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清战争3

 战争导火索：

由于甲午年的战争，深深的影响了清国，也从此让清国走“背”字，国运日衰。因此“甲午战争”这四个字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而实际大家所熟知的之是海战部分，对战争全貌并不了解）。但是知道它起因的人并不多。当然，就广义而言，前面所有的这一大节都是中日战争的起因，但是真正点燃导火索的事件，就是下面我们所要讲到的。

 

大势上说，列强对朝鲜的影响加剧，主要体现在贸易活动增多，贸易量加大。俄罗斯与英国是一对死对头。在朝鲜这个舞台上，俄罗斯与大清国较为接近，而英国则站在日本的立场上。

 

日本需要朝鲜的大米，药材等产品贸易，极为迫切，日本住在朝鲜的侨民到“甲午战争”时已经达8000余人。1886年时，大清国和日本对朝鲜的贸易比例是83：:17，但到“甲午战争”时，这个数字变成55:45. 可见日本对朝鲜的贸易增长之快。清日之间的矛盾加剧。

 

再加上，“甲午战争”前的几次较量都以大清的胜利为结果，朝鲜的政局一直受大清操控，具体的说是受袁世凯控制。日本早就憋着一肚子气。只是还没有到临界点。金玉钧的死，使日本的对抗情绪达到了临界点。而“东学党”则点燃了导火索。

 

金玉均被刺事件

 

  前文书我们说到金玉均跟随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逃到日本。朝鲜的闵氏集团没有放过金玉均，多次派杀手赴日本行刺都有于日本的保护没有得手。随着日本政府与朝鲜政府关系的改善，开始冷落金玉均。将金玉均软禁在小笠原群岛，及北海道等地（一说，是为了保护他，不被刺客暗杀）。金玉均在日期间，广泛结交社会名流，在日本颇有人望。后期他甚至与李鸿章的儿子李径方（有一段时间出任驻日公使）过从颇多。十年等待，十年的失望之后，他开始怀疑以自己一己之力，能否撬动朝鲜政局。而日本又不可期。由于与李径方的关系，转而寄希望于中国，希望与李鸿章搭上联系。

  

而与此同时，朝鲜王室派去的刺客李逸稚也一再日本观察了多年了，由于日本人较为同情和支持金玉均，李逸稚一直无法下手。为了能更好的接近金玉均，李逸稚物色了一个从法国留学回到日本的洪钟宇（说：回到日本，是应为洪钟宇在去法国之前，就已在日本居住多年，而且是从日本去的法国）。李逸稚向洪钟宇和盘托出了自己在日本的任务，并以“忠义”激励洪。洪钟宇慨然领受任务，决心要为朝鲜王室除去叛逆。从此，洪钟宇潜心接近金玉均，博得金玉均的好感，加上洪多年不在朝鲜的经历，取得金的信任，两人结为好友。

 

   为方便下手，他们决定将金玉均诱致中国杀掉，这样少一些羁绊。1894年初，金玉均终于决定赴中国见李鸿章。时任驻日公使的汪凤藻为他安排了大清国驻日使馆的日语翻译吴升为他此行在中文翻译。

 

   3月27日，金玉均、洪钟宇、吴升及金玉均的仆人北原延次乘船抵达上海，住进美国租界一家日本人开的旅社。次日下午，洪钟宇携枪进入金玉均的住房，见金玉均正半躺在藤榻上看书，洪钟宇抽枪向金玉均连开两枪，金玉均夺路向屋外跑去，洪钟宇追出去，在走廊上又开一枪再次击中金玉均，金玉均倒地而亡。旅店里客人惊乱一团，洪钟宇乘乱逃走。

 

   第二天，洪钟宇被捕，由于涉案两人都是朝鲜国籍，租界警察署将金玉均的尸体和嫌疑人洪钟宇移交给了上海县。

  

上海知县审问洪钟宇为什么刺杀金玉均，洪言称：金玉均背叛王室，祸乱朝鲜，大逆不道。人人可获而杀之，刺杀是奉王命行事。

 

听闻此说，黄知县一时不能判决。黄知县对日文翻译速水说：“果系朝王饬洪行刺，则洪非但无罪，且更有功。但为何事先不照会呢？今搜洪身，并无朝王令旨。若依仇杀而论，应拟抵罪，似须着保，以待讯供。至于金之尸体，今日赶紧棺殓，暂停七日，然后附船载回。”

 

