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不会掉下个《免费医疗》!

天上不会掉下个《免费医疗》!

所谓的"改革开放"实质复辟资本主义以来，中国的老百姓对“看病难，看病贵”己经严重不满，对医疗体制内系统性的腐败早己深恶痛绝，许多低层老百姓越来越怀念毛主席时代的医疗服务和医护人员为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都是不争的事实。

小人得志便猖狂,  自从"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以来,  全面地否定了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免费医疗体系,  自认为"聪明能干"搞什么"医改"，然而越改，老百姓觉得负担越重，越改，在医院就医排的队越长，越改，医生的服务质量越差，越改，老百姓有病医不起,  有药买不起苦苦在死亡线上挣扎。终于导致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得要命，连“医院派公安”的馊主意都想出来了。

中国是个传统型社会，历史上，对医生和教师普遍尊重有加。这两个职业，一个救死扶伤，一个教书育人，是支撑社会道德的两个立柱，无论处在什么时代，哪怕兵荒马乱，人们对这两个职业的敬仰都从没改变过。

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准确地说，是国家机器放弃这两个道德行业，而让它们面向市场化开始，人们对之保留了五千年的道德人格尊重从而逐步坍塌了。

当今一部分黑心的医生和一部分药品代销员先富了，他们的子女可以有钱去国外。他们每人都是开着豪车，个个都拥有自己的独栋别墅。他们是土豪，而当医生的，只要天天看病开药，月底大把大把的钞票就有人送上门来。医生仅开一种药，一个月就挣几千元回扣。一个月要看多少个病人，开多少种药吗?

老百姓看不起病，就是这么来的，至于是谁“赐予”的，当然是让一部分人先富和不管黑道白道先富就是正道的政策所“赐予”。

2015年，在人民网有一篇经济学教授李玲写的文章，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表50周年。文章指出，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六二六指示”历久弥新，它原创的医疗卫生的中国模式，是全世界公认的典范，仍然引领着国际医疗卫生革命和发展。

“六二六指示”是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同中南海医务人员的一段谈话。毛主席谈到了医学教育、医疗政策、医患关系等几个问题，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626指示”的意义在于，他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新中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独特路线，树立“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卫生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对人民健康进行综合治理;  创立独特医疗卫生模式，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运用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控制医疗成本。这条路线，是符合医疗卫生规律的，并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世界上都是有独创性的。

这之后发展起来的合作医疗是由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广受好评。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

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在缺医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功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还把这一经验作为典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力推广。如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学习中国的毛主席时代的做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出生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认为，中国在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关键是要学学自己过去的做法。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来今天的所谓"医改"现状，十几年的"医疗改革"，据说是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个目标说得好听，可与其它领域一样，措辞美好的"医改"从一开始就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

中国执政党官僚体系权力寻租和投机分子恶意钻营很快就劫持了医改的本来路径，他们一方面逼迫国家加大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全民医保搜刮百姓，改来改去，就是不能动医疗管理系统的腐败利益和药品流通体系的黑暗暴利。导致医疗资源一方面不断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另一方面，国家和百姓投入的钱财不断被整个医疗体系内各种利益主体侵吞瓜分，国家包袱沉重，百姓怨声载道，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

对于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引发的一系列恶性事件，官方媒体在做评论时，总是有意无意回避【医改方向路径错误】这个现实，别有用心地将患者利益与医疗集团利益之间的矛盾“偷换概念”激化为患者和医生医院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指责医生“现在医生的专业知识在提高，但常忽略与病人之间的沟通，甚至面对病人的知情诉求，以‘讲了你也不懂’来回应，加剧了医患关系的裂痕”;  另一方面又以“存在着严重的专业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等，加剧了关系的紧张度”来给患者打50大板。似乎医生耐心了，患者医疗知识增加了，就解决医患矛盾了，这可能吗?

人民日报曾有文章指出：“实践表明，化解这种纠纷和冲突，根本上还依赖于有一套取信于民的诉求表达和纠纷解决机制，将激烈的利益冲突导入理性平和的法治渠道。”这是睡在梦里想天上掉馅饼呢。在私有制下医疗产业化就根本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看病治病!

