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啸
以史为鉴、通达古今、活个明白
日清战争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深受外国影响的历史，其中,日本对中国的历史变迁影响最深、最大（影响很深、很大的还有俄罗斯和后来的苏联）。所以我们不得不,不惜笔墨讲述一下中日关系。中日近一百多年的纠葛，就得从日本与清国说起，所以我们把这段历史前期日本与清国之间的战争叫做“日清战争”。
日本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联系绵延千年，中间不乏战争行为。日本国的志士们一直想对外扩张，之所以日本的志士,千年以来一直有这种愿望，恐怕与日本国域狭窄有关。志士们的理想太高，志气太大。总想着治国、平天下（这个天下，不是像中国国内的士大夫们说的“天下”指的是中国境内。他们的“天下”可是实实在在指的是地球这个“天下”。）,可又自卑于日本国土狭小，人口稀少、资源匮乏。扩张就成了不二选择。要扩展，向东是茫茫大洋，自无可图；只有向西扩张。向西就是朝鲜。我们一只笔就先从日本侵朝说起。
据《新编日本王室史话》记载：公元200年，仲哀天皇病死，其妻 气长足姫尊（这也叫名字?！），又称神功皇后，不仅智慧，而且美丽，丧夫的变故没有击倒她。为了振兴国家，为了凝聚人气，不顾身怀六甲，毅然率部出征，当时征的就是朝鲜半岛。朝鲜当时分成三个国家，百济、高句丽和新罗，新罗王亲自率兵出战，打退了神功皇后。但是神功皇后，还是在朝鲜进行了一翻烧杀掳掠，抢夺了不少金银财宝，书籍、图册回国。从此后，神功皇后被作为战胜朝鲜的偶像被日本人崇拜。日本人并不以侵占别国，抢夺钱财、人口为耻辱。
时间到了19世纪中期，日本发生倒幕运动。铲除了幕府，归政于皇权。形成一统的国家。而此时的朝鲜正处在大院君摄政时代。在此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19世纪中期的朝鲜政治形势。
1863年（中国的同治二年），朝鲜国王哲宗李昪驾崩，李昪无嗣，在大王大妃赵氏的支持下李氏远亲李罡应之子李熙夺得王位。是为朝鲜第26代国王。李熙即位是年仅12岁，大王大妃赵氏效仿慈禧垂帘听政，李熙的生父李罡应被封为大院君，摄朝政。开启了大院君专制时代。
评：
朝鲜的李氏王朝由于是大清的属国的原因，国王不能称“皇帝”只能称“王”。所以，国王的正“宫”不能称“后”只能称“妃”。
大院君李罡应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感情上亲近清国，将孔孟之道、程朱之学奉为正统，效仿大清施行闭关锁国政策，极度排外、仇视西方文化，视西洋教为邪教。
1866年8月，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两帆武装商船（水手及翻译是中国人），携带大量商品，从中国芝罘（烟台）出发，到达朝鲜大同江入海口，随后溯江而上，到达朝鲜黄海道黄州，要求贸易，被当地官府拒绝。谢尔曼将军号继续溯江北上，8月22号到达平壤府，途中将追撵他们的平安道中军李玄益囚禁。在平壤府，朝鲜当地政府，谢尔曼将军号同样被禁止贸易。并因李玄益问题，双方爆发冲突。水浅船大，谢尔曼将军号掉头不易，遭到朝鲜人的围攻，朝鲜军民用装满油料、和柴草的小船制成火船，顺流而下，将谢尔曼将军号引燃，混乱中，朝鲜人救出李玄益，美国商船上的人员或被烧死，或被杀死，无一幸免。这件事引发了美国政府后来的报复。
与此同时，1866年，大院君借助朝鲜普通百姓的仇洋心理，以镇压邪教为名，大刀阔斧屠杀朝鲜籍天主教徒8000余人，处死11名法国传教士，有三名法籍传教士潜逃清国，报告了法国驻华公使。遂激怒法国政府。法国驻华公使发照会给清廷，照会写到：
本年三月，高丽国王突发一令，将法国主教二人传教士九人并本地传教士七人，其习教男女老幼无数近行杀害。如此残暴，自取灭亡。因其系属中国纳贡之邦，是以本国命将兴师，以讨有罪。……所有本国各路兵船，不日即可齐集朝鲜，暂取其国，后来再立何者为王以守此土，仍听本国谕命施行。
清廷一面安抚法国，要法国不要轻易开战，一面通报大院君预做准备。法国当然不会听清廷的建议。1866年10月，法国分别从清国的烟台和日本的横滨派出军舰共七艘，士兵1500人，汇集朝鲜汉江口，攻占江华岛（距韩国首府汉城约50理，水面相隔约一公里。）
大院君决意抵抗，派兵用木筏堵塞汉江口，防止法国舰队朔江而上，进攻汉城。朝鲜人守在山头上，占有地理优势，法国军队两次仰攻山路，为朝鲜人所败，死伤几十人。法军在汉江口，盘桓月余，看看无法取胜，加上天渐渐寒冷，立足困难，只得退兵。史称“丙寅洋扰”。
