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江西的北伐军兵分两路,李宗仁带领的部队叫江左军沿长江北岸进入安徽攻安庆.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及第四军一部组成江右军沿长江南岸攻南京.27年3月23号江右军站领南京.
西部战场,北伐军围困武昌一个多月,北军军无斗志,加之吴佩孚逃到郑欲调兵解武昌之围,结果无兵可调,非但如此,张作霖还想趁机夺取吴的固有地盘直隶和河南. 在这种局势下吴跟本无力组织部队反攻武昌. 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下吴昌,守将刘玉春被俘.湖北底定,北伐军第八军继续北上,第四军全部投入江西战场.
张作霖眼看着吴佩孚败了,在天津搞了个”安国军”,认为冯玉祥的国民军,蒋介石的北伐军都是疲惫之师,不放在眼里,要来争天下.与1926年12月6号在天津发了个”反赤宣言”声称:”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则已,若爱身非消灭赤化不可.”说罢,军队于1927年出开动,先占保定,再沿京汉路冲着吴佩孚而来,克彰德,下开封,血战郑州,吴佩孚兵败,退入洛阳,奉军追赶而来.阴历三月初七,吴佩孚正在洛阳过五十三岁生日,奉军猛攻汜水关,洛阳城内炮声可闻.吴无意再战,令撤去宴席,解散队伍.吴只带了卫队和部分幕僚经豫西,走四川投靠杨森,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28年始定居北京.
2.6.
以程潜攻下南京.白崇禧,何应钦占领南上海为标志,北伐军赢得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军事行动暂时告一段落.政治斗争随即登场.发生了对国共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分共”和”清党”事件.中共称之为”四.一二”大屠杀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实际上政治斗争一直没停止过.军事斗争还有张有弛,有打仗的时侯有休整的时侯,政治斗争却没有,时时刻刻都在斗.有明斗有暗斗,在会议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吵吵着有成了血斗.国共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这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北伐开始前是这样,北伐开始后也是这样.
北伐军打到武汉的时侯蒋介石和其他一些国民党人士就开始提出把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理由是武汉是中国的中心,又是九省通衢.但这时共产党方面并不赞成.吵了一段时间共产党方面由同意了.这样广州的中央委员及政府官员开始陆续北上武汉.谁也没想到,走了两批后,第三批张静江带领的人员走到南昌时,和蒋介石三搞两不搞,蒋介石突然变主意了.蒋介石和张静江提出国民政府迁南昌不迁武汉.理由是武汉容易受到奉系的攻击.当时奉系和吴佩孚的残部都有部队在河南,这也是事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借口.当时北伐军士气正旺.占领河南只是时间的问题,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正是如此,没有悬念.其实蒋的真实原因是顾忌唐生智的军事实力.担心国民政府成了唐生智手中的玩物.再者两湖地区由于唐生智的支持工运,农运搞的轰轰烈烈,工会,农协会的权力几乎比政府行政权力都大.而这些组组织又都在共产党掌握之中.国民政府去了武汉肯定被共产党所控制.为国民党计国民政府不去是对的.就史论史的讲蒋介石是对的.
共产党说蒋要国民政府建在南昌是蒋的独裁心所使也是对的.关键是看你站在那个角度说话.站在国民党的角度说蒋是对的.蒋这样做是为了挽救国民党,挽救国民政府.
但国民党里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这就是普同人与领袖的区别,但也不要把蒋吹的太高了.蒋之所以能看到这一点,是由于他身在那个位职,能够感受的到.再加上张静江的指点.否则他也不会先同意迁武汉后张静江到南昌后他又不同意迁武汉.
国民党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领袖汪精卫这时坚决同共产党站在一起,要迁武汉.纠其原因也是有私心的.到了南昌他必定成了蒋的傀儡.在武汉共产党还拥护他当主席.这样一来就有三股势力要迁武汉.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苏联顾问鲍罗廷.军事上蒋也不占优势,蒋的嫡系就是第一军,一个第八军就把他的军事力量抵消掉了.唐生智是坚决支持迁武汉的.蒋是一个明智的人,势力不够的时侯就委屈点.否则就可能成为孤家寡人身败名裂.所以蒋也就不得不同意迁武汉了.但因此他也看到了斗争的目标.
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包括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中央卫员)在蒋介石,张静江缺席的情况下,于3月10 号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大会上一些中央委员对蒋一顿很批.尤以陈公博的发言最为痛快淋漓.陈说:”蒋中正自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捕拿党代表,迫走汪精卫,心目中早已没有党,然而心目中尽管无党,招牌上却不能不有党.这是蒋中正异于昔日北洋军阀的所在,蒋中正高于北洋军阀的也在于此.但是招牌上的党要怎样才能形成呢?自然是以他个人为中心,慢慢创造了.”千万不要以为陈公博是站在共产党立场在说话.他早在”三.二O”事件之前就不是共产党了,他跟定了汪精卫是汪的人了,他这是替汪在讲话,不过主观为自己客观帮了别人罢了.又有人批蒋道:”盖自去岁三月二十日武力蹂躏党权,政权以后.不但总理之联俄及容共政策被其破坏,即本党军队中之党代表制与政府制度亦完全破坏,开个人独才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使总理改组本党之精神及同志两年来之努力悉付东流.