不把医疗管理系统官僚腐败利益和药品流通体系的黑暗暴利问题给彻底解决，就根本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而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和谐的医患关系就没地方生根。目前最关键的是，这种既盯着国家增加投入，又记挂着扒掉百姓三层皮的新“医改”游戏，何时能结束！

天上不会掉下个《免费医疗》! 中国医改的路径，只有回到“六二六”的路线上来才是正道，因为这是经实践证实是行之有效的。但难!  四十年的资本主义路己经根深蒂固,  方方面面己成事实。老百姓要想得到全体免费医疗必须得从制度上来个改变,  但也很难!  努力吧,  低端人口们为争取自己的利益一切只能从头开始。

[yongbing1993]

被认为是"贫穷的时代", "俄死人的时代", "动乱的时代", "经济崩溃的时代", 都能够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 而今天经济成世界老二, "富裕的时代"怎么就没有全民医疗呢?那些下岗工人, 四处寻工的农民工, 留守农村分散的老人妇女孩子......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医疗? 时有谋体报导留守老人死在家里成干尸才被人发现。而如有当年各队的赤脚医生的存在会有这种悲剧吗?

[yongbing1993]

这个制度难以持续的根源还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转移了，也就是80年代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当时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我们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都变成经济发展的配套。所以，我们也简单的把经济发展的一些原理或者一些规律把它套用到我们医疗卫生制度上面，所以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每位医改官员深思和警惕的。

有关不能实行免费医疗，那些善于用胡说歪导民众的专家给出了一些说法，“实行免费医疗会加重税负”，“中国人口多负担不起”，“会造成资源浪费”，“全民免费医疗是计划经济的大锅饭或平均主义”。

其实，这些专家不知是浪得虚名还是故意歪导，其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

实行免费医疗需要加重税负吗？我们先看一下数据；据媒体报道，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中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花在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身上。

2010年, 人大指出: 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600〗亿元。中国人一年需要为纳税工作161天，而实行免费医疗的英国人一年只需为纳税工作150天，我国国民的税负是英国人的1.07倍。如果是大部分底层民众计算，一年要为税负工作至少300天甚至更多，实际平均税负至少为英国的1.7倍。

根据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2013年10月政府存款余额为41163亿元。从2013年11月29日举行的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第十六次年会上获悉：到2012年底，全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结余7644亿元。印度年财政收入只有2千亿美元人口与我们差不多，却实现了免费医疗。中国大陆2016年财政收入159552亿元，折合美元24366美元，是印度的12倍。以上数据看出，不论是税负能力，结余水平，都研究远远超出免费医疗所需要的资金和税负。

中国人口多负担不起吗？众所周知人口越多纳税人就越多，特别是在以间接税为主体的中国大陆，几乎人人都是纳税人，所收的税也相应增大，可调配资源也就增加，实际负担比人口少的国家更小。这一点只要思维正常的都不会认为是理由。

[yongbing1993]

在1949年到80年代，我们是建立了免费医疗体系的，在国际上备受称赞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制度。我们当时国家干部，就是现在的公务员是免费医疗，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他们是劳保医疗，农民是合作医疗。当时中国用不到世界上1%的医疗资源解决了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崇为世界的典范，在全球推广的。

[yongbing1993]

有中国学者直言:“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享受的是免费医疗，因为他们公费医疗体系，到司局级以上基本上是全免费的，恰恰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意给老百姓免费医疗，也就是说他们在享受着免费医疗，不给老百姓免费医疗。当然，这个人群是一个比较少的人群，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打破医疗特权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他们执政理念的问题。

[yongbing1993]

新中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独特路线，树立“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卫生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对人民健康进行综合治理; 创立独特医疗卫生模式，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运用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控制医疗成本。这条路线，是符合医疗卫生规律的，并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世界上都是有独创性的。

这之后发展起来的合作医疗是由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广受好评。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

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在缺医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功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还把这一经验作为典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力推广。如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学习中国的毛主席时代的做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出生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认为，中国在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关键是要学学自己过去的做法。

[yongbing1993]

新中国发展出这样一套国际公认、成功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成就，提到的一些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的也是可以不断改进的。它丢弃传统的西方模式，而发展出一套有创意、适应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内的实际情况的体制。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有感于这样伟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开的、著名的阿马阿塔（Alma Ata）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模范（Jamision et al. 1984; Yang et al. 1991; Chen et al. 1993; White 1998）。此外，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的影响了其它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多多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它国家的制度（Jamison et al. 1984）。

[yongbing1993]