评：
大清的地位很尴尬，本是朝鲜的宗主国，本应为朝鲜仗义执言，有义务为朝鲜提供防务上的保证，可是，无能为力。攻打朝鲜的军队就是从烟台出发的，而且打了败仗，又回烟台来疗伤。大清不能有所作为，实为可悲。
抗洋期间，朝鲜国内也存在战与和的两种观点，大院君坚决主战，战后，大院君为了杜绝主和派动摇军心，特制“斥和碑”立于汉城，碑书：“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
时间到了1871年，美国派出军舰来报谢尔曼将军号之仇，继法国人之后，再占江华岛，封锁江华海峡，企图以阻断朝鲜漕粮的运输通道，来使朝鲜政府屈服。大院君不为所屈，下令在汉城的大街小巷树立“斥和碑”，并下旨说：
“此夷之所欲和者，未知何事。而以数千年礼仪之邦，岂可与犬羊相和乎？虽几年相持，必痛绝乃以。若有以和字为言者，当施卖国之律矣！”
于是，朝鲜军民同仇敌忾，坚决抵抗。美国舰队一时也不能取胜，双方时有交战，时有对峙，相持到7月，美国舰队看看不能取胜，只得撤回烟台。史称“辛未洋扰”。
在日本幕府政权倒台之前，朝鲜和日本之间保有来往约三百余年。19世纪60年代，日本爆发倒幕运动，实现“王政复古”后，日本想到通知朝鲜，以试探朝鲜的态度。明治元年（即1868年），日本新政府令对马藩藩主宗义达派人出使朝鲜递交书函。
由于日本所递交书函中有侮辱朝鲜的文字，理所当然地被朝鲜国以书函文体不合前例为由退回，两国间相互不满的情绪也日益加深。朝鲜国政府以文字的形式答复拒绝的原因如下：
- 对马镇守使书函之开头，有所谓“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平朝臣义达”云云，此为以前事例所没有。依照义达的功劳授予左近卫少将，这是日本的自由。只是外交文书中没有写入的必要。且将“平朝臣”之官职名插入姓名之前，也是违反前例。
- 书函中盖有新印，这也没有前例。用以前由朝鲜所赠之印章为好。
- “奉书朝鲜国礼曹参判公阁下”云云，“公”字违反原有习惯，写作“大人”为好。
- 书函中“皇室”字样，这也没有前例。
- “奉敕”之词也同样违例。
评议：
从朝鲜国的答复书中可以看到，日本对马镇守使的书函用词确有轻蔑、侮辱朝鲜的文字。例如：在义达之前加“平朝臣”官衔。朝鲜本不承认日本皇室，看了“平朝臣”三字已经是愤恨满腹了，所以含愤指出“皇室”、“奉敕”违例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说“公”字应改为“大人”就是调戏日本了。总而言之，两国怨恨加深。
日本派使递交书函碰壁后，又尝试过几次，但都不得国门而入。由此往后两国间龃龉不断。
朝鲜大院君对日本改变国体，亲近欧美行为深恶痛绝，1772年，朝鲜东莱、釜山两地的府官，下令将两地草梁馆（类似中国当时的会馆，比如“广东会馆”；“湖南会馆”。是日本商人及政府人员的驻地）的差官将来有侮辱日本人性质的文告张贴在墙上，文告以中文写成。其中有以下文字：
“彼虽受制于人，不耻。其变形易俗，此则不可谓日本之人。不可许其来往我竟。所使船只若非日本旧样，则亦不可许入我镜。”
此种言论是日本新政府断难接受的。“征韩论”在这种大背景下适时而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1873年，日本政府内“征韩论”甚嚣尘上，日本新政府内的领袖人物因此分成严重对立的两派。以游历欧美两年刚刚回国的木户孝允、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九保利通、山县有朋为主的大臣反对派兵征韩，而以留在国内的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江滕新平为主的大臣则主张对韩动武。
双方僵持不下，双方都向天皇提出辞呈，最后征韩派的辞呈被接受，反对派岩仓具视被受命重组内阁。退出政府后的西乡隆盛，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领导西南地区对政府不满的武士们举旗造反，最后西乡隆盛领导的军队被政府军打败，西乡隆盛自杀身亡。征韩论和西乡隆盛的叛乱给日本社会和政治造成极大影响。
其实，征韩派和反对征韩派并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只是对时机掌握有分歧而已。反对派里的大将木户孝允在1868年就向辅相岩仓具视提出过征韩说，大意是：
