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海：我所认识的NED

 

          我所认识的NED

 

                           于大海

 

2010年十月六日版本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成立于1984年，是美国在世界各地促进民主、人权的一个主要机构。NED的经费由国会核批，再由美国国务院转拨。近年来NED每年从国务院获得的经费，约为一亿三千万美元。

 

我是1990年开始和NED打交道的。那年余英时、陈一咨发起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简称CMC)，陈一咨出任研究中心主席，我担任副主席，主持CMC在纽约的办公室。我代表CMC从NED申请到了第一笔经费。此后我虽然对NED有过意见，却也一直很珍惜NED对民运的支持。可惜的是，最近一年里，我发现NED已异化成了一个凌势欺人、蛮不讲理的团体，背离了里根总统倡导成立NED的初衷。

 

FHRDC风波

 

我先讲我对NED的一点“旧怨”。八九民运后，众多海外民运团体都找NED要钱。NED疲于应付，帮助组建了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简称FHRDC)，指望通过FHRDC来支持各民运团体。NED的这个做法很不成功，因为这个基金会没有能力公平对待各民运团体，也没有能力管好自己。1991年我和多位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的理事联手，着手处理FHRDC的弊端，并向NED作了通报。NED雇人查FHRDC的帐，但FHRDC的执行长廖大文拒不合作，结果查帐的人只好告诉NED说，FHRDC的帐无从查起。虽然我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被NED当成了“麻烦制造者”，但廖大文对查帐的抗拒，似乎使NED的态度有所改变。1993年初，NED请我们几个主要当事人去谈过一次FHRDC的事。记得NED的项目主管黑格女士当时说，NED不该一下子把几十万美元的经费交给没有管钱经验的人。虽然FHRDC的事后来不了了之，NED能有这一点认错的态度，也算不错了。

 

NED支持北京之春之始

 

1993年海外民运发生分裂后，我和胡平、薛伟退出中国之春杂志，另办北京之春。北京之春很快得到来自台湾的支持。为了广开财源，也为了巩固北京之春的地位，我于1993年代表北京之春向NED提出了经费申请。当时有关民联、民阵、民联阵的纠纷方兴未艾。虽然北京之春是新成立的，严格说不是纠纷的一方，但我们几个人都带有强烈的色彩。此时要NED支持北京之春，也是勉为其难。结果如我所预料的，NED没批。1995年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我只申请了向大陆寄北京之春简讯的邮费一万多美元，指望由此先开一个头。NED的高宝玲对我说，她会建议NED批准这个申请。但她不久又告诉我说，NED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对1993年民运分裂的两方均不支持。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合理，也认为这个规定不适用于分裂之后才成立的北京之春。但我肯定高宝玲的坦率。

 

1996年我回普林斯顿大学写博士论文，胡平接任北京之春主编。此后十几年里，我一直没多过问杂志的编务。2000年陈水扁上台，台湾政局剧变。来自台湾的对北京之春的支持，也很快面临终结。为了杂志的生存，我再次和NED 联络。我去华盛顿拜访了黑格女士。我对她说，现在北京之春急需NED的支持，希望NED不再坚持不支持北京之春的那个不成文规定。结果NED从2001年年底开始支持北京之春。NED的第一笔经费只有四万美元，但此后几年里不断增加，最高达到近二十万美元。

 

CMC的改组

 

2009年夏天，李少民、陈一咨先后和我联系，希望我过问CMC的事。此时陈是CMC董事长，李是董事，他们都对CMC主席程晓农有意见。李是我北大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陈是我八十年代中期就结识了的老朋友，他们找我帮忙，我实在不好袖手旁观。陈、程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这年春天被一个纪录片版权的问题激化了。我给程晓农打电话，想看看能否帮着化解矛盾，但马上发现几乎不可能。到了十月初，程辞去了CMC的所有职务。

 

NED对CMC的资助，2009至2010年度为二十三万余美元。对为什么NED会给CMC这么多钱，我至今搞不清楚。CMC每年只出四期当代中国研究，其它活动几乎没有。相比之下，北京之春每年出十二期，并且组织许多活动，而NED对北春的支持，却只有十四万多美元。

 

程晓农辞职前三天，NED的高宝玲通知CMC的主要人员说，鉴于CMC有内部争端，NED停止对CMC拨款。此外，CMC所有与NED经费有关的文件均由“程晓农博士”保管，“非经NED事先许可不得转移给任何人”。

 

程晓农辞职后，CMC进行了改组，李少民接任主席，我则抵挡不住陈一咨的劝说，同意担任CMC秘书。我们此时都期待NED尽快重新向CMC拨款，并撤回文件由程晓农保管的要求。毕竟，内部争端已不存在，程晓农也已没有任何CMC的职务。

 

NED的持久沉默

 

我和李少民很快把CMC改组的事实告诉了高宝玲。但高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对李少民不久后提出的恢复拨款、撤回对文件转移的禁令的请求，高宝玲同样不予回复。

 