《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在80年代早期解体，农业生产被去集体化，而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以后, 「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医疗卫生系统的大逆转，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表明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大变迁对医疗卫生系统的影响有多重大。大多数有关中国医疗卫生系统及其改革的研究，都赞扬改革前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计划的设计和有效执行以及当时中国人民健康的改善，而对这样的体系在《改革开放》后遭到瓦解感到遗憾。

[yongbing1993]

在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发展出一个以预防为主、十分革新性的医疗卫生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使用赤脚医生；通过群众运动执行全民保健计划；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注重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然而，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改革中，中国将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改变得面目全非。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预防为主转变为医疗为主；合作医疗体系大部分解体；赤脚医生不复存在，绝大部分转为专业化的乡村医生，很多人转而从事更赚钱的工作；官方不再注重群众动员，反而重新强调医疗技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取向变为更依赖西医；医疗资源日益从农村转向城市地区。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戏剧性的变化，的确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生了「大逆转」。

[yongbing1993]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建立了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着重在发展国营经济，重视公共福利事业，强调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集体主义以及社会平等精神，而在各种服务以及产品的分配上则刻意降低市场的角色。但是，1978年邓小平掌握中国领导权后，却将中国带上了另外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戏剧性地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将原来的公有部门、企业和机构私有化，解散农村公社，强调个人责任制，容忍社会不平等的增长（Hinton 1990; Leung 1994; Wong 1994; Weil 1996; MacFarquhar 1997; Meisner 1999）。这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被一部经典作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1966）的作者韩丁（Hinton）描绘为「大逆转」（1990）。

[yongbing1993]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以成功发展革新性的医疗体制和强调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体系给全世界以深刻印象。这一体系包括：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使用赤脚医生；通过群众运动执行全民保健计划；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注重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然而，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改革中，中国将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改变得面目全非。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预防为主转变为医疗为主；合作医疗体系大部分解体；赤脚医生不复存在，绝大部分转为专业化的乡村医生，很多人转而从事更赚钱的工作；官方不再注重群众动员，反而重新强调医学技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取向变为更依赖西医；医疗资源日益从农村转向城市地区。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戏剧性的变化，的确说明毛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生了「大逆转」。在这一篇论文中，我们将（1）讨论在市场改革以前医疗卫生体系的主要组成，及其对全民健康状况的影响；（2）分析市场化改革以后医疗卫生体系的变化，及其对人民健康和医疗状况的影响；（3）讨论医疗卫生事业的大逆转对中国和世界的启示。

[yongbing1993]

解放前的一个世纪中，中国饱受内战和反帝战争的蹂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烂摊子经济萧条、社会危机重重、民众中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疾病肆虐（Sidel and Sidel 1973）。在战后初期，平均寿命不到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50㏑（Jamison et al. 1984）。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总数少的可怜，无力解决当时人民群众大量的健康问题。从事医疗服务的主体是传统中医和草药医生，许多都缺乏必要的培训和锻炼，无法应对和处理流行疾病和疫情（Sidel and Sidel 1973; Sidel and Sidel 1982）。当时，全国性的预防计划和体系是不存在的（Sidel and Sidel 1973）。

[yongbing1993]

新中国必须发展医疗卫生体系，以有效解决人民当前迫在眉睫的健康问题。当时，世界上其它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最常用的解决途径是采取西方模式或修正的西方模式。这种模式主要的特点包括：（1）严重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术的专科医生；（2）非常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3）治疗为主的导向；（4）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Li and Wang 1995; Wilenski 1976）。这种模式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许适合，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人口死亡率随人民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卫生设施的改善而下降。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不恰当的。有限的国家资源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培训足够数量的高技能的西医医疗人员，以完成当时大量的、紧迫的医疗任务。而且，一旦这些医疗人员从学校毕业了，大部分都会呆在城市里，农村居民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医疗；昂贵的医疗技术，多半也只有城市居民才能负担得起；以极少数高技能的医疗人员提供个人医疗以及个人卫生服务的方式，无法有效解决在农村贫困人口中传染性疾病蔓延和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的问题（Wilenski 1976）。

[yongbing1993]

新中国是少数几个选择异于西方医疗模式的国家之一，它发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主要依靠经过很短时间就可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医护工作者；发展了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Rifkin 1972; Rifkin 1973; Wilenski 1976; Maru 1977; Wilenski 1977; Blendon 1979; Sidel and Sidel 1982）。

[yongbing1993]