把朝鲜看作“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侵略进攻之基本”，而“往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时，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 。木户孝允也曾向日本政府副总裁三条实美进言说：“使朝鲜再纳入皇国版图，建立从前日本政府之地位。”
这样一个征韩论的倡导着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反对征韩了呢？
实际上，反对派并不是从骨子里反对征韩，亦或是主张和平。而是因为他们游历欧美后，看到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深感日本落后，有必要把精力集中国内建设，奋起直追，实现日本的现代化。然后出兵统霸世界。
就像我们开篇所说的，日本的领袖人物都是有扩张领土愿望的。没有成功，只能说是他们的悲哀。
早在幕府末期，长州藩志士吉田松阴（当时的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曾以开立私塾的方式培养了一些后来倒幕改革的俊杰人物，伊藤博文就是其学生之一。）就主张侵略朝鲜和清国。
吉田松阴在他的《幽室文库》中写到：
“凡英雄豪杰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事，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先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注：指英美两国）。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
读完这段话，就知道为什么近代的日本，在现代工业化刚刚开局的情况下一再兴侵略之事的原因了。
1855年当幕府分别与美俄签订友好条约，日本国内群情激愤，吉田松阴一面激愤地反对幕府,痛心国弱被欺，一面以现实的态度鼓吹说：“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与夷狄。必须严定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蓄养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半岛和清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
吉田松阴后因从事反对幕府的活动被铺，于1859年10月27日上午，被处斩刑。时年30岁。
另起一节——牡丹社事件
在我们讲述朝日关系期间，中日之间就因琉球人和台湾人的事，已经发生了大问题，所以，我们暂时搁下朝鲜，来谈谈中日之间的事情。
1871年12月，琉球国宫古岛居民上缴年贡的船队归途中遇台风，船只损坏，漂流至台湾东南部，船上一共69人，其中三人溺亡，54人被台湾土著牡丹社人杀害，有12人在当地汉民的救护下辗转到福州回国，此事件被清国称为“牡丹社事件”。日本维新政府，欲以此时为借口，染指台湾，实现其侵略扩张的野心。
注：第二年（即1872年）4月，日本小田县居民4人，也遇风暴，船只漂流岛台湾，被原住民抢夺衣物。
1873年11月，日本维新政府派遣外务卿副岛种臣以“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臣”的身分出使中国，欲与李鸿章谈判修约（注：日本要求参照中国对西方列强所订不平等条约的条款，对1871年9月签订的《大日本大清国修好条规（约）》进行修约）。随员柳原前光按照日本政府的指令，到清政府总理衙门以琉球属日本国土的姿态照会清国，试探清国态度。
照会指出：“贵国台湾之地，…….贵国所施治者仅及该岛之半，其东部土番之地，贵国全未行使政权，番人仍保持独立状态。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流至该地，遭其掠杀，故我国政府将遣使问罪。”
注：
柳原前光说的没错，台湾虽然在1683年纳入清帝国版图，但是清廷（由于国土太大，而且由于满人是陆上民族，对航海没经验）对于台湾的态度却一直犹疑不定，所以对于台湾的治理仅只限于已经开发的区域，而对于尚未开发区域则以划分界线的方式限制人民越界开垦，并未纳入有效的统治范围内。