速水将黄知县的判词翻译给金玉均的仆人北原延次，北原说：“后日黎明，日本邮船‘西京丸’开船，可载主人尸体回国。”黄知县回说：“不可，务须停留七日。”

 

次日清国方面将金玉均上海遇刺的事件，电告驻朝商务总理袁世凯。当夜，江海关道署接到袁世凯回电称：“金玉均系朝鲜叛臣，脱逃已久。洪钟宇系官员。此案理应解归朝鲜定夺。”

朝鲜王室闻报后，急命其驻天津督办徐相乔谒见李鸿章，要求将洪钟宇送回国内处理，并将金玉均的尸体解回朝鲜。李鸿章接受朝鲜的请求。

 

4月上旬，洪钟宇以及金玉均的尸体，由大清国安排船只送回朝鲜。

 

尸体到朝鲜后，朝鲜政府宣布，以谋反大逆不道罪判处金玉均死刑，并在尸身上追加凌迟。头颅被切下，掉在一个有三根木棍支成的架子下方（看上去很简陋），架子上搭了一个大条幅，上书“大逆不道玉均”。显得不伦不类，犯人名那只有写名不带姓的？

 

手脚也被剁下，分送金玉均生前活动过的地方示众。

 

此事件被日本报纸报道后，在日本民众及社会名流间引起极大的反弹。社会舆论开了锅一样，一面倒的指责朝鲜政府和清国政府。民意由愤恨转为“征韩论”、 “征清论”。

 

议：最听不惯的就是政府的宣传，什么“要把普通民众与政府区别开来”。实际上，从来民意都影响政府的政策导向。

 

   日本名仕，“脱亚论”的创造者福泽谕吉称金玉均被凌迟是“日本人的感情所完全不能谅解的”。

 

   日本的“金氏友人会”于当年5月在东京青山公园为金玉均筑起了衣冠冢。举行了盛大葬礼仪式。该墓至今还在。韩国政府每年支付管理费。

 

  日本右翼团体“玄洋社”成员野半介直接到外务省面见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对陆奥说：“清国对金玉均的处置，实为日本之一大耻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政府应对清国宣战。”陆奥还算理智，他答复说：“若为他国一亡命客之死而宣战，绝不可能。”

 

玄洋社简介：

日本民间的右翼团体，鼓吹效忠天皇，主张对外扩张，是军国主义思想鼓吹者。成立于1881年，地点在九州福冈市。创始人头山满，社长平冈浩太郎。

“玄洋社”发行《福陵新报》，后改《九州日报》，以鼓吹爱日本，保护人民的权利为宗旨。标榜民权主义和国粹主义，1886年“长崎事件”以后，提出国权主义，宣称“破支那，胜俄国，吞并朝鲜”是其国权主义的目标。

该组织同日本的军方的关系密切，参预密谋和策划侵略中国、朝鲜、分裂中国东北和蒙古的各项活动。派大批浪人和间谍到中国刺探情报，大搞颠覆活动。1884年在上海开办东洋学馆，培养侵华谍报人员。1887年在上海开办制靴厂，为在中国活动的社员提供活动经费。1893年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川上操六策划成立了浪人组织“天佑侠”，到朝鲜搞阴谋活动，在东学党起始造反的事件中有所表现。

 

“玄洋社”这种上串下跳的角色，决定了他在以后几十年间，为朝鲜、中国的动乱煽风点火，阴谋暴乱，事事不拉。是一极具破坏性，反动性（对中朝人民而言）的社团组织。

 

 

甲午战争

 

  沉重的写下这四个字，它意味着血，它意味着火，它意味着人命的损失，它意味着国运的衰落。它是屈辱的代名词，它也是新生命的涅槃。清国因此衰落，国人也因此激愤而昂扬。新中国萌芽

 

还是那句话：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而腐朽的大清朝廷偏偏就是“不察”。当时正值新技术，新工艺日新月异的时代，新的造舰技术、新的发动机技术、新的舰炮技术每年都不一样。而大清朝廷则认为，北洋水师已经够先进够强大了。不需要在购置新舰、新炮。从北洋水师1886年成军至1894年，八年时间，北洋水师未置一舰，未增一炮。反观日本海军在这几年里则是猛增装备，购置了速度更快的军舰，舰炮也换成了速射炮。

 

比如在甲午海战中出尽风头的“吉野”舰，原本是李鸿章向英国订购的军舰，但由于清廷对战争的意识不强，放弃购买，被日本买去。“吉野”不但航速高，是中方同类型舰的两倍，而且“吉野”舰安装的是近几年兴起的速射炮，射速是北洋水师同类舰炮的五倍。