大会不但从理论上批了蒋,而是从组织手段上限制了蒋的权力.新的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只有主席团,无形中取消了蒋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又规定总政治部直接受命于军委会,不归总司令领导.着样全军的政治工作,蒋也无权干涉.蒋这下可成小媳妇了.那么遭受此种打击后蒋的反应是什么呢.-- --自杀.蒋最初的反应就是绝望的自杀.他的老婆陈洁如回忆说会议的决议内容是汉口政府代表何香凝传达给蒋的,还给蒋看了一些文件.蒋问道:”你是说,我所有的职务均被褫夺,但除了总司令一职.”何答道:”是的,但是即使这个总司令职务,将来你的权柄也将大为削弱.汉口政府所通过的几项决议之一,就是总司令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动员命令必需先经军事委员会半数通过,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始能交到总司令手中,此时总司令方可发布该项命令.文件在此.”蒋看完文件,失魂落魄的站起来,说道:那么,汉口政府以为可以不要我了,笑话”.陈说她这时感觉到:”他看的出他已大难临头,他看出他地位,前途,名誉在迅速的滑落,离他而去.原本他还以为国家如果没有他,决对搞不下去.他是继承孙先生衣钵之人.本党本国需要靠他领导.而如今呢? 他就如一只旧鞋子一样,横遭抛弃.一切都完了,他走向我们的卧室,我感觉到他万念俱毁,绝望透顶.如我刚才所虑,他进去找他那支手抢,但它却不在平常放置的地方.他像一个梦游人似的,将抽屉一个个拉开,又搜查衣柜,仍找不到那支枪.”结果蒋大吵大闹砸桌子摔板凳.这时何香凝上去拉住蒋的一支胳膊,大声训斥道:”不要像个崇坏的孩子,只有耐心和容忍才能使你转败为胜.这里不是你的家!你怎么可以损坏别人的财产?不要失去理性.”蒋始终没有找到手枪.也就没了下文. 蒋的这种行为不具备大智大勇的领袖素质。
不但如此,武汉国民政府要人(此时应为,汪精卫,鲍罗廷,邓演达,徐歉,谭延闿)密议了一个必要时逮捕蒋介石迫其就范的计划,由谭延开写出命领交给程潜去执行.命令是写在一块布条上,让林伯渠交程潜执行,林当时是程潜的军党代表.林伯渠为谨慎起见,学三国时的董国舅将命令缝进衣服里.此命令由林伯渠交给程执行,程看完后即将命令烧掉拒绝执行.而想作为武汉政府于蒋介石之间的调解人.奔波两处,但是不的要领。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达到空前的第步,喊出口号:一切权力归农会.他们斗地主,杀土豪,分田地.工人也组织了工会,反复的举行罢工,几个月内罢工就有一百多次.这样下去行政管理完全瘫涣.这样就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而且工人也没有工资可发.南昌的工人因为罢工其间帮过北伐军,所以工会曾找蒋介石要过工资,结果蒋当然是不给了.到底怎么样认识和对待工农运动?这样就带来了党内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完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所以有这种说法: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文化大革命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然有了权才能推行自己的路线,所以路线斗争有时表征为争权的斗争也就不奇怪了。
两条路线的斗争又发展成武斗,蒋及其与他路线相同的人,在他的默许下也组工会,甚至有些军官脱掉军装,领着新工会砸老工会,还打死了人.过去我们经常看到书中记载蒋介石指使暴徒砸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等等.会觉的很奇怪,蒋介石本身是国民党的头,为什么要砸自己的党部,对谁不喜欢撤掉就行了,干麻非要采取这种流氓手段?回到历史当时才知道,国民党的党部都是有共产党员及一些国民党左派操纵的.共产党员的工作能力都非常强.蒋当年在黄埔军校训斥贺衷寒等人时就说:十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也不抵一个共产党员.当然这是气话,但也反应一些实际.他就曾拉住蒋先云不肯放手.他曾对程潜说:国民党是个空架子.迄今为止国民党的工作不是国民党员在做,而是共产党员在做.
反共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要反.反共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买办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知识份子阶层,军队里的士官阶层,都是反共的土壤.前面三个阶层不用说你也明白,他们都是革命的对像,革命就是要造的他们的反,杀的他们的头.他们必然是反革命的.知识阶层及一些有地位的绅士,他们反的是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他们同样痛恨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承认社会需要改造,但是他们不认同共产党的信仰.他们担心共产党的理论会损害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这一点与太平天国当年遇到的情况有些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