大清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尚书毛昶熙及户部尚书董恂答复说：“生番杀害琉球人，即有所闻，但绝对没有听说杀害贵国人。……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在我。我自有处置，我恤琉人，与贵国无涉，何烦过问？”
柳原前光争辩说：琉球为日本的国土，清政府为何不惩罚杀害琉球人的番民？毛昶熙说：“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未加彻底追究。日本的虾夷，美国的红番等类也都不服王化。别的国家不也有这样的事吗？” 柳原前光说：“生番害人，贵国说不能究治，我国要自行对台湾岛民调查之后，进行处置。为对贵国表示友好邦谊，故而事先照会。”
此番交涉，毛昶熙本意是为大清开脱责任，谁知正让对方抓住了把柄——既是化外，贵国不能究治，那我们自行处置好了。
日本以琉球居民受害之说讨伐台湾生番，既有讹诈的成分，也有事实的成分。虽说琉球自明朝洪武年间就向明朝进贡，后并接受册封。但自从1609年，日本的萨摩岛津藩入侵琉球后，琉球在暗中已经沦为萨摩的附属，明里是两年一次向中国的朝廷进贡，还接受中国朝廷的册封，暗中也向萨摩岛津藩进贡，并学习使用日语，及日本货币。只是在有中国使臣来到是，将日本人藏进山中，以躲避中国朝廷的使臣，怕被中国朝廷知晓。所以说，到19世纪中期，琉球人以臣属两国达二百五十多年。被史学界称为“两属时代”。
有了前面的铺垫，1874年5月，日本政府派遣3000人的军队由西乡从道率领，从台湾的射寮（今屏东县车城乡射寮村）登陆。与牡丹社部落交战，牡丹社酋长阿实录及长子战死。其他观望的部落，惧怕日军力量，向日军靠拢。6月1号。日军派兵扫荡抗日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三个部落。7月1号，三部落投降。日军随后在龟山建立的都督府。企图长期统治台南。
大清朝廷闻听日本出兵台湾后，一面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赴台。与此同时，日本人也遇到了水土不服，士兵病死较多的问题。沈葆桢以军队为后盾与日本人交涉，在清军压力下，西乡从道同意退兵，但要求赔款。事件由刀枪相见转为在北京谈判。在李鸿章住持下，大清与日本于当年10月签订《北京专约》。专约共三条，内容是：
- “日本国此次所办，原為保民义举起见，清国不指以为不是。
- 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給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清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另有义办之据。
- 所有此事两国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清国自宜設法妥为约束，不能再受兇害。
条约签后，清廷同意以“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名义，支付日本国抚恤金10万两白银，同时支付日军在台期间“修道、建房等”40万两白银。
日军则于12月20号全部撤出台湾。
评：
该条约开启了两件事。（1）等于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地，琉球人是日本人。清廷从此失去了对琉球的宗主权。
（2）开启了赔款的先例。
事后，日本依此约，强调琉球属日本，而清廷则辩称，条约所说的“保民义举”是指小田县的那四个日人人。本人认为，可能是清廷事后意识到条约上的用词有漏洞，所以那4个人本人遮掩。否则怎么会为了这四个日本人的衣物赔偿10万两白银？！
想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琉球为冲绳县这件事。清廷也认识到了加强对离岛实施有效治理的重要性。1885年，清廷下诏在台湾建省。台湾成为当时大清国的第20个行省。
说到日本入侵台湾这件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美籍法国人李仙得。李仙得早在1866年就在厦门任美国驻厦门领事。曾处理过美国商船“罗布号商船事件”。在台湾呆过较长时间。对台湾社情十分了解。1872年，李仙得归国途经横滨市，被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聘为外务省顾问。李仙得倒也真是敬业，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扩张出谋划策，竭尽全力。仅仅围绕台湾问题，李仙得就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几十份备忘录。其中不乏殚精竭虑之作。对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外交政策有深远影响。被后代日本学者称为：日本外交的恩人。
