禁烟大计。

唐国安被任命为中方代表团的专员代表，他凭借丰富的学识、经验和娴熟的英语，在会上流畅地回答了英国代表的提问，评驳荷兰代表的提案，阐述医学在禁烟中的功能，还代表中方代表团向大会递交4条提案。在最后一天会上，他和美国代表各发表一长篇总结性禁烟演说。唐国安这篇禁烟演说为8000字的英文演说，演讲思维缜密，逻辑性强，语言优美。开篇便指出：“吸食鸦片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要解决吸食鸦片的问题，中国不但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得到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与合作。”

接着，唐国安分析了吸食鸦片给中国和中外贸易带来的危害。他认为，这种危害也会危及到其他各贸易国。他通过算细账，比如土烟生产和洋烟进口所造成的损失、种烟侵占良田造成农作物生产的损失、全国2500万烟民丧失劳动力对生产的损失，总共加起来，中国每年损失达到8.5625亿两银子！他还拿1903、1904、1905三年中国对外贸易入超激增，分别为30%、43%、95%，和鸦片进口只占7.5%相比，大声疾呼：“紧紧抓住目前仅占中国对外贸易7.5%的鸦片贸易不放，而却牺牲了无限远大的贸易前途，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商界大傻瓜了！”“鸦片对全世界是一种经济上的损失，这种损失实在太大了，全世界不应该再加以容忍。”“如果我们予以正确地表达的话，贸易应是一种天赐，而不应是一种天罚。”唐国安的这段话为禁烟工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如果全世界卖给每个中国人的东西像卖给每个日本人的东西一样多，全世界每年就能从中国赚到30亿两银子！

最后，唐国安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圣经》里的“爱你的邻人，如爱自己一样”，作为自己演说的结束语。声情并茂的语言和翔实客观的数据分析，让与会的各国代表信服不已。唐国安的这篇演说被舆论界评为一篇有说服力的演讲，“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

万国禁烟会是世界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会议催生了首部国际禁毒公约——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的缔结，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禁毒斗争的开展，因此，万国禁烟会在国际禁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然而禁毒了吗?  到了中华民国时期罂粟花全国各地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