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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要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

(2018-09-07 05:01:17) 下一个

只是要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

 

 

 

"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幹部子弟學校應逐步廢除》,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

"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在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怎樣交換,身體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毛泽东   1965年12月21日)"

 

 

这是文革中教育战线上的大辩论。


"在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有资格进“最高学府”,有资格“出洋镀金”,而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却没有资格上学,文盲的帽子,不就是剥削阶级统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吗!"

"在很少有马的南方山区,在春耕大忙季节,当社员拉着病牛来向他求治的时候,还那样心安理得,没完没了地在课堂讲他那个“马尾巴的功能”。这一辛辣的讽刺,入木三分地使资产阶级那种理论脱离实践的教学方法出了洋相。"

在今天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时代,也是那一小撮特权阶级的子女,才世袭地享有受高等教育的资格。

"那个进了当时“名牌大学”的贫农儿子,读了三年书,就嫌他母亲做的布鞋“太土气了”,就不能再回到“那小山沟去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这种恶果难道还少吗!  这正如列宁所说:“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因此,要不受奴化,就必须对旧教育制度奋起斗争。"

"怎样看教育质量,怎样衡量学生的好坏?翻遍古今中外教育史,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统一的标准”。曹仲和说什么“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多么虚伪。因抢救遭到严重虫害的稻田,考试交了“白卷”的李金凤,和那个“门门五分”,却以自己刚学到手的一点技术向贫下中农“敲竹杠”的余发根,这两个学生,谁个好?谁个不好?两个对立阶级所持的标准,又怎么能一致起来呢?"

以下是四十多年前文革中的评论:

初澜: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评彩色故事影片《决裂》 

1976.01.07 人民日报

 

正当一场事关路线、事关方向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开展的时候,彩色故事影片《决裂》上映了。它通过创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初期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塑造了龙国正这一在教育革命中敢开顶风船、敢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旗帜鲜明、非常适时地参加到教育战线这场大是大非的辩论中来,有力地批驳了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回击了那股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右倾翻案风,起到了鼓舞人心的战斗作用。

 正象影片中龙国正说的那样:“在教育革命的征途上,是不会风平浪静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反复较量,总是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尖锐地表现出来:实行怎样的招生制度; 是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如何看待教育质量;  是“智育第一”,还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等。

所有这些斗争的实质,都是一个把学校办成为哪个阶级的专政工具,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影片《决裂》的矛盾冲突,龙国正和曹仲和之间几个斗争的回合,也正是这样展开的,这就使得它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种普遍的教育意义和现实的论战性。它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表明: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劈波斩浪,激流勇进,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旧教育制度宣战,同反映传统的所有制关系的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学校的大门为谁而开?  这是办学的阶级路线问题,是关系到学校的阶级性质的问题。旧学校的招生制度,用什么“资格”、“学历”、“文凭”之类的条条框框,把工农子弟排斥在校门之外,实际上是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是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正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和胜利成果。

影片中招考那场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它让我们记住,工农子弟进大学,这在旧教育制度下有多么不容易!  面对着冷若冰霜的资产阶级把门人,贫协老代表气愤地说:“共产党、毛主席把学校办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可我们贫下中农还是进不去。”

怎么办?  新来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振臂一呼:“既然是资产阶级把门,那你就打进去嘛!”  教育革命的成果,无一不是斗出来的。

“打进去”,突破资产阶级的封锁线,就是为无产阶级争夺教育阵地的开始。我们看到,在龙国正的主持下,有贫协老代表参加,无产阶级的把门人一旦取代了资产阶级的把门人,这场考试的方法、内容及其结果,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饲养员徐牛崽录取了,育种能手李金凤录取了,小铁匠江大年录取了,群众顿时欢腾起来,牛崽喜若雀跃,就象对着全世界宣告那样高喊着:“考上了!”  

这一新生事物出现时的大喊大叫,足以使得资产阶级失魂落魄,受旧传统观念束缚的教务主任孙子清皱起了眉头,惊讶不已:“这样的招生法,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但这却恰恰证明,这样的招生法,已经有力地冲击到旧的教育制度,同旧的教育思想划清了界限。

 “考大学要有资格”,这是影片中孙子清一本正经地说出来的一句话。说到资格,不同阶级的资格是各自不同的。在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有资格进“最高学府”,有资格“出洋镀金”,而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却没有资格上学,文盲的帽子,不就是剥削阶级统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吗!