 

对于中日海军实力的此消彼长，丁汝昌、刘步蟾等一线将领看到很清楚，他们也将此观点不断地传递给了李鸿章，所以李鸿章也有这种认识，但是清廷的权臣们看不到这一点，陶醉于自诩的“船坚炮巨”，看不到日本的进步，看不到战争的临近。

 

1893年，朝鲜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东学党的带领下发生，史称“东学党暴动”。

 

说到“暴乱”、“造反”或“起义”这类大的社会动乱事件，就不能不说道经济。社会巨变的推动力，表面上看，似是暴力运动的结果，实则深层的原因都是经济的原因。或者叫做“钱因后果”。

 

眼前的东学党暴动，和后来点燃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护路运动都是最好的例子。百姓因“钱”而动，利也；人杰乘“乱”而动，势也。

 

当时的西方列强正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国家体制也转变为以资本为主的体制，列强对外侵略的手段也从一开始的野蛮抢夺和杀戮，转变为经济进入。大量的工业品进入农业为主的国家，破坏了这些国家原有的经济体系，朝鲜正处在这种状态之下。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是慢慢的，悄无声息的正在影响着朝鲜。而得地利之便的日本，则是大举的带有强迫性的改变着朝鲜。1885年至1890年间，朝日贸易额占朝鲜对外贸易的80%.日本在朝鲜倾销工业化带来的廉价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由于工业品与农产品存在巨大的价格差距，日本商人手中有钱，进而大量收购朝鲜的大米、大豆、棉花等农产品，转销日本从中谋谋取暴利。造成市场上大米价格飞涨，一般百姓很难吃到大米。如此一来，由于日本资本的大量进入，造成朝鲜经济畸形，很大程度上经济要依赖日本。朝鲜的金融业，海运业、渔业，都落入日本人手中；工业品的倾销使得朝鲜小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加剧了社会动荡。真正是民不聊生。

 

各地百姓抗租、抗税的群众性事件此起彼伏，络绎不绝。

 

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发生了全罗道古阜郡闹“洑”事件。东学党乘势而动，掀起了影响朝鲜、日本、大清三国的东学党暴动，点燃了日清战争的导火索。

 

  所谓“东学党”是指在朝鲜流行着一种宗教，也叫东学道，是将儒、释、道混合一体的一个学派。成立与1860年，创始人叫：崔济愚。此人崇尚儒学，亲近中国，但是，他不是埋头做学问，而是宣传百姓，以：“斥倭斥洋”，“惩办贪官污吏”为口号，鼓动百姓（从这点上说，已经偏离了学派的性质），多次引发群众性骚乱事件。朝鲜政府把他作为“邪教”教首，于1864年将其逮捕斩首。教首死了，但是影响未灭。

 

  1893年4月，上万名东学党徒在忠清道举行大规模集会，打出“斥倭洋倡议”大旗，反日色彩十分明显。但还不足以形成与政府的武力对抗。

 

知识分子的诉求只有跟劳动者的诉求相结合，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东学党暴动是如此，大清国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不久机会就来了，1893年12月，万石洑水税事件爆发，引发大规模群众性动乱，东学党趁机而动，利用普通百姓对抗政府的情绪，因势利导，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东学党暴动。

 

“洑”是朝鲜对一种水利设施，用于浇灌农田。一般大的“洑”由政府兴建，百姓用水，要交水税。全罗道古阜郡原先有一个大洑，叫：万石洑，由于洑的水税不上缴国库，当地官员和当地政府都把他当做一条来钱的渠道。因此有些想捞钱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就想方设法在洑上增加收入。

 

1892年，古阜郡守赵秉甲征召数万民夫，在旧洑的基础上修建了新洑——八旺洑。完工后，当地政府借此增加了水税。百姓不服，积怨成愤，1994年2月，当地群众集体到全罗道道衙向观察使金文铉申述，双方谈不拢，政府开始逮捕上访群众，引发大规模骚乱。东学党首领金琫准、崔景善、金道三、郑益瑞等人带领下，攻击古阜郡郡府衙门。赵秉甲翻墙逃跑，暴乱群众，砸开仓库，抢夺粮食，钱财。动乱持续了十天。

 

事件结束后，朝鲜政府派来的新官员，不能妥善处理善后问题，一味的使用高压手段，百姓在惶恐中酝酿新的暴动。

 

