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历来穷人上不了学该怨谁？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社会制度可以变更, 在清朝末年被推翻帝制前, 皇帝的姓可以换了一家又一家, 同姓皇族中皇帝可以换了一个又一个, 而推翻帝制后的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后称之为旧社会之前的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始终沒有改变的也是不可以更是不可能改变的, 那就是大多数的穷人和穷人家的孩子是上不起学的。而只有地主资产阶级即权贵有钱人家的子女才有资格进“最高学府”，才有资格“出洋镀金”，说得明白点极大部分穷人家的孩子甚至连小学中学普通大学都上不起的。用新中国刚建立初期的现实来讲, 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却还是没有资格上学，文盲的帽子，不就是剥削阶级统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吗! 直到文革才真正意义上有了工农兵自己的大学生来为工农兵服务的, 维持了才几年时间。改革开放后虽有很多工人农民的子女上大学, 但他们只为自己改变命运出人头地脱离穷人而努力奋斗。
这几千年来“被耽误了多少代”的人啊！ 被“耽误”了的人不只读错一个字, 而是整个儿不识字， 被“耽误”了的千千万万代的穷人家的孩子向谁控诉? 被“耽误”了的千千万万代的穷人家的孩子该怨谁啊？ 这千千万万代的穷人家的孩子不想读书? 不想知识改变命运? 不想上大学上名牌大学出国留学? 不想出国后留在国外定居? 他们做不到啊! 怨谁?! 是谁"耽误了"他们? 怨父母! 怨投错了胎投到穷人家了! 怨命运! 怨天怨地怨神怒鬼找谁负责去。命中注定?!
好不容易翻了个底朝天穷人家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读书了。那是个什么概念, 五千多年对比二十八年左右啊! 前后对比力量相差太大了, 根深蒂固的私有化资本主义轻松地将穷人家的工农兵大学生这个只出生几天的"婴儿"给活生生地掐死了。毛泽东为了让这"婴儿"能活下来搞了文革, 中间停课了一年多“耽误”了谁啊! 假如没有文革的这几年, 穷人家的孩子就早几年失学了。假如新中国一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穷人家的孩子还是没得读书, 又有谁被“耽误”了, 又怨谁, 又找谁负责, 又向谁控诉呢?
北京大学的校长在一个庄严的场合发言读错一个字，虽然让人错愕，终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作为中国顶级大学的校长把责任追溯到四十年前的“文革”，更是让人惊异。真是“被耽误了的一代”啊！ 被“耽误”了，四十年内没有学好也《不识“鹄”字该怨谁？》呢。 怎么还能够成为"博士"，成为国家顶尖大学的校长? 那么，如果不被“耽误”该如何？
说来，林校长并不孤立，持此种意见者，还有人。由于“文革”， “耽误”了学业。而“文革”后的几十年中居然没有什么长进不识一个“鹄”字，或许不像一个"有学问、有学历、有职称"的顶尖大学的校长，今后如是经常读错字，读错字之后就想到“文革”，气就不打一处来。也更有资格诅咒“文革”，仇恨毛泽东了。
于是就诬蔑、攻击毛泽东，要文革来负责了, 四十年中看得多了几乎都“乏新可陈”。 改革开放以来时兴政治人物、英雄人物被“恶搞”、被“戏说”、被“娱乐化”，甚至被炒作成了“娱乐笑料”。是什么造就了那一批人？是“文革”还是“改革”？难不成也从“文革”那里找原因。
“文革”到底应该对念错字负怎样的责任和负多大的责任？ “文革”连“鹄劫”、“灾难”的罪名都承担了，还怕再承担个别人，哪怕是官拜副部级的北京大学校长念错个字的责任？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承担的起，而在于应该不应该承担。不应该承担的，米粒小的责任也不应该承担。甚至还不能“谦虚”、“大度”，把大小责任都揽过去。
如果同是在“文革”中读小学、中学，甚至林校长的同学当中，有不认错字的，起码不会认错那个“鹄”字的，难道就可以让 “文革”那场 “鹄劫”、“灾难”的分量减少几分？即使民间那么看，有人也那么看，但中国执政当局就未必那么看了。因此林校长们不是用脑思考分析问题，而是用眼睛观察执政权力核心的风向来判断问题的。
“文革”不仅不应该为念错字负责，而且对什么都无法负责，因此不能负责。即使是所谓“害死了无数的中国人”那样大的罪过，怎么判，判多少，由谁判刑？不能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判官”。它即使想负责，也根本没有办法负责。为什么？简言之，它不是，也没有权威的组织和机构认定它是“责任主体”。不是“责任主体”，何谈责任能力？又何谈承担责任？如果承认这个事实至今存在就够了。