在今天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苏联,也是那一小撮特权阶级的子女,才世袭地享有受高等教育的资格。

可是,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龙国正高举起小铁匠粗壮的手,深情而又自豪地说道:“这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 影片中这有力的一笔,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使我们产生了不可抑止的激动。

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工农兵学员才能昂首阔步,以主人公的姿态进入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可是去年七、八、九月教育界出现的奇谈怪论,又在老调重弹,旧案重翻,鼓吹什么“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这不就是要把今天的李金凤、徐牛崽、江大年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吗!

可见,老的资产阶级把门人靠边站了,也还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把门人。他们从资产阶级的门缝里看人,工农子弟总是“不够资格”。看看影片中所反映的十七年前的斗争,是能够帮助我们对今天的斗争加深理解的。

事实说明,工农子弟打进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大门,还远远不是斗争的结束。打进去以后,短兵相接,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了。是开门办学,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老一套,关门办学,搞“智育第一”即资产阶级政治第一,把学生培养成新的精神贵族?

这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争夺青年的斗争焦点。忠实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曹仲和,在工农子女进入学校之后,想的和做的,就是要把他们严严实实地关在校门之内,实际是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这批工农学生。

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教训表明:那种“在课堂里植树,在黑板上种田”的教学,只会教出“学农不务农,学农不爱农”的学生。

影片中的孙子清,在很少有马的南方山区,在春耕大忙季节,当社员拉着病牛来向他求治的时候,还那样心安理得,没完没了地在课堂讲他那个“马尾巴的功能”。这一辛辣的讽刺,入木三分地使资产阶级那种理论脱离实践的教学方法出了洋相。

当然,这种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的旧教学制度,从它的本质及其危害的严重性来说,不但是可笑的,而且是可恨的。

影片中那个进了当时“名牌大学”的贫农儿子,读了三年书,就嫌他母亲做的布鞋“太土气了”,就不能再回到“那小山沟去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这种恶果难道还少吗!  这正如列宁所说:“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因此,要不受奴化,就必须对旧教育制度奋起斗争。

坚决按照毛主席教育思想办学的龙国正,同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同学站在一起,针锋相对地对曹仲和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动了攻势。龙国正针对那种“浸种的时候讲收割,收割的时候讲浸种”的荒唐情况,提出了“教材的系统性应当适应于生产的季节性”;   徐牛崽贴出了《少讲马,多讲猪和牛》的大字报;肖萍老师和同学们赤脚下田,“水稻课在田里上”……。这样一冲,便冲乱了资产阶级的阵脚。曹仲和慌了,说什么这是把大学办成了农场、垦荒队;  孙子清也急了,说什么“全乱套了,这书还怎么教下去”。

教育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呀!  但是,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随着资产阶级教学秩序的土崩瓦解,无产阶级新的教学秩序就会建立起来,只是资产阶级的偏见,使他们认为这并不是秩序罢了。然而贫下中农对这一破一立的辩证规律,却理解得非常深刻。老代表用了两坨泥巴,就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教学要结合生产的道理讲清楚了。龙国正把这一简单的比喻,评价为一张高水平的大字报。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对于那种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的论调,正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资产阶级在学校教育方面对付工农同学的策略,总是沿着这样的规律:先是使他们不得其门而入;一旦防线被突破,就关起门来,用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来“消化”他们;  如果还不能使其就范,便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在教育质量上大做文章,用“泻肚子”或曰“自然淘汰”的办法,重新把他们赶出校门之外。这个三部曲不是别的,正是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影片中曹仲和用突然袭击的考试办法,“要刷掉一些不够格的学生”,就是一例。

小小一张“勒令退学”的通告,硬是把李金凤等人开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工农同学的这一情景,现在看起来还是多么让人触目惊心呵!  性格刚强的江大年,由于愤慨已极,一怒而去。刚从外地返校的龙国正听到这一情况,拔腿就追,他穿丛林,越山梁,一口气追到了铁匠铺,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抱住大年说:“走,跟我回去上大学。”

此情此景,使人不禁热泪盈眶,这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控诉,也是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讴歌。“打进去”又被赶出来,赶出来再追回去,这反映出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多么复杂、尖锐和曲折啊!

