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味道，信仰的味道

　　“我幼时不知道阳历，只知道阴历。到了十二月十五，过年的空气开始浓重起来了。”这是丰子恺《过年》一文中的开篇。图为丰子恺画作《春节美景》与《春节小景》。

 

　　过年的各种仪式告诉我们，这种希望不是人类卑微的梦想，而是被神圣护佑的永恒。那么，如果我们剥去那些神魔鬼怪、略嫌迷信的外壳，找到一种方式重新触摸到千年农业中国的动人的情感结构，以此加诸春节，那么“年味”一定会完美归来。因为，无论是在农舍里憧憬“瑞雪兆丰年”的农民，还是在现代公寓、别墅中寄情新年发展的都市白领，信仰“希望”和“生生不息”都是多么神圣和崇高的念想，它是华夏祖先几千年前就给我们的美好馈赠，永不过时。

 

　　细思起来，“年关”这个词其实颇有深意，它意味着“过年”挺“难”的，就跟翻过一个关隘一样。考虑到“关”还有“门闩”的意思，过年也像迈过一扇大门，人们就此到了一个新世界，辞旧迎新，不言而喻。所以，过年既“辛苦”又“重要”。但今天，辛苦还是辛苦，“年”其背后的意义却似乎在不断衰减，“年味变淡”说了一年又一年，逐渐成为普遍的情绪。好多人干脆“逃年”———出去旅游了，不在那个熟悉的家乡、和那些熟悉的人一起、过那个熟悉的“年”了。过年的花费越来越多，花样越来越多，但传统春节的气质、秉性、结构、意义好像是去年塌了一个角，今年断了一根梁，这个好令人伤感。

 

　　有一种观点是年味之所以变淡，是因为生活变好了:过去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吃肴馔———这些在平时都是罕见的。而今天，丰饶的吃穿享受就是日常生活，过年也就没意思了。这种粗糙的唯物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春节在中国有4000多年历史，有钱人在各个朝代比比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有钱而觉得过年没意思的记载。相反，越是有钱人家，越是把年过得兴致盎然。

 

　　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年太累”:不消说远在异乡的游子要历经“春运”的跋涉，也不消说张罗年夜饭的主妇在灶台上满身油烟地忙碌，亦或者对于年轻人来说各种拜年、发红包、聚会、被逼婚等压力都让整个年被灌注着满满的烦劳。但是，所谓“忙年忙年”———过年就是要忙啊。关于此，我们看看《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就明白了。贾家那么富贵，但当新年来临，其两大巨头———宁国府和荣国府，一个要“除夕祭宗祠”，一个要“元宵开夜宴”。为了完成这两件任务，上至贾母，下至小厮，都从腊月一直忙到正月十七，宝玉再顽劣，黛玉再刁蛮，都得规规矩矩地该下跪时下跪，该磕头时磕头，该捧香时捧香，该行礼时行礼———丝毫不敢懈怠，“忙”就是年味的关键部分啊!

 

　　贾家有钱，大操大办，这是富贵的过年;杨白劳家贫，扯一根红头绳给女儿，也是喜气洋洋(如果没有黄世仁的话)，这是贫穷的过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描绘1987年黄土高原上一个小村庄里的春节:扭秧歌、转灯、包饺子、放鞭炮，这是我们中国人司空见惯的千家万户的过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百年来，过年的底色一直是热闹且温暖的。但为什么时至今日，“年味”一年不如一年呢?

 

　　梁实秋在他的一篇散文《北平年景》里道出了“年味”的关键:

 

　　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只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

 

　　梁实秋何其敏锐，他看出来，过年关键是得有个“家”。这里的“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原子化家庭———仅有夫妻，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族———父母子女乃至亲戚的血脉绵延和盘根错节，规模越大越好。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吃美食、逛庙会、放鞭炮、亲人聚会以及令人疲惫的守岁、拜年等等———这些都只是过年的“壳”，其内核则是家族以及家族绵延的纪念、强化和展望。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过年的感受不仅是欢乐幸福，更是体验一种神圣感，是完成自己“家族身份”的认同———我的祖先是谁，我的孩子是谁，我是谁。这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已然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生命的信仰。

 