“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李仙得极力主张对台湾用兵，并写成备忘录。从如何与清政府交涉，到日本国的长远利益，所因采取的国策，及至具体用兵措施等等可谓详尽。我们在这里摘取其要点以窥一斑。
李仙得提交给日本政府有关生蕃处置意见之备忘录
（第二备忘录）
1872年10月15日起稿
……
李仙得写到：
“据此推测，我方必须发出严词峻语，才能使谈判破裂。最重要的是我方必须明言，请求把台湾岛给予我国。其理由如下：
第一、清国政府的统治权力从来就没有触及到台湾岛的东南部，其政权的普及、政令的布示、事务的管理都没有在此地进行。根据这一事实，清国政府应当知道，现在各国的船舶在台湾东南部沿海来往不绝，恐怕迟早会有其他国家的人来此地进行管理。这样与其让西方人领有，还不如让我日本国领有。
第二、日本山居之民，其体质最适合与生蕃人交战，清国无此良兵。日本将不费时日就能占领此地。我方先以武力制服生番，再以仁爱礼仪之心对其进行教育，促使生蕃睿智渐开。
第三、此策对清国政府来说是一劳永逸之策，与其让他国领有台湾，不如让日本领有为上策，因日本的风俗大体上与之接近。
如果清政府不按日本的请求把台湾岛给予我政府的话，我方可不拘泥于请求要项，直接出兵占领岛内生蕃所在地。此地乃清政府统治没有布及的空虚之地。作为威哧之声势，在使节到达北京之前，备好兵粮武器，运兵八千至宫古岛。运兵一事可借助于东北季风，用洋式或和式帆船，即能减少费用，又能顺利完成运兵任务。另外，需在谈判结束之前，派一铁甲舰及一小型汽船在清国的南海岸及台湾附近往来巡视。
万一此一威哧没有成功，必须进入实战状态，我军队需尽快占领台湾岛西部，因为岛东部没有可碇泊的港口，我方船只没有避风之场所。占领岛西部地区，作为大本营及根据地，向东部的士兵运送粮食和武器，即便是在狂风暴雨之时，一日也能到达。这样既可以免于东部的兵士饥馑之荒，也使武器弹药不至于缺乏。占领台湾岛西部以后，（粮食和武器）用铁甲舰运送到澎湖岛（渔人岛）， 以便在取得马公（麻昆）及港口之后用于守备。同时用吃水十二英尺以下的炮舰三艘保护运兵船，将屯住在宫古岛的八千士兵中的一百人送到西贝岛，派有能力的指挥官对此地进行严守。另外，运送一千五百人到基隆、一千人到淡水。在基隆必须留一艘炮舰进行守卫。
宫古岛及台湾北部时常有大风，从宫古岛到西贝岛、基隆及淡水距离并不遥远。
到西贝岛只有一百英里，所以，如果汽船一个小时行进七英里，十四小时即可到达。
到基隆一百四十英里，大概需要二十小时到达。
到淡水一百八十英里，大概需要二十六小时到达。
所以只要找到当地的引水员，即可不必担心会有危险发生。
如能按上述配备兵力，那么在宫古岛将还有五千四五百兵。把其中的四千四百人送到澎湖岛（渔人岛）。此岛距离宫古岛三百五十英里，用汽船需要五十个小时才能到达。这主要是对前面所说的“马公（麻昆）”港进行守卫，以防止支那的袭击。
在马公（麻昆）港守备的指挥官必须清楚地注意到，此港口南部的低地上有一突入海中的岬岩，其上建有两座坚固的炮台。此地乃马公（麻昆）港的门户，其主要目的是为防止敌舰向港内射击及敌人进攻所建。（此情况将在别纸详细阐述）
马公（麻昆）港的北部有一清国人的小市场，我们可在此获得少量的蕃薯、豆类、蔬菜、鱼类、鸡蛋等食物。
澎湖岛（渔人岛）的岛民都是支那的贱民，大体上都以捕鱼为业。此地气候炎热，但对健康无害。
在马公（麻昆）港有支那的兵丁屯住，由“北福带”来指挥。不用担心，恐其看见我日本的铁甲舰就会不战而降。
四千四百名士兵到达澎湖岛（渔人岛）后，马上用汽船数艘、铁甲炮舰一艘护送其中四千兵到台湾的首府台湾府，留四百兵守卫马公（麻昆）港。
台湾府与澎湖岛（渔人岛）有九十英里的距离，所以，运兵船在日落之前出发，第二天未明即可到达台湾府。
台湾府的周围是用花岗岩砌成的三十英尺高的围墙，上面有多枚大炮，但没有炮架，不能应战。我军可在城外适宜之处建几所炮台，不需要激烈的战斗，即可轻易地使敌人降服，取得台湾府的主权。
……
…… ”。
此备忘录可谓用心之深，详尽之细，足见李仙得对日本国的衷心。
日本出兵台湾这件事，震动了大清上层，引起了大清国在全国范围内，朝廷与大臣之间的大讨论。
关于琉球：