责任主体，一般认为是需要承担的责任单位、组织或者部门，统称为“法人”也包括自然人。“文革”及“改革开放”之类属于什么？既不是法人，更不是自然人。既然法律没有关于“文革”之类的事物作为“责任主体”的规定，如何给它“定罪量刑”。法无规定，就意味着法律规定的责任都与它无关。落不到文革的头上。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相对应“改革开放”以后几任领导任内发生了大大小小如此多的丑事由谁来负责? 又可追谁的责?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时下仍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文革”中没有的丑陋现象如今数不胜数，看不胜看。1989年6月甚至发生了“文革”中都不曾发生的“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军队开着坦克进城惊动全球的大事, 难道不能算在“改革开放”的帐上，为什么不可由“改革开放”来负责？谁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按照林建华校长们的逻辑，应该是。有人也正是按照那样的逻辑看“改革开放”。但执政党不让这么看, 事实上林建华校长们也不敢那么看。所谓的“文革责任”也好，“改革开放”责任也罢，都是“伪命题”。
一个不属于“责任主体”的“文革”或者“改革开放”，凭什么对某些“法人”或者自然人的行为负责？与法无据，与理不通，与事实不符。
一般的不明真相的人们是不知道真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人如此仇恨文革的，因而用尽一切恶毒手段丑化文革。曾几何时，有人把大大小小的“责任”都归罪于“文革”之后，这种认识就开始在社会上流行了。那么是谁赋予了“文革”那么重的责任？谁有权力赋予一个本来就不是责任主体的“文革”那么多的责任？
让一个并非责任主体，叫做“文革”的承担责任，这种归罪方法，难道不可笑吗？更可笑的是它却存在了几十年，至今无论是有学问的如北京大学的学者林建华，还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学问的“不明真相者”仍然这样看“问题”。足见那种认识方法影响了几代人又是何等久远！并且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助长了形而上学的传播和猖獗。
让“文革”承担读错一个字的责任，是不是有点牵强附会？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怎么看？
让“文革”承担读错一个字的责任，是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们怎么看？
“文革”已经成为历史。它即使是有责任，到底应该承担到什么时候？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怎么看？
“文革”既然被认定为“鹄劫”、“灾难”，又要为校长读错字负责。那么，“文革”到底应该负什么责任和负多么大的责任，如何进行责任确定，承担何种处罚？在法律上，责任是有追溯时效的。对“文革”的追责是不是一辈一辈地追下去，直到地球毁灭，人类完蛋？尽管某些人可能那么想，法律系的专家们怎么看？
如此种种，恐怕要成为“哥德巴赫猜想”，谁能摘下那颗明珠？说不定一不留神，通过一个校长的读错字，发了一个“世纪之问”！
如果一定要“文革”作为法定的“责任人”承担什么责任，它应该有相应的权利。这就是“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通行的“法治”原则。迄今为止，某些人给“文革”加了那么多吓人的罪名，发动“群众”，进行“群殴”，却没见到它或者它聘请的，或者指定的律师为它进行过辩护。“依法治国”提了几十年，这不符合“法治”的原则和精神。
幸亏“文革”不是“人”。如果“文革”是“人”，它能够容忍什么人都往它身上泼脏水么？甚至一个校长读错个字，也要让它承担责任的屈辱？
幸亏“文革”不是人。如果“文革”是人，恐怕早就发出抗议，或者“上访”，甚至提起诉讼“维权”了。
“文革”，都知道它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一场“运动”。有多少人知道发动那场“运动”的“决定”，即“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现在知道，毛泽东并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提议，请问，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有没有“提议”的权利？如果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同意毛泽东的提议，根据党章“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完全可以否决。关于开展“文革”的“决定”，并不违反党内“程序”。怎么到了否定“文革”的时候，主持并举手通过“决定”的没有责任，而独对执行“决定”的毛泽东死后“追责”，而且是全责、总责？这，符合党章的那条规定？现在，不是早就讲“程序公正”了吗？对毛泽东，可有“程序公正”么？
