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友俞富根
俞富根是我农场农友。他睡到我下铺不久，我们就成了朋友。
俞富根先天近视，带了一副很深很深的眼镜，可能还不止1000度。上小学时，根本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所以功课跟不上，小学没有毕业就辍了学，1965年来了农场。65年来的知青大多都很强壮，可是他，又瘦又小又矮，身高也许没有1.60，在65年来的知青中间，许多女同胞都比他高大强壮得多，他的工资也比65年来的男知青的平均工资低了一级。每天早上，布置工作，他多分配一些和女同志差不多的轻活，像要背200斤一包棉花的卖棉花的工作，是不会叫他的。其实，他干活还是挺麻利的，像锄地，他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割稻，他从来没有落在别人的后面。寒冬腊月出去采棉花，由于棉田里的棉花已经不多，采了半天也就是大半袋，再看俞富根，他早已经采了一口袋了。65年的知青，人家是拜过师傅的嘛，和我们这批68年的知青不同，而且来的时候比我们年龄要轻。
农场是吃食堂的，每天收工以后，空闲的时间比较多。有的下棋，有的打牌，有的拉提琴，有的练嗓子。俞富根一个爱好是看连环画，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借来的，看到滑稽的他会笑起来，有时候看连环画看得不高兴，他会闷闷不乐好长时间。他有时候会和我分享他的“心得体会”，他的心得体会我大多都忘记了，不过，有一次他的心得体会我至今还记得，他对我说，“人”字最容易写，一撇一捺，但做人真是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来深刻体会。虽然算不上振聋发聩，却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他有时会哼上几句，大概是越剧，不是样板戏。他和人关系很好，和别人很少有什么磕磕碰碰。大概他知道做人的艰辛。一般吃些亏也就忍了。不过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和别人吵起来，居然用最难听的话大骂。我很吃惊。事后，他忿忿地对我说，我要么不吵，要吵也要让他知道我也不是好欺负的。他又对我说，你也不要太老实，人家骂你，你就要比他骂得更厉害。以后就不会有人惹你了。对他那通理论，我不敢苟同，但也说不出其他道道来。打从红卫兵造反有理，到知识越多越反动，许多事情都说不明，道不清。这个世界太疯狂，这个世界也好荒唐。
65年的知青，好多都已经结了婚。俞富根却还是光棍一杆，他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后来不了了之。这也许是他所言“一撇一捺，做人真难”的又一缘由。在中国，无论是穷是富，是贵是贱，结婚成家，应该是顺因成章之事。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他大概觉得应该找个老婆。为之，他极其节省，吃得很克。我真感到他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工资这么低，吃饭活口都紧绑绑，难道还要从牙缝里省下来养活另一个人？68年的知青大多都是明白人，“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什么谈恋爱，什么谈朋友，混一天算一天吧。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那里。
每个月6日和21日是农场场休日。有一次场休日前一天，俞富根悄悄地对我说，西边防风林南头一条小沟有鱼，这是一个老职工的儿子告诉他的。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那沟边，他大概和老职工的小孩一起干过“拷浜头”， 我跟着他筑了二个坝，然后用面盆舀水，舀到中午后，才发现三条小鱼，还有一条泥 鳅。他似乎有点儿沮丧。不过我还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农场里的每一条沟沟渠渠，不知道“扫荡”了多少次，能有几条漏网之鱼。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把清理干净的鱼和泥鳅放在锅里，用他的火油炉煮起来。我一角二分买了一瓶土烧酒，加了一些到鱼里，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屋子里洋溢着芬芳的鱼香。我和俞富根尝着剩下的土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忘记了今宵何处，忘记了做人之难，我和俞富根快活的笑起来。