关于琉球的归属问题。中日之间争论不休。从历史上说，琉球比较清楚的历史始自“三山”时期。琉球自北向南有三个大岛，北面的大岛叫北山，中间的叫中山，南面的就叫南山。每山都有自己的国王。明太祖朱元璋时代，自1372年始，三个国王，先后派使臣到明朝朝贡。朱元璋也曾向三山国王下过诏谕，随后三山国王的轮替都要接受明朝的册封才为正统。1392年，为帮助琉球造船，朱元璋下令将福建三十六姓善于造船的家族迁往琉球。1406年，中山王国内部发生叛乱，佐敷的按司巴志推翻国王，立自己的父亲思绍为王。巴志率兵南征北战，1429年统一琉球，成为一国。到了明宣德五年，即1430年，鉴于巴志已统一了三个王国，明宣宗朱瞻基遣使赐名统一后的王国为“流球”，并册封巴志为琉球国王，赐巴志“尚”姓，是为琉球国王姓尚的开端。
1609年，萨摩藩藩主岛津以当年丰成秀吉征朝鲜时，琉球未出资出粮赞助军费，而是由萨摩藩垫付，萨摩藩藩主以琉球仍未归还为理由，出兵3000人讨伐琉球。攻占琉球首府。俘虏琉球国王、王子及大臣一百多名带回萨摩藩。后琉球国王答应向萨摩藩进贡，才被放回。自此琉球已实际上成了日本属国。琉球不但向日本进贡，而且使用日语和日本钱，琉球内部的一些管理也是日本人参与，萨摩藩向琉球派驻官员，划国界、量土地、定税赋。所以到满清在中国建立大清政权时，琉球已经归属日本几十年了。
大清立国后，琉球又主动找上门来向大清朝贡，并要求册，实际上是生存之道。是拉大清的势力，来平衡日本的压力，以封堵日本的吞并之心。但日本更掌握琉球的实际权力。所以说，所谓大清的“册封”更多的是落在面子上，而日本得到的是里子。
1872年，日本将琉球设为琉球藩，封琉球王尚泰为藩王。1875年，日本勒令琉球王停止向大清朝贡，停止一切与大清的往来，所有外事须由日本外务省处分。1879年，日本胁迫琉球王尚泰及重要王室成员到东京监视居住，封为侯爵。琉球被日本宣布为冲绳县，琉球亡。
2节——建立北洋水师
上文说道，日本无视大清的态度，出兵台湾予取予夺。让大清很没面子，也让大清看清了自己的弱点。沈葆桢回到大陆后，就向清廷接连递了几份奏章，陈述建立水师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恭亲王奕?，北洋大臣李鴻章都有同样的建议。朝廷将这个问题发交全国各地的封疆大吏，要求一个月内覆奏，这引起了全国范围大臣们的热议。
正议着呢，同治皇帝驾崩了。光绪即位（时年四岁，慈禧太后亲侄子），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时又出来现了新疆问题。俄国插手新疆的事务由来已久，由于大清穷于应付东南沿海的洋务，无暇顾及新疆。新疆实际上已处在半丢失状态。这时候，英国又与俄国勾结，出兵侵占云南，为达此目的而撺掇俄国占领新疆，使大清收尾不能相顾。消息传来，清廷大为紧张。
一时间，朝议从海防之议变成了，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之议。孰先孰后，成了朝廷大臣辩论的焦点。强调塞防重要的领袖大臣是文祥和左宗棠；领袖海防重要大臣的是李鸿章。要论起来，李鸿章确有舍掉新疆之论，殊为错误。李的奏章有言：
“伊利已为俄有，收复不易，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不如命西征各军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于进取。其停撤之饷，即移作海防之饷。”
李鸿章的立论极其错误。如果按李鸿章的立论，新疆早就丢了。这对中国是莫大的损失。幸亏清廷二后还算英明。在老臣文祥和左宗棠的力争之下。清廷决定西征优先，但也兼顾海防。
1873年4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并发上谕指示：
“现在关外兵事饷事，并转运事宜，均归左宗棠督办。”
评：
这让人想起，毛泽东在东北危机之时，将东北全权委托给林彪的史实。确有相似之处。
实际上是授予左宗棠全权。这为左宗棠收回新疆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个授命，左宗棠办其事来，处处需要协调关系。收复新疆就是一句空话。
这才有了后来，左宗棠抬棺西征，沿途栽柳治沙，历经六年，终于驱逐俄国势力，收复新疆，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永远光耀史册。
