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斯特里克兰的平常之心

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或许只是值得关注一下的新闻而已。今年，我却从中得到一个新的人生体会，就是加拿大的诺奖得主斯特里克兰（Donna Strickland）女士的一份平常心。

 

《加国无忧》上有篇署名为“吴薇”的文章，标题是：“开心做研究，懒得评职称：诺奖得主斯特里克兰”。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59岁的唐娜.斯特里克兰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Arthur Ashkin 和Gérard Mourou）一起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说起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多数人脑海里会出现一个勤奋刻苦的形象，如果是女性，很可能还要牺牲家庭生活。但是斯特里克兰获奖后在接受采访时总是说激光研究多么好玩儿，她的工作让她有多开心，以至于有人好意劝她为形象起见不要老是这么形容她的工作。但是她在接受CBC采访时说，她不知道还能怎么说。她就是干得很开心嘛，进了实验室就高兴，被别的事情拖住了去不了就觉得耽误了一个什么测试。]

 

[她回忆说，她第一次进博士导师穆鲁（Gérard Mourou，另一位获奖者）的实验室，看到红绿相映的激光就想：“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一棵圣诞树。在这种地方工作多开心啊。”“别人做研究有科学方面的重要理由，我只是跟着感觉走。” ]

 

[斯特里克兰获奖后，许多人注意到她竟然只是副教授，又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免不了联想到她是不是受了什么打压。但是当有记者问到此事时，她忙不迭地替滑铁卢大学辩解，说这完全不是学校的错，因为她从来没有申请过正教授的职位。]

 

[她的理论是，反正当了正教授也不见得涨工资，不提出申请也不会被解雇。而她“又是一个懒人，只做自己喜欢做和值得做的事”。填表格、给职称评审委员会准备材料这些事显然不属于这一类。]

 

斯特里克兰女士的心态，对国人（当然有我）特有针对性，诺奖得主的这份平常心，在中国不仅要当成异类、而且简直觉得此人就是在作秀。为何？这要从“功利主义”谈起。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浸染，功利之心深深地植入骨髓，除非你不再使用汉语、不再接触华人；笔者不仅说别人、自已也在内。顺带说一句：国内微信在国外的广泛使用，更是用汉语作为载体、强化了功利主义那一套。

 

在中加之间来回走动了若干年，确切感受到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在国内，是“物欲横流”而且是天罗地网不能不流。这里，功利主义或许是针对市民阶层等“粗人”而言，在中产阶级及以上的社会各阶层“文化人”，则经过了复杂的包装和向各方面的渗透与变异，人们间的交往，尽管如同金庸笔下的武林界高手林立、但实际上还是功利主义那一套。但经过了复杂包装的人际关系，并不是赤裸裸的市侩嘴脸，而是讲究义气和乐于助人，终至于令人眼花缭乱。有道是：不懂事可以，不懂人不可以。放眼望去，处处皆有伪君子！

 

据我的观察，在加国起码有相当一部份人不是这样的，如教过我的英语老师们。因为和他们接确多了，从言谈举止间能够感受得到。至于其中的义工，那种敬业的态度就让人一目了然其价值观是不同的，上述的诺奖得主斯特里克兰女士，不过仅仅是其中的一位。记得一位在加国多年的中年华人向我谈人际交往的体会：在这儿，请人吃饭就是吃饭，很单纯；在国内，请人吃饭都是有目的，想想就累。

 

不过，事情不能说得玄乎，追求“功利”本是社会心理的正常反映。想在此回溯一下人的功利之心的本源：想讨便宜（不是讨具体人的便宜）以致于贪婪；想过好日子以致于羡慕过得好的人甚至走向妒忌；想帮助同类但也盼望对方的理解感激以致于想立马获得回报（包括心情上的感激）。凡此等等。是否并没有国界与人种的区别？如果有不同，我觉得，生活在不同的“地球村”中，人们所接受的世代相传的本国文化所产生的差别；制度与社会环境的不同，则不断地加大了这种差别。

 

国人的功利心为何特别强？是与争夺资源相连。就象人们常说中国大部分农村是人多地少一样，中国人口众多而资源很少，这就造成对资源的争夺。谁占的资源多一些，日子就会过得好一些，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如果一举一动不能去直接和间接地控制资源，就会“不进则退”。记得我少年时到父母亲的位于农村的学校过暑假，得知晚间在校外的生产队场院上要放免费露天电影，就提前到了那里。发现社员们或者是他们的孩子，都在尽可能地抢占空地上的好位置，放一张长板凳就是早到的人们的家庭边界线。当然，也免不了产生孩子们对场院上的好位置的争夺，那种“寸土必争”的场景至今犹记得。

 

进一步说，众多资源的“最高级”是金钱，它可以购买一切物化的资源和部分无形的资源，而权力则是购买一切资源的“资源”。所以，才有官场上权力寻租的前仆后继。

 

因此，如果象斯特里克兰副教授那样“开心做研究，懒得评职称”，在中国当下，就要面临失去饭碗的问题，就要准备去讨饭。记得当年我的一位大学老师，他在北大历史系解放前后各读了两年书。他说，范文澜随大军进北京后、曾给他们讲过课。范先生说做历史研究要“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我们当时听了都深以为然。又过了若干年，我到一所全国小有名气的大学校园内，去看一位经过奋斗、已当上了分管行政工作的系副主任的朋友。他说了一些当了头头以后、终于可以参加分割科研经费、从而自已的一块再也不担心被别人抢走等“知心话”。稍后，针对学术界的“功利主义”流行，再讲一句体会：著书立说，现在谁还考虑司马迁的要准备“藏诸深山流传后世”！彻底颠覆了范文澜的“板凳须做十年冷”。

 

其实，人要追求“功利”本没错，要好好工作才有饭吃，这是生存的需要。人们还有多方面的追求，许多事情与功利无关，只是出于一份平常心。“功利”与“功利主义”还真不是一回事。但是现在的风气是：“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合法的事要做，违法的事只要有“利”也要去做、只要不被抓到”，至于“吃相难看”——那就不管它了。至于做慈善——那更是别提它了。

 

但在人们交往过程中，为生存而争取“功利”的行为，与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二者之间的边界线在哪儿？在加国，或许语言障碍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碰撞的一道边界线。各国不同的制度设计，则是另一道边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