65年来的知青都有自留地，有一休息日，他要去他的自留地，我好奇的跟他去。自留地很小，长了些黄豆，他自我调侃道，懒人种豆。我和他把黄豆拔了，晒在老周家门前。过了几天，要回上海去，他硬要塞一包豆给我，按照常理，我给他钱，他不收，给他粮票他也不要。说送给我妈妈尝尝鲜。
1972年底，俞富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再教育毕业了，马上就要上调到上海工矿去了，这是农场知青的梦，终于梦想成真。不过，面对我这样一个留级生，他在我面前很少流露出来得意。临走前一天，他问要留什么给我，我想了一会，留下了那个煤油炉。他带回上海也没有用，我还可以派上用场。我拎着他的行李送他上车。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可那是已经是瑟瑟隆冬节。他没有说什么，我望着车绝尘而去。
过了一年，我也再教育毕业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们几个上调的，请没有上调的在红房子西餐馆涮了一顿。又和几个上调的一起骑着自行车窜东家，访西家。 我骑自行车去了俞富根家，他家在长宁路底，他见到我高兴到不得了，他拿出了大白兔奶糖给我吃，过后，他又拿出了一块巧克力。他和魏永生住得近，经常来往。不过，他在工厂混得不怎么样。他现在在工厂里扫扫地，打打杂。至于个人问题，还是外甥打灯笼， 照旧。光棍一个。看来，再教育毕业到了上海，还是做人难。过了几星期，他也来到了我家。他不会骑自行车，花了好长时间坐公交车来的，我拿出了巧克力，瓜子，聊了一下午。后来几年，我又去了他家几回。
1977年，我高考进了大学。入学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又骑车去了俞富根家。他看着我的校徽，好一晌说，你是知识分子了。我愕然了。我已经从知识青年晋升到了知识分子了。我们聊了一会，我骑车走了，因为我还要骑车去学校。大学期间，我又去过他家一次，后来他家拆迁了。也不知道他搬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大学学习很忙，有时候周末都回不了家。那时想，毕业后有空去问问其他人俞富根的地址，甚至实在不不行，去派出所问问。谁知道毕业后又上了研究生，星期日都不得休息。毕业后又分配去了科学院，又准备出国，忙得不亦乐乎。
40多岁出去洋插队，个中甜酸苦辣，只有自知。忙忙碌碌一整天，忙忙碌碌一整年，过了一年又一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LASIK（laser-assisted in situ keratomileusis 激光辅助原位角膜矫正术）的广告，可以矫正200-2000度的近视。后来发现国内也有医生在做。俞富根他眼睛1000多度，他太需要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俞富根是在上钢十厂。假如是在过去，那还是束手无策的，幸亏现在有了互联网，一查，上钢十厂早已经被宝钢兼并。我打电话到宝钢退管会，终于拿到了俞富根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妹妹，她告诉我，哥哥俞富根患有失智症，而且糖尿病后期。后来我又打电话去问俞富根的病况，她妹妹说，她告诉了俞富根我的名字，她哥哥竟然说记得我的名字。这让我很为感动，他患了失智症，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
我积了十来天假期回上海了，下机后的第二天，我又打电话到俞富根家，她妹妹告诉我，俞富根因为糖尿病，住到了武警医院。听得这个凶讯，我心中好生难受。第三天上午，我带了水果，赶到了上海武警医院，只见俞富根躺在病床上，陷在深深的昏迷中，大概已经陷入糖尿病引起的酮酸血症昏迷。他的二个妹妹陪在床边。二型糖尿病，只要管好自己的嘴，控制住血糖，应该能活很长。但是，他患有糖尿病，加上失智，像小孩一样没有收敛的吃，那可危险了。我默默地站在他的病床边，望着他那苍白的脸庞，听着他嘈杂的呼吸声，想到他与我难忘的蹉跎岁月，我潸然泪下。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到家二天后，我心情矛盾的拨通了俞家的电话，电话那头告诉我，俞富根已经走了。我默默地握着听筒，半晌说不出话来。难忘的过去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撇一捺，做人真难。这是俞富根一生的叹息。现在，他平平静静地回到天堂，天堂里没有贵贱贫富，天堂里没有高下强弱，再也不用考虑做人的难与不难了。假如俞富根在天有灵，从天国鸟瞰尘世，尘世间还不，半是闹剧，半是悲剧。
弥留中的俞富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