后人有诗赞誉：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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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件事，值得用专文大书特书，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这里就不费口舌了。
时间到了光绪元年四月（即1875年5月），对海防之议清廷也有了裁决。将海防之务分为南北两洋，诏命：李鸿章为督办北洋海防大臣；沈葆桢为督办南洋海防大臣。所需银两由粤海关四成洋税及江海关四成、江浙内关两成厘金充用。户部核定每年为400万两。
钱虽然有了着落，但是李鸿章和沈葆桢都感到400万两本身就不多，再分成两处，就更办不成大事。李鸿章商请将军费先集中用于北洋海军，待北洋操练成军后，再练他洋海军。所幸沈葆桢也有同样观点，也认为宜集中练北洋，待北洋练成后，再以北洋海军分出一支为骨干，练成南洋海军。
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点了。李鸿章以自身的威望加上朝廷的支持，对建军工作大有裨益。但即便是如此的强势，要钱还是成了他的日常工作。找督抚们要钱，要摆事实讲道理，磨破嘴皮，写了多少肺腑之言的信函，钱也要不足。不但如此，为了获得支持，还要花钱打通掌权的皇亲国戚。最后落到手里的就建军实在是少的可怜。
从清廷议定建设水师，到1895年，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水师建设大致的用款情况如下。
1875年至1877年，由于李、沈二人都有先建北洋一军的共识，规定所有军费款全解北洋。不知道的，以为是400万银两全解北洋，而实际情况是，银两大大少于核定之数，虽经李鸿章一再向各省催促，才解到两百万两，只是核定之额的半数。
到1877年5月，沈葆桢也开始要钱了，沈葆桢提出海军经费滥被挪用（各方都觉得是块肥肉），南洋处处需款为由，奏请朝廷，将军费分解南北洋。清廷只能同意。这样一来，北洋海军的建设就更是捉襟见肘了。
至1885年，清廷在一些大臣的力荐下，成立海军衙门统一管理南北洋水师。海军经费又统一交给了海军衙门。谁知，衙门一经成立，只是徒增了一些官位，人浮于事，不少官员不但不懂海军，甚至没见过海军，倒是只想从海军军费中捞钱。海军衙门成立时的初衷，完全不能实现。实际到舰队的经费更少。李鸿章也无可奈何。
至于后来慈禧大修颐和园和三海（北海、中海、南海），挪用海军建设经费的事，大家都已耳熟能详。实际上，李鸿章为了得到醇亲王支持，不得不主动表示捐一些到手的经费给修园工程，以搏醇亲王的好感。
由于常年没有战争，娇逸之心增长，海防之心松懈，清廷决定自1888年起，停止购买新舰，新炮及弹药。1889年，更在已经多次不定期挪用海军军费的情况下。清廷又批准每年从海防款中拨出30万两用于颐和园工程。使挪用经费的行为成为定制而且冠冕堂皇。
对照日本天皇每年拨出皇宫经费30万两，带动日本掀起全国捐款组建现代海军热潮的举动，可谓是黑白分明，天壤之别。
在这种艰难的资金情况下，从1875年成议，到1888年，北洋海军终于还是建立成军。摆在海上一看也是蔚蔚众观。
两艘排水量7355吨铁甲战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傲视亚洲各国，航速14.5借。
两艘排水量2900吨级的巡洋舰：经远号、来远号，航速15.5节。
四艘排水量2300吨级的巡洋快船：致远号、靖远号，航速18.0节。
济远号，平远号，航速16.5节。
两艘排水量1350吨级的巡洋快船：超勇号、扬威号，航速15.0节。
六艘排水量440 吨级的蚊炮船：镇东号、镇西号、镇南号、镇北号、
镇中号、镇边号。航速8.0节。
其他还有鱼雷艇六艘，国产炮舰4艘，及一些辅助船只。总吨位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在刘公岛宣告成军。从此大清有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海军。但是技术、技能方面，还有待于逐步现代化（比如：官兵们还留着辫子，提督（总指挥）丁汝昌已年近六旬，而且不懂英文，不懂现代机器，不懂海战。）。其干部骨干105人，其中留洋的有32人，其余的人员分别来自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两所国内的新式学院。。
对照日本：