“文革”是一个过程。无论是在那个阶段，都叫“文革”。有人可能“为尊者讳”，国人不会忘记《五一六通知》之后的“工作组”，特别是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把多少学生、老师打成“反革命”？1967年XX“军训”时负责的一个初中二年级的班上，一个不到15岁的同学就被“工作组” 打成了 “小反革命”，另一个同学遭到公开批判。是不是按照“工作组”那个路子，就不会出现“浩劫”、“动乱”、“灾难”？事实上，“工作组”已经给一些无辜的学生和教师造成了灾难。那个“灾难”当然不应该由毛泽东来负责，难道应该由“文革”负责吗？没有那个“前因”，那里有后来的“后果”？
不管怎么说，“文革”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它是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人们只能评说，不能改变它什么。个中原因错综复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所谓的“宜粗不宜细”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怎样分析就怎样分析，想分析什么就分析什么，总之，是一种具有主观倾向的，有选择性的、简单化的，为特定政治服务的一种分析方法。
至于某些人发生在“文革”中的错误，是谁的错误就是谁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如果可以把责任推向“文革”，那么，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可以把责任推向“文革”。如果没有“文革”，功勋卓著的林彪元帅一定以开国元勋在“八宝山”显耀的位置享受着国人祭祀和纪念。“四人帮”中的三人不会那么“步调一致”，一同患癌症。尤其是江青，肯定不会被判处死刑，以自杀的方式谢世。他们即使不被熟知的人尊重，还不至于蹲在监狱里。
“文革”，不但让毛泽东一家中出了毛泽东这个“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成为 “众矢之的”，还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大“反革命”。他们被批判，被判刑，或许能给那些受到“文革”和毛泽东“迫害”的“战友”和“学生”们一点慰藉和满足。让“林校长们”幸灾乐祸。
如此种种。不能说只许某些人可以从“文革”中找原因，推责任，而不允许别人去那么做。
林校长说不上是“文革”的受害者。如果说林建华校长是什么“决议”的忠实拥护者，人们相信。因为他接受的就是那种思想“灌输”，毕竟不悖“主流”精神。
事实上，“文革”之初不能不叫做“文革”。突遭“灾难”的不是那些大“当权派”，而是一些学生、老师、学校的当权派。 “工作组”一到，一切权力归“工作组”。 “四清”时的“老谱”，重新袭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不是毛泽东的发明，那个责任也不应该由毛泽东负。在“文革”初期有些人“紧跟”工作组整自己的老师和同学，还跟在某些血统“高贵”的大同学的屁股后头到处“抄家”、“打砸抢”？参军除了逃避“上山下乡”，是不是还为了“避难”？
“文革”过去了四十多年，应该是历史了。“文革”对于毛泽东的一切，都不是秘密。要是有损毛泽东的早拿出来了。现在高喊仍然“保密”的，恐怕也不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声誉，大概是为了 “维稳”。焉知不是“为尊者讳”！最近看过网传某“尊者”的一些著名讲话，恐怕让全国的共产党员大跌眼镜，实在没有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有辱“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形象。也难怪不能公之于众。几日后，已被删掉。以往公之于众的不过是“断章取义”的三言两语，也真难为那些专业水准高的“编辑”了。
“文革”的历史和事实大概谁也改变不了。谁也垄断不了对“文革”的研究。以后想不念错字，不做错事，甚至不想成为阶下囚，只有改变自己才是“硬道理”。以林校长为鉴，坚持“硬道理”的人会越来越多。否则，总是拿“文革”说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往“文革”那里推，丢人现眼的不是“文革”。只能像北京大学的校长林建华博士那样，成为笑柄。
如果没有“文革”将怎样？许许多多的写文章曾经那么设想。亏他们还都知道历史不能假设。不如此可能难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思想。因此，常常有人提出那样的疑问。
如果没有“文革”，众多“林校长们”之类的命运，或者得志的得志，飞黄腾达的飞黄腾达，个个心想事成，美梦成真。说不定上大学，读博士的，也能够成为北京大学或者什么大学的校长。从军的，说不定都弄个军长、司令当当。总之，他们一个个肯定比现在美满。是“文革”、是毛泽东，耽误他们的大好时光，让那些有“鸿浩之志”的莘莘学子，失去了大展宏图的时机。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能耐多么大，职位多么高，权力多么重，想发财，暴富的一定是黄粱梦，绝对没戏。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校长”们如此憎恶“文革”，仇恨毛泽东，也是可以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