1894年4月，东学党金琫准等人，利用百姓的情绪，有组织，有纲领的再次鼓动百姓造反。占领白山，召开白山大会，提出四条纲领：

 

“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

 

这就从一般性群众事件，转变为有政治色彩的革命运动（这里“革命”二字是以周武王伐纣的古义来用的）。朝鲜各地纷纷响应，队伍很快从几万人裹胁到十几万人，占领了全国五分之三的面积。发展成朝鲜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动。

 

朝鲜王朝的军力很弱，只派出了800人多军队前去镇压，等这支部队赶到地方，就只剩下400余人，其他人都开了小差跑了。所以不用说，所谓的镇压是毫无效果的。

 

朝鲜的动乱，理所当然的被大清关注。最忙的因该是袁世凯，他一方面要观察并侧面参与朝鲜王室的政议；一方面要向李鸿章汇报；一方面还要了解日本的态度。在这件事上，他成了联系三方的枢纽人物。

 

 

 

眼看政府军腐败无能，造反军高歌猛进，朝鲜王室在要不要请清国出兵胁剿的事上争论不休。国王李熙对请大清出兵无异议，但是担心，日本也借此理由出兵朝鲜，到时就会生乱，思来想去一时无有定论。

 

评：

 事实证明，李王的顾虑是对的。

 

五月三十一日，全州被造反军攻陷，消息传来，朝京为之震动。请大清出兵的朝议占据了上风，李王熙急派闵泳骏去见袁世凯，看看袁世凯的态度，闵泳骏说：“方今全州失守，以若朝鲜之兵，难以抵乱敌。且人才难得其人。望大人特念。”

 

袁世凯答道；“朝鲜有危，吾岂不悉心护之乎?若有难处之端，吾当担当矣。”闵泳骏闻言大喜，即将袁世凯的态度回报李熙。

 

六月一日，李熙召集众臣会议讨论借兵问题。朝鲜国王李熙与大臣有一段对话如下：

 

闵泳骏、赵秉稷禀说：“都城二十里内，贼犯之前，各国兵不得下陆，公法所载。今日清兵请来，其他外兵不得挥入。”

 

朝王李熙说：“若日本称邻谊，出兵来助，以何对之?”

 

闵泳骏答道：“此亦袁世凯必有涂抹之策，不必烦圣虑。”

 

朝王问，“日前袁氏之言，不无俄兵见机称助之意，此则何以答之乎?”

 

闵泳骏答：“自有所答之道。”

 

在闵泳骏的推动下，朝王李熙决定请大清出兵进剿，遂对诸大臣道：“此论固好矣。来头事未可料，诸大臣之论亦宜请援云。清馆照会促送可也。”

 

这样，请求中国出兵平叛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评：

      李熙一句：“来头事未可料”道尽对未来局势发展的担忧。思虑之深，不可不叹！

 

在眼看造反军席卷全朝鲜，朝鲜王朝自身无力清剿的情况下，日本人对大清派不派兵入朝极为关注，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密电衫村濬：密切注意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切实了解朝王是否已向中国请求兵援。

 

六月一号，衫村骏知道朝鲜请兵的决定，马上想知道中国态度如何。于是，急遣书记生郑永邦以“询匪情”的名义拜访袁世凯，拐弯抹角的试探袁世凯对出兵朝鲜的态度。

 

郑问：“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

 

袁答；“韩廷亦有此请，我政府冀其习战自强，尚未核准。。

 

袁问；“乙酉约我如派兵，应由何处知照?”

 

郑答，“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

 

  言语中有鼓励大清出兵的意思，但袁世凯因为还没见到朝鲜国的正式文书，所以当时也不便多言。

 

   但是，郑永邦的“我政府必无它意”，有点麻痹袁世凯的意图。   

 

 

杉村濬不放心，六月二日和六月三日晨，衫村濬连着两天，亲自往访袁世凯，再探朝鲜请大清出兵之详情。

 

杉村濬问，“盼华速代戡，允否?”

 

袁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故未之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杉村濬问：“倘请迟，匪至全州，汉城其危。拟先调兵来防护，华何办法?”

