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重磅，美国人的治愈系？——海格隆德谈宗教和资本主义

 

哲学重磅，美国人的治愈系？             ——海格隆德谈宗教和资本主义     茉莉：一场大病之后正待康复的美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美国人是否能从瑞典学者海格隆德的新书《今生》里找到解毒剂？     2021年4月15日  茉莉 为FT中文网撰稿   在波罗的海岸边度过风雨如磐的童年，瑞典人马丁•海格隆德（Martin Hägglund）关心冰川融化等大自然的变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毕业后，他去美国求学深造，后在耶鲁大学教授比较文学。 一年一度从美国回瑞典北方度假，他发现自然景观和家庭关系都同样脆弱而短暂，因此思考有限的生命、以及人们获得永恒救赎的方式。他说：“我想写一本书，提供有关生死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新观点，同时也提供新的政治视野。” 《今生：世俗信仰与精神自由》（This Life: Secular Faith and Spiritual Freedom）于2019年在美国出版，立即成为美国最受关注的书籍之一。2020年秋天，我买了此书的瑞典文版本。作者说他最看重的是瑞典文版，曾自己参与翻译和修改。 然而我发现，尽管新书在美国产生巨大反响，但这位在英文世界里广受欢迎的哲学明星及其新书，在其家乡瑞典，虽也有不少评论与讨论，（我本人就在网上听了几场研讨会），却似乎没有引起美国那样大的轰动。 仔细一想也就明白了。《今生》一书从对死亡的认识开始，同时挑战了宗教和资本主义，最后倡导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而在北欧，与作者理念接近、但仍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下的“社会民主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信奉“中道”（Lagom ）的瑞典，也早已处理好宗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了。 但是，对于正处于混乱瓶颈期、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美国来说，这部哲学书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脱离了“公民宗教”领域，进入“基督教国家主义”思维，最终导致了国会山的暴乱。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致使社会贫富迅速分化，出现大量贫困人口，并由于基础物资的生产短缺，无法成功遏制新冠疫情的爆发。 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曾被视为文学领域“治愈系”的代表。一场大病之后正待康复的美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美国人是否能从海格隆德的新书《今生》里找到解毒剂，从而获得崭新的哲学视野和政治活力，用一个有力的社会替代方案以治愈自己？   一份将哲学、灵性和政治结合的套餐   人们寻找哲学，希望哲学使世界更加明智，希望能认识自己的生命意义。 即使不相信“世界末日”之说，我们也总是被现实警示：天空崩塌、冰川消融，瘟疫将淹没我们，海洋将覆盖我们的城市……我们看到美国国会山的狂热暴乱，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核心不再稳定。历史并未终结，西方民主体制也发生了危机。 海格隆德的哲学新著《今生》很接地气，将生存哲学与基本政治经济问题不同寻常地结合起来。他深度阐述了：我们如何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如何使我们超越宗教和资本主义？作者大胆地为世俗主义辩护，试图将世俗世界观与强大的政治联系起来。海格伦提出，要完全抛弃上帝，就是要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新书在美国和英国都取得了很大成功。他被英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全球50位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这是因为，被新自由主义理论伤害的英美，其左翼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这本被认为有远见的新哲学，立即成为左派书籍中的一本《圣经》，作者被视为“美国新左派的指导明星”。 那些与《今生》一书共鸣的美国读者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在“黑人新生活”和桑德斯的运动中，在“绿色新政”的视野中，与那些“争取15美元时薪”的底层劳工站在一起。 《卫报》称这本书为“哲学，灵性和政治的全面而雄心勃勃的结合。”作为一部有远见的左派哲学著作，《今生》试图加深左派论述的哲学层面。作者广泛分析了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包括亚里斯多德、斯宾诺莎、克尔凯郭尔、黑格尔、马克思、马丁•路德•金、约翰•罗尔斯、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和托马斯•皮凯蒂。 立足于宗教，哲学，经济学和文学，海格隆德以固执的存在主义立场，分析人类基本的存在问题。他对社会进行了重估，将眼光聚焦于社会的根本转变，得出不平凡的结论：只有世俗信仰和民主社会主义，才能给有意义的人类生活“提供制度上的支持”。   永恒宗教不爱尘世，需要世俗信仰   如果不是美国国会暴乱现场展现的基督教旗帜与十字架，海格隆德的宗教批判可能不会引起我如此强烈的共鸣。 在2016年和2020年选举中，大部分美国白人基督教福音派选民投票给川普，他们相信神权威权政治比宪政民主要好，因此力图影响政治，企图让美国回归上帝。四年特朗普之乱，为上帝偶像的崩溃提供了一个范例。 在《今生》的第一部分中，作者研究了信仰永恒的社会道德后果。他认为，我们不应加深对永恒宗教的信仰，而应将世俗信仰献给我们唯一的人生。 为什么要用世俗信仰代替宗教信仰？海格隆德的逻辑是：如果你专注于永恒，那么参与并改变尘世就不那么重要了。那些相信自己的灵魂会永恒的宗教，会导致对世俗事件和他人命运的漠不关心。海格隆德写道：上帝“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因为他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约束。” 对于宗教的批判，海格隆德提出了有力的论据，说明宗教通过将终极问题转移到更高的层面，来阻止信徒面对自己的生活意义承担责任。如圣保罗的书信就告诫人们，要专心于天上的事物，而不要关注地上的事物，因为你将要死去，你的生命在上帝那里。 例如对环境的关心，海格伦德强调这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他认为，宗教信徒们因为只在乎来世会漠不关心。而世俗信仰的前提是：个人“在有限的生活中”的道德责任感和投入感。