新中国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四项指导方针（Wilenski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3）。这些指导方针确定了接下来30年时间内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框架。这四项指导方针是：

1. 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

2. 预防为主；

3. 中西医相结合；

4.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yongbing1993]

建国前，农民和工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最弱势，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性疾病在工农群体中肆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中国把工人、农民、士兵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注一），这一点也反映在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方向上（Sidel 1975; Wu 1975）。同时还强调预防为主，而不是治疗为主。在建国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新中国实际上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预防而不是医疗部门（Jamison et al. 1984）。

[yongbing1993]

为了改善环境卫生状况，新中国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消灭了「四害」——老鼠、苍蝇、蚊子、臭虫（注二）；消灭了性病；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病等主要地方病的传染源；给民众注射多种预防传染性疾病的疫苗，使人们免受天花、白喉、肺结核等疾病侵害（Heller 1973; Sidel and Sidel 1973; Wilenski 1976; Jamison et al. 1984;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New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991，应为「《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译者注）。为了保证这些运动能取得成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以预防为主的基层组织。许多公共卫生工作者受到培训，传染病预防中心或防疫站也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地区建立起来，并配置了必要的卫生设施（注三）（Heller 1973; Rifkin 1973; Sidel 1975）。这些防疫站同生产队卫生站、公社卫生院以及其它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相互紧密配合，成功的执行了公共卫生计划，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Rifkin 1972; Heller 1973）。这些运动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通过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来完成。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是公共卫生运动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后面的章节将专门讨论这一议题。

[yongbing1993]

合作医疗体系是中国农村为公社的农民提供预防性的服务、基础医疗和疾病治疗服务的筹措资金和支付系统。在1949年，大约85％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地区（Sidel 1975; Hu 1976）。在合作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农民看病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疗费用（Feng et al. 1995）。然而在农业合作化之后，这种个体支付方法同集体经济之间越来越不协调（Zhang 1960）。结果在50年代中期，当时正值农业合作化高潮，很多合作社开始实验性的、为解决农民医疗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筹措资金及支付体系（Zhang 1992; Feng et al. 1995）。由于合作医疗制度在执行疾病预防计划方面非常有效，可以保证病人在早期就得到诊断、治疗，并且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基层卫生组织，因此，党和政府大力鼓励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并为之创造便利条件（Zhang 1959）。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革运动期间，合作医疗制度取得长足发展，相继在很多人民公社建立起来。到1976年为止，大约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Zhang 1985; Feng et al. 1995; Carrin et al. 1999）。

[yongbing1993]

公社福利基金和公社成员缴费是合作医疗体系的两大资金来源。在不同的人民公社当中，集体基金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从30％到90％不等，平均水平大约为50％。每年公社成员从自己的收入中提取0.5％～2％，缴纳给合作医疗体系（Carrin et al. 1999）。公社成员缴费标准，以上一年合作医疗支出情况为依据进行计算，经过一段时间标准就会发生变化（注四）。在大多数人民公社里，如果农民患严重一些的疾病，合作医疗体系因为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设备条件，而需要转到县医院进行治疗时，农民必须支付基本的挂号费和部分医疗费用。合作医疗体系提供卫生教育、家庭生育计划、预防注射、传染病监测及报告和其它预防性的服务，同时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物（Zhang 1966; Zhu 1989）。合作医疗体系的管理由大队干部、赤脚医生和农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Zhang 1966; Zhu 1989）。赤脚医生——后面会专门讨论——是合作医疗体系的核心卫生工作者。

[yongbing1993]

公社是合作医疗体系的资金来源（主要就是公社合作基金和成员缴费），公社具有非常强烈的动机降低合作医疗体系的开销（Wen and Hays 1976）。这种降低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公社确保成功执行「预防为主」政策和开展公共卫生运动，以便减少公社中疾病和疫情的发生，自然而然合作医疗体系的医疗费用就减少了；其次，在病情加重以前，合作医疗体系努力为病人提供预防性的和基本的医疗服务，并提醒农民一旦病情恶化，治疗费用会更高，督促农民采取预防措施；再次，为了减少药物的花费，合作医疗体系尽量避免过度使用或滥用药物，公社种植、采集、加工、使用具有广阔前景的当地药草、药材，而减少使用昂贵的西医药物；第四，合作医疗体系限制送到县医院去的病人的推荐数量，因为县医院比农村合作医疗诊所的费用高昂得多。赤脚医生充当这些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送县医院（Zhang 1965a; Zhang 1965b; Kwangchow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1978，应为「广州省妇幼健康照护所（1978）」，译者注; Hu 1981; Zhu et al. 1989）。