 

袁答：“或调兵护，或徙商民赴仁川，待匪近再定。”

 

杉村濬：“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倘久不平，殊可虑。”

 

谈话中，衫村濬故意试探袁世凯说：“贵国出兵，那我国也不能不出兵，实在令人为难啊?！”

 

袁世凯闻言大惊，急忙说道：“为何贵国要出兵？”

 

  衫村濬答道：“为了保护我公使馆和在朝侨民。”

 

  袁世凯道：“我国出兵是为了戡定叛乱，丝毫不会危及贵国人民的安全，贵国无需出兵。”

 

 

杉村濬所说；“拟先调兵来防护，华何办法？”（这句话翻成现代语，就是说：清国有没有办法，先调兵来保护商民和使馆？），这又是试探袁世凯的态度。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看，袁世凯是以无心对有心，并未参透日本人的诡计。

 

评：

  但我并不同意，“甲午之战是因为袁世凯上了日本人的当”的说法，这种说法主要是指，袁世凯电请李鸿章出兵剿叛，给日本造成了出兵的口实。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是因为，

（1）朝鲜国有正式文书求兵，作为朝鲜的宗主国，不可能置之不理。

（2）得知日本出兵后，清廷也不是没有清醒的朝议，不少人，包括光绪帝都指示李鸿章，厚积兵力，压迫日本，使日本不敢妄为。只因李鸿章老暮愚昧，犹豫不决，六神不定，一再贻误军机，才使日本不惜一逞。

（3）日本是只恶狼，早晚是要吃人的，至于吃人的借口，只要想找，总是会找到的。引发甲午战争的责任无论如何不能归在袁世凯头上。

（4）清议一般把李鸿章的犹豫、懦弱归结为李鸿章对大清军队战斗力不强的了解。所以不敢惹日本。此话诧异！正因为因战力弱，你就更应该厚积兵力，以量胜。迫使日本不敢动兵，才是上策。不是一味的避战，示弱。更何况将领的决心也是战斗力的一部分。不有那句话么：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应该说袁世凯（包括李鸿章）与日本人之间的出发点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日本的目标是以中国为敌，击垮中国，吞并朝鲜。日本的志士们一直在等待机会。这一点，袁世凯、李鸿章都未料到，他们都认为日本人还没这个能力，因而日本也就不敢实施这种阴谋。事实证明他们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和能力。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国内对朝鲜的东学党暴动是什么反应。当东学党暴动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各家报纸争相登载，各种评论纷纷出笼。扩张主义者更是认为机会难得，正是出兵的好机会。以各种形式呼吁政府出兵朝鲜。报纸起来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名流还在报上发文，作诗宣称：“宜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还有的认为，朝鲜当亡。诗称：“五百年而李氏亡，果然劫运应红羊（第二年是羊年）”。不能不说，东学党极端的反日色彩，也使日本国内群情激奋，这也难怪。

 

政府层面，伊藤博文领导的日本内阁，正面临政治危机，日本国会内不少人批评伊藤内阁对大清过于软弱，正在试图推翻伊藤内阁。日本军方更是态度强硬，认为“甲申事变”是日本之耻。日本一定要找回面子。伊藤内阁正在危机之中。朝鲜事变是转移国内矛盾再好不过的机会。

 

六月二号，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拿着衫村濬清国有意出兵朝鲜的急电，参加伊藤博文官邸举行的内阁会议。将电报将给伊藤看，伊藤看完后，又交给内阁成员传看。并迅速决定请参谋总长栖川炽仁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来开会，就出兵朝鲜问题做出秘密决议。随后伊藤携带秘密决议入宫觐见日皇，并获得日皇的首肯。出兵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六月三号，朝鲜政府正式请大清出兵的公文送到袁世凯处。袁世凯随即禀告李鸿章，朝鲜国王已发正式文书，请求大清出兵剿叛，并断言日本为保卫使馆，出兵不过百人而已。

 

六月三号晚，袁世凯通知日本代理公使衫村濬，朝鲜邀请清国出兵的正式公文已到。衫村濬立刻急电东京报告此事。日本政府闻风而动。6月5号即组成大本营，进入战时体制。决定派一个混成旅团前往朝鲜，同时下令驻广岛的第五师团扩军备战。外务省下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速回朝鲜，掌握事态发展。由于事出紧急，大鸟圭介只带了三百水兵，二十名警察做护卫。对外只说有二十名警察随行。

 

 

评：

   有人因此议论说，李鸿章是相信了袁世凯说的日本仅会派百名士兵保卫使馆而已。才决定出兵的，此议太过浅薄，不足为论。

  李鸿章岂可能仅凭袁世凯一人之词？！他自有他自己很多消息渠道，以及几十年来与日交往的认识。他自认为，伊藤博文和他是老朋友，不会相欺。

 