因此，只有出于世俗的信念，我们才可能真正关心气候危机。 海格隆德的论述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只有世俗才能得救，而宗教从定义上说是不爱这个世界的。但他也承认，很多宗教信徒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意义，也致力于关心地球的命运。 瑞典基督教教会的大主教Antje Jackelén对《今生》一书发表评论说：虽然作者没有不尊重宗教，但此书缺乏神学深度。如果海格隆德能与更多有深度的神学家对话，那么他将修改自己的一些过于简单的论述。大主教认为，无论圣经研究或宗教社会学研究，都不能证实永恒观念破坏了人们对今生的关怀和爱心。 总的来说，海格隆德的宗教批评不是认识论的，他并不攻击宗教教义，而是从存在主义角度去批评宗教。通过对克尔凯郭尔哲学的分析，他指出，那些信仰永恒的宗教信仰者，必然贬低我们作为有限生命、此世今生的存在。 显然，海格隆德想要人们摆脱宗教的虔诚，《今生》一书提供了一种替代宗教并战胜虚无主义的重要选择，即拥有一种世俗信仰，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在这个世界之内解决人类苦难。   批判资本主义有独特的人性理由   上百年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自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角度，例如民主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及政治激进分子等。他们大都是左翼，在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时，往往会提出替代这一制度的方案。 而海格隆德的批判角度却是独特的。他不是出于经济考虑，也不是出于公平或实用的考虑，而是从一种非常人性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短暂有限的人生，值得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好的东西。 为什么资本主义对我们的人生不好？海格隆德的观点是，因为资本主义侵犯了我们的“自由时间”。时间是整本书中的关键概念。作者认为，从理性上讲，我们应该努力减少必要劳动的领域，而增加自由的领域。但是，资本主义有系统地剥削我们大多数人，并以牺牲我们的自由为代价，以增加劳动量。当人们以工资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时，就是在出售自己的生活。资本主义逼迫我们将时间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今生》第二部分着重于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必定会破坏个人的精神自由，并产生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对于关注环境的作者来说，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具有掠夺性驱动力的资本主义，正在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海格隆德说，如果人类要过上自由的生活，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废除雇佣劳动，引入真正的民主，以关照人类和自然。要消除资本主义的价值悖论，就必须放弃制度本身，而要采用一种新的制度。赋予人类生命基本价值的新制度，将给予我们在地球上的有限时间。这个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至此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主义者。海格隆德的“民主社会主义”，比家乡瑞典至今的“社会民主主义”走得更远，类似在瑞典社民党人和美国人伯尼•桑德斯之间的中间地带。在海格隆德看来，我们瑞典社民党的制度只是资本主义的“公平版”。 因涉及生产资源共有，海格隆德的“民主社会主义”受到不少批评。批评者指责说，海格隆德不了解社会主义在近一百年中如何惨败。但我在听作者演讲时，亲耳听到他提及社会主义国家和极权主义的问题。海格隆德的民主社会主义与极权下的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它是在民主制度下，各方讨论达成共识，采取了一系列地方自治市，集体和合作社的形式，解决各方的共同利益，而无需使用任何形式的胁迫。 为此，海格隆德和已故的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进行了一场单方辩论。哈耶克说，国民经济太大，公有制经济不可管理。海格隆德坚持提出：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能够用合作社的生产方式在地方和全球范围内合作。 一个读者为之补充了例子：今天的跨国公司正在以哈耶克宣称的不可能的方式运作，一些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浸润着自由、平等、分权等民主价值观。 呼应尼采，要求“价值重估” 有瑞典评论家认为，比较起对宗教的批判，海格隆德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价值观批判更为成功。无论如何，当今世界财富的重新分配不足以克服人类面临的挑战。需要彻底改变生产方式。 在特朗普时代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的背景下，海格隆德呼应尼采，要求“价值重估”，从而引起社会变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目前正在经历一个自我反省时期，疫情导致人们的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产生了一个共识：政府是需要保护公民安全的，例如对抗疾病与贫困。 这样，美国势必要向左转，与新自由主义分道扬镳，大政府和高福利政府将会是未来的趋势，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美国年轻一代对海格隆德的推崇和迷恋可以理解。想想，在此书描绘的乌托邦世界里，年轻人将增加“社会上的空闲时间”，他们将自由地享受高等教育，而不必承担沉重的贷款债务，工作学习时也不必担心贫穷和缺乏医疗保险。 毫无疑问，一本书不能拯救世界。海格隆德并不能说服世界人民都放弃宗教，也很难践行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但《今生》一书富有启发性，唤醒了我们作为有限生命的自由意识。作者让我们思考，如何充分利用这唯一的生命？良好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以怎样的道德紧迫感来投入生命、走向社会正义。   （注：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华裔作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