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故事9-北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

1980年下半年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开展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时期，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举措。 北京大学海淀区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是当年全国县级直接选举中最为活跃和引人注目的案例之一，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学生利用新选举法进行竞选尝试的“校园民主运动”高潮。

 80年代大学生还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份《北大民意测验》表明，在被调查的500多选民（理科258人，文科224人，研究生53人）中，对国家政治生活“很关心，积极参加”者占47.3%，“不十分关心，但积极参加”者占45.2%，“不关心也不参加”者仅占5.6%。——这显然是关心、参与政治程度较高，政治意识较强的一代人。 

参选人的的经历

王军涛则以这样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结束他的“竞选宣言”——“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 。 以这样的气势，在80年代伊始，当仁不让地登上中国政治、思想、文化舞台的，是怎样的一代人？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自觉充任这一代人的“代表”，这些北大竞选人中最有影响者，都有过怎样的经历。从胡平、王军涛、张炜、杨百揆等人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他们大都下过乡，当过工人，有的还当过兵，有着深切的底层生活经验和体验，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他们的前代（1957年那一代）和后代（1989年一代）所不及的；其二，他们又是知青、青工中喜欢读书，思考的一群人，可以说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在同代人中，或者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独立阅读中，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正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中的佼佼者。因此，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了自己的信念、理想与意志，而且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其三，他们中有些人曾是1976年“四五运动”和1978年开始的“民主墙”运动的骨干，在进入大学以后，仍然和体制外的民间运动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是相互配合的。 

竞选中对“文革”的评价问题
杨百揆在竞选中发表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对“文革”作了这样的概括：“政治上封建法西斯专政，经济上农业共产主义，思想上的大一统的宗教式信条”。    王军涛也认为“文革”是一个“大反动”，这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他批判的独到之处，也是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他的“三个提醒”。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文革’是整个十年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顶峰，是17年的必然归宿，两者是同一社会模式的产物”。因此，他的批判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在王军涛看来，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反右”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到“文革”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整套理论，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其要害正是要强化“少数寡头可以撕毁宪法”、“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没有任何保障”、“大小官僚主义者可以为所欲为”的专制体制。

他们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提出了什么诉求呢？ 

王军涛在《我的社会改革观》里如是说：“我国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而不应是局部的、片面的，中国现存的不合理结构有各方面的弊病，它们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经济的改革必须并肩前进、相互配合”——这大概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识的。 

胡平说，作为一个改革运动的推动者，必须善于抓住社会变革中“最关键的一环”，这样就能像阿基米德所说的那样，“给我一个支点，我能举起地球”。那么，在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中应该抓住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个能撬动整个改革运动的“支点”是什么呢？ 
胡平在《竞选宣言》里强调，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县区级人民代表选举本身的意义很小，“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赋予这场选举更丰富的内容、更鲜明的色彩和更深远的意义。它可以成为一次真正的民主训练，一次正式的民意考查，一座青年一代的公开论坛，一场伟大进军的光荣开端”。这是一次用自己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的美好机会。“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抓住事物的根本。一个是竞选这种形式，一个是言论出版自由，有了这两个眼，民主这盘棋就全活了”。

来自好几个系的几十个同学热情地为胡平助选，他们把胡平写的六万多字的《论言论自由》长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并且油印成200份小册子，全校每一个班发了两份。在胡平的竞选演说与答辩会上，只有800 个座位的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挤进了1,600多人，连主席台上也挤满了人，只留下不到一平方米的空间。胡平的竞选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后胡平以最高票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学生选区的人民代表。

1980年寒假我路过北京，特地去北大看了竞选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