李鸿章立即将袁世凯的电报转报总署衙门，同时筹划调兵。总署衙门将李鸿章的电报转奏皇上，光绪帝降脂：

“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奏已悉。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重，中朝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必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稍涉疏虞。派出兵练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办？如须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

 

6月6号下午，大清第一批部队八百余人，由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自塘沽等船开往朝鲜，8号抵达朝鲜牙山，驻防牙山县。第二批一千余人，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分乘两船八号下午开船10号抵达牙山；清军进驻牙山总兵力两千余人。

 

与朝鲜政府增兵相反的是，暴乱的东学党农民军的气焰开始跌落，有收敛之势。

 

六月六号，李鸿章密电驻日公使汪凤藻，向日本通报，清国出兵的事。李鸿章的电报被日本截获。其实，1886年的长崎事件中，日本人捡到一个小本子，是北洋水兵丢的密电码。从此以后，清国政府给驻日公使的电报，都在日本人掌握之中。

 

六月七号，大清驻日公使汪风藻发照会知会日本清国出兵的决定，照会说：“此番清国派兵援助朝鲜乃我朝保护属邦之旧例，清国政府依据1885年《天津条约》中第三条规定，特知会日本政府。”

 

当日，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持外务省复照来见李鸿章，日本照会明确的说：“承知贵国出兵朝鲜，但日本历来不承认朝鲜是清国属国。日本政府应对朝鲜之乱，保护本邦在朝居民安全，也准备向朝鲜派出若干军队。”

 

荒川已次对李鸿章说；“韩事多警，日本已派兵往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李鸿章对荒川说：“汉城，仁、釜各口现俱安静，中国派兵专剿内地土匪，并不至涉及通商务口岸。汝国似不必派兵，致人惊疑。”又说，“如已派保护官商，断不可多，且非韩请派，断不可入内地，致华日兵相遇生衅。”

 

 

九日，清国总理衙门以同样的理由复照驳日本的照会。但日本军方开战之心已定，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军队已然操纵政府，日本内阁、外务省、军方已达成开战共识。

 

事情要做，话还要说出道理，十二日本照会大清国总理衙门，声称：“此次我国派兵朝鲜，是凭《济物浦条约》而为之，遵照《天津条约》办理在案。其应几多调派，我政府不得不自行定夺。其应如何行动，非所掣肘。”。大清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当时，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松岛、千代田、八重山、大和、筑紫、赤城六舰泊于仁川，而清国仅有，济远、杨威、平远三舰，日军又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开战端倪已现。

 

  日本的激烈增兵行动，震惊了李鸿章（这就是我上文说的，双方的决心和手段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日本是要跟中国开战，而李鸿章等，压根没有和日本开战的准备。），李鸿章赶紧让袁世凯谋求退兵之策。袁世凯更着急，生怕引发战事，而自己先前预计日本不会出兵的说法，成为朝廷日后问罪的依据。因此，急匆匆会见大鸟圭介，恰好这时（6月10号），传来农民军与朝鲜政府全州达成和平协议，史称《全州和议》。协议共十二条，农民军承诺，在《和议》签署后，农民军自行解散，回家乡各做各业。但请注意，《和议》第十条是真对日本人的，条约规定“严惩私通日本者”。不能不说，是与日本结仇。

 

  既然有了和议这个局面，袁世凯就好开口说话了。6月15日，袁世凯与大鸟圭介达成“即时同时撤兵”的共识，并起草了文书，准备签字。衫村濬提醒大鸟圭介，撤兵条约应先报政府知道。退兵协议就这样被搁置下来。

 

  而在同一天，伊藤领导的内阁会议作出两个决议，（1）日清双方共同参镇压行动；（2）平息乱党后，两国各派代表若干人参与朝鲜的内部改革。

 

  十七日，日本以照会的形式送达清国政府，清国政府理所当然的拒绝了日本的这两项要求。清国政府复电驳斥了日本的无理要求，电文中说：朝鲜内政 “止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驳的有理有据，但挡不住日本人脸皮厚。

 

 

 

  对于这种大局面，无论是前线将士、驻日公使、还是总署大臣及光绪皇帝，都认为，要避免战争，就要厚积兵力，压制日军，是其不敢开战。但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看下面汪凤藻与李鸿章的电报讨论。

  