　　是的，“年”的味道原本是“信仰”的味道，如果你想通过“年”追寻世俗意义的快乐，那真的南辕北辙了。这种信仰首先是“信祖先”，毋宁说，是信仰生命的生生不息背后的神秘力量。这就是传统春节最重要的仪式———祭祖。无论是富裕人家在祠堂里面对着祖先的画像的祭祀，或者普通人家在正厅里面对祖先牌位的磕头与供奉，亦或者在农村人们到祖坟里的各种仪式，华夏大地，规模、成色、类型或有不同，但是其背后的情感结构是一样一样的———我们认为祖先并没有死，而是在某一个地方活着，只要我们后辈态度虔诚、供奉到位且守家族规矩，那么，祖先就会护佑着我们。于是，祠堂里焚香，祖坟前烧纸，牌位前牺牲供奉、跪拜、祈祷等等，都变成了后辈与已逝先辈之间的神秘沟通。这种沟通激活了整个家族血脉的渊源流长，家族越大，这种仪式带来的稳定感、踏实感和幸福感就越强。其次是“信神鬼”。“信神”进而希望神护佑自己，“信鬼”进而希望邪祟远离自己。这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心理结构。于是，春节的神或有人的特性，比如“灶神”就是一个馋嘴的、小心眼的老头;或本身就曾经是人后来成为神仙，比如普遍被作为门神的秦琼、岳飞。他们与已经逝去的家族祖先一起(他们也是从人变成神的)，组成了一个颇具人情味的神灵世界。于是，“年关”变成了中国人的神圣时间，“家庭”变成了神圣空间。在这样的时空内，人一手牵着家族的血脉，一手牵着神灵世界的力量，其一举一动才被染上神圣的色彩。只有这样，向长辈磕头、拜祭祖先、放鞭炮、发压岁钱、拜年、吃饺子、守岁等等都不仅仅只是日常生活的言谈举止，更是人与神相通的方式，这才是“年味”醇厚的真正原因。

 

　　“年味”变淡，其根本是“神味”消失。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再是和神沟通的机缘，而仅仅是和人、社会乃至国家打交道的一个时间平台。春节已不再是仪式———仪式是日常生活的中断，而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延续，这当然就没意思了。除夕下午或晚上，我们还会烧纸钱祭祀先人，但已无慎终追远的念想，只是单纯地怀念亲人而已;贴门神、贴对联、放鞭炮，图的是热闹，并无害怕鬼怪的恐惧;压岁钱真的变成了货币，而全无“压住邪祟”、帮助孩童轻灵岁月成长的含义;大家族越来越少，乃至烟消云散，小家庭人丁单薄，即便锦衣玉食，却难见子嗣绵延的兴旺———传统的家族信仰已然不见。进而，我们与神圣世界的沟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意义上的人与人、社会之间的沟通。除夕之夜我们会看“春晚”，电视一度成了全家人共同“膜拜”的中心。“春晚”的气质不是神圣，而是热闹与崇高混杂。然后是各种信息工具的轮番登场，穿梭拜年，信息爆炸:从电话、手机拜年，到短信、微博、微信拜年，再到发红包、抢红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春节期间依旧充斥着凡俗世界的熙熙攘攘。的确，要交往、要编织自己的人脉、要聚会、要欢乐，但是，这一切我们平时也在做啊，春节还在延续这一切，又有啥特殊意义呢?年味就这样在我们的努力中消失。

 

　　想起来，春节其实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什么叫农业?一粒种子历经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变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第二年再一个轮回，如是往复，绵延不绝。在这种结构中，人不惧死亡，不怕苦难。所以，这种境遇里的人最重要的美德是“坚忍”，唯有坚忍才能在春寒料峭、大地荒芜的时候相信几个月后的秋天能春华秋实，颗粒归仓;最重要的心理素养就是“希望”，相信宇宙万物的轮回和生生不息———只要春天再来就什么也不怕。就像人有生老病死，才有家族绵延一样，天地有四季轮回，万物才有生生不息。所以，“过年”特别重要，它是春夏秋冬的“春”，生老病死的“生”，成住坏空的“成”，总之，它是一切一切的发动和起点，是所有希望的源泉。

 

　　过年的各种仪式告诉我们，这种希望不是人类卑微的梦想，而是被神圣护佑的永恒。那么，如果我们剥去传统过年那些神魔鬼怪、略嫌迷信的外壳，找到一种方式重新触摸到千年农业中国的这动人的情感结构，以此加诸春节，那么“年味”一定会完美归来。因为，无论是在农舍里憧憬“瑞雪兆丰年”的农民，还是在现代公寓、别墅中寄情新年发展的都市白领，信仰“希望”和“生生不息”都是多么神圣和崇高的念想，它是华夏祖先几千年前就给我们的美好馈赠，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