日本的海军建设始于幕府末期，自从1853年美国将军C.Perry 率舰打开日本门户，幕府强烈感受到来自海上的压力。开始重视学习西方。1853年，幕府宣布：解除大船禁造令，并很快在浦贺设立造船所。幕府的解禁行动很快在日本全国掀起一股建船的热潮，因为，日本毕竟是岛国，四面临海。
而同时期的中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吃了亏，有了教训。广东有人也买过一两艘洋船，改造过兵船。十三行商人潘士成也仿造过一艘船。但是由于清廷权贵终是陆上民族(大汉民族也是)，不能从跟本上重视航海事业，对发展船工漠不关心，所以并没有像日本一样掀起造船热潮。这是近代中国造船业落后日本之始。
1855年，日本幕府为了修理来日的洋船，又于长崎设立修船所，全部建设计划及厂房建设皆出荷兰人之手，机器也是从荷兰购得。这里必须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日本闭关锁国，直到1853年，美国将军C.Perry 率领军舰，逼迫幕府开关，这只是对其他西方列强而言，并没包含荷兰。荷兰与日本的关系，早在1641年（两个世纪前），荷兰就与日本建立的很好的外交关系。并且一直保持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所以到日本开关时，荷兰已经与日本保持通商关系达210余年，日本幕府时期很多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都是通过荷兰人知道的。荷兰人帮助日本人建工厂也就不奇怪了。
1861年，幕府又从荷兰采购造船机器，在长崎设立军舰所。是近代日本军舰工厂的鼻祖。
日本幕府，不但设立了造船所，还重视对航海人员的培养。1855年10月，在荷兰人的帮助下设立专门培养驾船人才的传习所。教师全部来自荷兰，其中有23名荷兰海军官士。
首届毕业生里的胜麟太郎，更被后人称作“日本海军之父”。
自此以后，日本又陆续在东京、神户设立了几所海军学校和操练所。所聘教师也从单一的荷兰人陆续扩展到，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等。再以后，由于英国是当时海洋强国，日本人的海军教育，及规则都秉承英国人体制，教师自然也就专聘英国人了。
1867年，日本幕府政权，接受法国公使的建议，仿照西方改革官僚制度，分别设立了“海军总裁”、“陆军总裁”、“国内事务总裁”、“会计总裁”、“外国事务总裁”等。海军内部官职设置，也仿照西方。几年时间就具有了近代流行的海军军制。
综观以上情势，日本的确在制度上仿西方较快，较早。勿怪乎，朝鲜和清国官贵们都交相指责日本易服易制。（大清的官贵们忘记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了。）
幕府的新式建军行动，开放了人们思想，造就了一批新式思想的人才，也为自己的覆灭培养了挖墓人。看来一切事务的代谢都是这个规律。清朝的垮台不也是因为新军的造反？！老旧事物在催生新生事物的之日，很可能就是造就自身挖墓人之时。
反观清国，由于清廷对航海事业的漠不关心，及内乱不断，无暇顾及。从1840年到1865年，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清廷对于航海事业，及海军建设毫无起色。直到1865年十月才在上海设立江南造船局。培养人才方面，日本是在1862年派留学生赴荷兰学习海军，而清国直到1872年才派出第一批学生去美国学习，而针对海军的留学是迟到1877年的事。学习海军比日本整整晚了十五年。
清廷对海军的地位设置也有很大问题。海军乃国之重器，本应集全国之力，用以发展，出兵打仗，自然也应是以全国之力为其提供后勤保障。可是清廷却是将海军分属南北洋大臣。造就了地方军队，而且经费不济，打起仗来各不相属，手来脚不来，孤军奋战，形不成合力。反观日本的情形则正好相反。
当然，并不是说，日本的海军建设就是一帆风顺的，日本当时对海军的建设，虽然启动较早，但舰队并没有快速发展，有点慢吞吞的情景。但是对人才的教育一直没有停顿。日本海军建设的模式是先人才后器材。从1868年到1886年的十八年期间，日本海军的建设重心是海军法规制度和训练各个专门科目的人才。海军舰艇的购置远远落后与对人才的培养。反倒是大清的舰队发展较快。
只是后来，1886年的一件事，大大刺激了日本，才使日本奋起直追，最后甲午一战，击败清国，奠定了日本几十年间称霸西太平洋的地位。
说道这件事，就不得不从朝鲜说起。千百年来，中国东方的事情几乎都是和朝鲜相关联的。我们不得不回到对朝鲜事务的参与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