   六月十七号，汪凤藻致电李鸿章谈到日本的局势，同时建议说：“察倭颇以我急欲撤兵为怯，狡谋愈逞，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候余孽尽平，再与商撤，可望就范．”

 

李的复电是：“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殊不知，示以必战，才可止战）

 

十八日，袁世凯也致电李鸿章说：“日廷意在胁韩，大鸟不能自主，难与舌争。似应先调南北洋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

 

加强战备，以力示人，才可以在外交上占上风。不可单靠口头上的交涉。这么浅显的道理，难道李鸿章不懂？！还是不为？！

 

李鸿章是这样向总理衙门解释的，李鸿章电文说：

 

“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

 

 

回国头来，再看一下，平乱的事。根据朝鲜农军势渐衰弱的形势，清军并未寻农民军作战，而只是六月中旬，由先锋聂士成派百余人的小队持告示前往全州张贴，晓谕众人缴械回家种地，则相安无事。不停劝阻，抗法不遵，则杀伐相随。

 

 

为剀切晓谕事：

窃照朝鲜全罗道属地方党匪作乱，占据省会，杀伤军民，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 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征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或一念差失，或 为所胁从，岂尽甘心从贼？据膺大戮，殊堪怜悯。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能 将首恶擒献，必加重赏。若仍执迷不悟，敢行抗拒，悉杀无赦。为此出示晓谕。本统领纪律严明，令出法 随，勿谓言之不早也。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告示一出，农军行踪难觅。聂士成去全州查看，但见城关房屋损坏九百余间，民不聊生。遂贴出告示，安抚百姓回家置业，清军给每个人发放两块大洋。至于暴乱之首领，聂士成也未作深究。（暴乱队伍并未完全解散，只是变小，居于别州，不在造声势而已）

 

   公事顺遂，聂士成心情大好，免不了游山观景，当地朝鲜官员又送上歌舞，再喝点酒，诗兴大发。于是乎作诗一首。

 

诗曰：

         万松苍翠拥层城，为靖狼烟此驻兵

冠剑偶登江上阁，樽酹多感使君情

 

座中歌舞怜红粉，槛外云山接王京

极目海天增气象，旌旗簇簇汉家营。

 

   平乱的事情告一段落，可是这一段日本不断增兵的警讯也是接种而至。成了聂士成、叶志超等将领日常议论的话题。到七月份，日军入朝军队已达一万有余，而且大军盘踞仁川，大鸟圭介带四百余日军进住王城，控制了国王，并与大院君私下取得联系，日军不但在地里上，而且在政治上居于优势，远不是清军一个没有城墙的牙山县可比。这种屈居劣势，又不战不走的局面，让聂士成很忧虑。七月十二号，他致电李鸿章陈述己见：

 

电曰：

 

“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

 

聂士成这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但是李鸿章此时还没有意识到日本人敢开战。当朝王李熙迭次派员质询、阻止日军登陆不听后，将自己的担心告诉袁世凯。袁世凯电禀李鸿章，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

 

六月二十二号，日本政府指示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再次照会清政府，提出如果清国不答应日本要求，日本断然不会撤去在朝军队。史称：第一次绝交书。

 

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仍不积极部署，反倒是他的部下，都认为此时只有示日以强，方能遏制日本人的野心。六月二十九日，丁汝昌致电李鸿章表决心，丁电文中说：“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拚战，决一雌雄。”

 

朝鲜国王李熙，眼看局势越来也乱，日本人要武力干政，其狼子野心，暴露无遗；而大清示弱，苦不可依。李熙心乱如麻，悔恨不已。六月三十号，发布《罪己诏》。把一切责任自己承担，希望能平息事态，两国撤兵。

 

 

而李鸿章却认为：“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　可见李鸿章不但没有必战的决心，也无应战的准备。

 

事情发展到这时，李鸿章也已看出日本的野心(再看不出来就是傻子了)。但又不敢言战，而是乞求列强干预。俄国对于日本抢夺朝鲜地盘的行为早已不满，借此机会于六月三十号，向日本发出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日本“接受清日两国同时撤兵的方案，否则日本将负有重大责任。”此言一出着实把日本吓出一身冷汗。但也仅仅是一身冷汗，再无下文，虎头蛇尾。英国和俄国是仇人，暗中支持日本，但也不愿得罪清国，所以表面上搞对等外交。美国无暇东顾，法国正在越南发力，也无暇东顾。就剩下日本一家在演出了。

 

 