怎样看教育质量,怎样衡量学生的好坏?翻遍古今中外教育史,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统一的标准”。曹仲和说什么“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多么虚伪。因抢救遭到严重虫害的稻田,考试交了“白卷”的李金凤,和那个“门门五分”,却以自己刚学到手的一点技术向贫下中农“敲竹杠”的余发根,这两个学生,谁个好?谁个不好?两个对立阶级所持的标准,又怎么能一致起来呢?  曹仲和所要求的统一标准,无非是资产阶级的标准。你不同意他这个标准吗?  那就是不讲质量,那就是把他认定的坏学生当成了好学生。

当前教育界的那些奇谈怪论,就要说你“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无非是要把教育革命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使之变成他们可以接受的东西,以便让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重新称王称霸。但是,不管资产阶级在教育质量问题上怎样危言耸听,终究是唬不倒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多少象李金凤那样优秀的工农兵学员,他们为革命勤奋学习,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善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向党和人民交了红卷。他们的质量,无产阶级满意,贫下中农赞扬,就是不要资产阶级宣扬的那种“质量”!

 遵循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龙国正说得很明确:“咱们共大培养的人材,既要有共产主义觉悟,又要有学问,还会生产劳动,要成为又红又专的大学生。”这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教育质量问题上的观点。李金凤在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但能够识破而且敢于顶住刘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出“赵副专员的报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毒草”,这说明她有很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她能够培育出优良的稻种,能够发现生产队稻田的虫害,并组织同学和社员一起把它及时扑灭,这难道不算学问,不算文化?
有人诬蔑我们批判了“智育第一”,就是提倡“不读书”、“不讲学文化”,这真是奇谈怪论。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历来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把这三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又红又专。其实,任何阶级看待教育质量的好坏,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说李金凤是好学生,首先是因为她在校内校外,都敢于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

而曹仲和他们把李金凤当坏学生,甚至开大会批她,首先也是因为她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之轨,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敢于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斗。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认为是好学生必须具备的条件,正好就是资产阶级定之为“坏学生”的那些“罪状”。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我们历来重视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而那些极力维护“智育第一”的人,又何尝是热心智育,他们的真心本意,不过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而已。

当然,还有这样的一些同志,由于受旧传统观念禁锢,对于教育革命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专爱挑剔,这正象鲁迅说过的那样:尽管现代的玻璃镜要比古代的铜镜好,但他们总是顽固地认为:“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这样的同志,只有从资产阶级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才能在教育革命的问题上和工农群众有一种共同的语言。

一边看着影片《决裂》,一边总是使人思考着当前教育战线上的这场大辩论。这种看电影的感受是很少有过的,我们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这说明我们文艺创作和现实斗争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了,因而大大加强了它的战斗作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争,不可能不是息息相关的。反映教育战线斗争的文艺作品,有一个究竟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问题。

《决裂》是一曲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因而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赞扬。“放排正逢春江水,劳动大学办在我们心坎上。”影片中李金凤在激流竹排的放歌,也唱出了我们今天广大工农兵学员热爱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的感情,唱出了革命师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教育革命的决心和斗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让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唱得更加嘹亮吧!

《决裂》是一部关于一所农业大学(现为江西农业大学)的影片,极好的图解了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年轻人是他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他认为年轻人要接受平等的教育。他认为大学不应该采取严格的入学规定,因为这样会把农民和工人排除在外。在《决裂》中,龙校长是一名毛泽东主义者,他受命接管一所大学,而这所大学的原主管人不准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和工人入学,龙校长询问年轻人,同意一名热情的青年入学,只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工人。其他的农民则推荐一名革命前曾受一名地主的欺凌,而现在已是一个稻田专家的女子入学。当龙校长问她是否识字时,她写下了“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这样的字样。充满胜利的喜悦的音乐于是雄壮的响起,她随即也就被批准入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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