[yongbing1993]

不论农民们的经济地位怎样贫困，合作医疗体系都提供给他们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也为农民节省了不少时间，在之前，农民为了取得医疗，他们必需要花很多时间走远路；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里，合作医疗体系使赤脚医生和其它医护工作者很容易取得初级医疗服务技术，使医疗服务在空间上同农民生活融为一体。此外，合作医疗体系还加强了公社卫生所的地位，通过公社基金确保卫生所人员获得必要的培训（Zhang 1965a; Feng et al. 1995）。

[yongbing1993]

在城市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医疗资金筹措和支付体系，分别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建立于1951年，由政府承担经费来源，主要面向国家干部和学生提供医疗服务，这部分受益群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劳保医疗也建立于1951年，主要由国营企业提供资金，为工厂中的工人和职员承担全额的医疗花费，并为职工的家庭成员承担50％的医疗花费（Hu 1976）。

[yongbing1993]

每个生产队都会选拔他们自己的赤脚医生。最重要的标准是被选拔的人大公无私，愿意「为人民服务」。其它标准，比如教育程度、年龄和个人兴趣是比较次要的（Sidel 1972a; Ronaghy and Solter 1974; Huang 1988）。在各个公社之间，培养赤脚医生的方式各不相同。然而，所有的公社都强调预防和治疗常见疾病，培训期也都在3～6个月之间（Wang 1975）。培训计划大多在县医院执行，有的时候也在公社卫生所或生产大队由城里来的流动医疗队进行培训（Lyle 1980）。合作医疗体系十分注重在职经验的监督和指导以及在职继续教育（注七），也承担这些活动所需的费用（Wang 1975; Lyle 1980）。

[yongbing1993]

赤脚医生的工作内容因不同的公社或生产大队而有所不同（Sidel 1972a）。但是，他们通常有共同的工作任务，包括预性的工作，例如健康教育、卫生防疫、环境卫生、急救、公共卫生运动，以及为一般病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等（Sidel 1972b; Hu 1976）。因为赤脚医生需负责完成合作医疗体系的工作，上面这些职责也是合作医疗体系的主要工作内容。赤脚医生的收入计算方式跟其它农民差不多。公社成员的收入取决于所在公社的总收入和个人的「工分」数量。赤脚医生的医疗卫生的工作也被视为农业劳动的一部分，以「工分」方式计算（Sidel and Sidel 1983; White 1998）。

[yongbing1993]

赤脚医生的推行促进医疗服务人员的去专业化，对传统的西方医疗教育进行了革命性改造。西方医护专业通常排斥培训那些较低技能的医疗人员从事简单医疗工作、治疗常见疾病，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降低他们的专业水平（Kao 1974; Wilenski 1976）。赤脚医生的推行打破了这种专业排斥行为，为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创造出一种新的角色。总体上讲，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使其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最大化，而使其对昂贵的医疗高科技或高技能医疗人员的依赖最小化。这一政策的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Wang 1975; Wilenskil 1976）。

[yongbing1993]

同西方医疗模式相比，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系统有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赤脚医生为数众多，经过短期培训可以满足农村地区紧迫的卫生医疗事业需要。其次，赤脚医生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谁患有什么病症、什么季节会复发了如指掌，比从城市来的西医更了解实际情况。再次，作为农民，赤脚医生同他的病人有同样的阶级地位，比那些来自其它地方技术高超的医师有更强烈的为本阶级成员奉献一生的愿望。此外，半农半医的工作方式缩小了医护工作中的脑体差距，阻止了脱离群众的精英医师的出现，而在西方模式中，这种精英医师大量存在，社会地位都是明显高人一等的（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from Shanghai 1968; Wei 1975; Miao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3）。第四，赤脚医生的推行不仅仅让医疗服务普及化，也让卫生知识普及化，使医疗工作不再成为专职医疗工作者的特权（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1974; Chu and Tien 1974; Wang 1975）。

[love962397]

全体免费医疗有什么好的。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和滥用。现在已经是免费医疗的国家都觉得渐渐难以承受免费医疗的庞大支出，希望可以改革，还想把中国人口这么庞大的国家往免费医疗这个坑里带啊！医疗改革是需要的。但是免费医疗绝对不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