七月一日光绪帝传谕李鸿章备战。但是，李鸿章认为日本决不会在列强环视下先开战，仍不积极进行部署．

 

七月初，叶志超看出局势危险，就建议移军水原，占据有利地势，以备不虞，李鸿章让他原地等待。袁世凯也曾提出：“不妨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变态。”。所有这些建议，李鸿章都以不变应万变，仅是指令丁汝昌添调数舰“聊助声势”而已。

 

总体来说，自六月以来，清国为促日本撤军，与日本频繁交涉，但是处于关键地位的李鸿章一直举棋不定。相反的，日本由于目标明确，信心坚定，所以一直增兵不止，到七月中旬，抵达朝鲜的日军已达一万余人。对清军有压倒性优势。

 

至此，日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兵力足堪一战。于是，七月十四日，小村寿太郎向清国总理衙门递交了新的照会。照会称：

 

“查朝鲜屡有变乱之事，从其内治纷乱而来。我政府因念今俾该国能更正内治，绝变乱于未萌，莫善于两国戮力同心者，缘两国之与该国所有关系原常吃紧也。乃将此意提出清国政府，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史称以上电文为：“第二次绝交书”（陆奥宗光的回忆录语），该照会等于关闭了清日商谈的大门，类似于最后通牒。李鸿章的一切努力到此彻底落空。

　

鉴于日本人的蛮横态度，在收到照会的当天，光绪迭传谕旨指导朝鲜军务，如说：“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又要求李鸿章“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再指示“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而“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

 

十六日,又传旨“胡廷一意主战”,著李鸿章“将布置进兵—切事宜迅筹复奏”.是日，李鸿章奏曰：“查汉城，仁川附近一带，倭兵水陆分布严密，历来中国进兵朝鲜皆由平壤北路进发。现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千人进平壤，宋庆所部提督马玉崑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均雇商局轮船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节节前进，相机妥办。所需军火、器械，粮饷转运各事，均尅日办齐，俾无缺误。并电商盛京将军派左宝贵统马步八营进平壤，会合各军，图援汉城．至叶志超一军，昨已电商该提督移扎平壤，厚集兵势。俟其复准，即派丁汝昌酌带海军能战之船往朝鲜海面巡获游弋，以资策应。”

 

日本国的照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大清上层战情高涨。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帝传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有关朝鲜问题的对策。大臣们一番讨论下来，翁同龢，李鸿藻主张续派军队，而庆亲王奕劻等持观望态度，因此，策无好策，议不能决。十六日，军机大臣只得实情上奏光绪帝，言及王大臣会议，没有统一意见。光绪大为光火，严词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

 

劈头盖脸挨了一顿严批的王大臣们，抱头鼠窜。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这是拿李鸿章出气。在朝廷的严令下，李鸿章才开始水陆两边增调军队援朝。

 

这时朝廷上下，主战气氛浓厚。有头脑的大臣纷纷出谋出策上奏皇上。

 

如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曰：“为今之计，与其后日添防，老师匮饷，縻有穷期，何若今日临以大兵，示以必战? 倘该夷自揣理屈，退兵守约，诚国家福．设仍相抗，即以一战，挫其凶锋。”

 

礼部右侍郎志悦亦上疏称：“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扰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衅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并指责幻想列强调停之荒唐：“全凭口舌折冲，虽俄，英各使逞辩苏张，果能化弱为强，强日人以就我范围乎？”是啊，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

 

总评：

 

   读者是否发现一个问题，中国各级官员的政议，是在讲道理里打转，李鸿章尤其如此。不懂得不破不立的道理。不懂得秩序是要用拳头来维持的。军队缺乏虎狼性格的统帅，军队就不是一支好军队。

 

 

可是李鸿章还在考虑以理服人。对陆续不断报来的日军开战在即的警讯，依然是视若罔闻。故并未认真备战。甚至于七月十八日，还在致电总理衙门说：“日兵在汉，无甚动静，二十开仗之说似是谣传。”七月二十日，还告诫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这真是掩耳盗铃了。

 

由于李鸿章坚信所谓的“万国公例”，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不肯减退”，故对于备战之事并未认真筹划，也未通过朝廷调动全国的应战意识。仅仅停留在“聊助声势”上。这就造成了北洋在打，全国人民再看。这是他人生的最大失误。

 

正如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英人赫德指出的：“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象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真是—针见血啊！

 

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个人的失败，也是大清国的失败！但也因此催生了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