李少民接任主席后不久，就到CMC开户的银行去办手续。他惊讶地发现，程晓农2002年背着主席陈一咨到银行改签字权时，竟谎称他是CMC主席。2005年，程晓农再次对银行谎称他是CMC主席。李少民将此事告诉了高宝玲，但高毫无反应。

 

2009年12月，程晓农移交了若干CMC文件。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在提交给NED的经费申请里，谎称他“完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计划”("finished his Ph. D. program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对高宝玲称程晓农为博士，我们以前以为只是口误。这时我们才明白，这是程晓农误导的结果。我们把此事告诉了高宝玲，但她仍然毫无反应。

 

到了2010年初，我们在检查CMC银行报表时发现，程晓农2007年付了6000余美元给一家车行。我们将此事告诉了高宝玲，但她仍是毫无反应，只是在李少民打电话去时说，程晓农告诉她这笔钱已经还了。实际上，程晓农自己的说明是，因为他为CMC付了其它钱，所以这6000余美元他不用还。他为CMC付的什么钱呢？程晓农对此无所奉告！

 

我们当时以为她事情多，顾不过来。但后来的发展表明，高宝玲沉默的原因，主要是她对李少民和我有意见。

 

NED停止支持北京之春

 

从2001年起，我每年都代表北京之春向NED提出经费申请。2010年一月，我和往年一样提出了申请。NED的一般做法，是由工作人员决定每个项目该给多少钱，然后上报董事会正式批准。董事会每季度开一次会，会期只有几个小时，但每次会都要批几百个项目。因此，工作人员向董事会的建议，实际上是决定性的。前几年NED董事会开会前，高宝玲都打电话告诉我NED工作人员准备向董事会建议批多少钱给北京之春，并请我按她提供的总数重新提交一个预算。2010年的申请递上后，高宝玲一直没和我联系。我以为NED的做法有所变化，并没有很在意。到了三月二十六日NED董事会开会后，NED突然发来通知说，NED这次只批了六万美元，使用时限是六个月(到九月底为止)，并且NED以后不大可能再支持北京之春。

 

我马上想到，这是高宝玲把因CMC的事对我的不满转移到了北京之春上。对高宝玲为什么这么久不回答我和李少民提出的问题和请求，我也一下子明白了。她不是忙，而是对我们有意见！有什么意见呢？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NED的钱是她同意给CMC的，我们揭露程晓农的问题，也就同时暴露了她的工作失误。但我们起初并没有责怪高宝玲的意思。NED一年支持一千余个项目，难免出现工作失误。NED只要愿意纠正失误就可以了。我们通过正常渠道，用很温和的语气向NED反映问题，难道不应该吗？我认为我们没做错事，而高宝玲对我们有意见，才是没道理的。

 

即使对我们有意见，高宝玲也应该照章办事，恢复应该恢复的对CMC的拨款，撤消应该撤消的关于文件转移的禁令。因为对我们有意见就对CMC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就属于挟怨报复了。如果因对我有意见而停止NED对北京之春的支持，那就更是滥用职权了。

 

除了高宝玲挟怨报复，我想不出NED停止对北京之春支持的别的理由。这之前的一年里，北京之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09年三月，北京之春主办了纪念西藏抗暴五十周年的集会。集会的参加者超过五百人。2009年五、六月，北京之春积极组织、参与了十多项“六四”纪念活动。2009年七月的乌鲁木齐骚乱发生后不久，北京之春便邀请了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到纽约演讲。北京之春的编务、网站、财务管理也都运作得井井有条。NED对北京之春的工作没提出意见。实际上，热比娅访问纽约后，高宝玲还特意对北京之春表示了赞赏。

 

有关还是无关

 

因为高宝玲是NED的副总裁，我对她有意见，只好向总裁格式曼(Gershman)提。2009年四月，我写信给格式曼，列举了高宝玲在处理CMC问题时的失误，并表示我觉得NED停止对北京之春的支持是高宝玲挟怨报复的结果。经过我几次追问，NED才在两个多月后回复说，NED有关北京之春的决定与我参与CMC的事务无关。

 

真的无关吗？我看不象。至少有两个对情况相当了解并在事后与高宝玲接触过的人认为，其实是有关的。假如真的有关，我们就该面对两个问题。第一，NED是如何作出“无关”的结论的。是NED没有好好调查研究，还是NED罔顾事实呢？

 

第二，如果有关，那么我于大海究竟做错了什么？我不过是出于公心，心平气和地向高宝玲反映了程晓农的问题而已。我反映的问题都是证据确凿的。难道向NED反映问题就是大逆不道？！反过来说，如果我于大海没做错事，那么高宝玲因为我反映问题而使NED停止对北京之春的支持，难道不是滥用职权吗？！

 

有人认为，虽然NED停止支持北京之春与我反映问题有关，我还是不该给格式曼写信，而应该委曲求全，以北京之春得到NED支持为第一考虑。我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承认有关，也就是承认高宝玲滥用了职权，就是承认北京之春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此时不去指出高的错误，那么北京之春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我们办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都得到过台湾的支持。但我们和台湾的关系，一直是合作者的关系。我们从来不是台湾的奴才。时至今日，我们也犯不着去做高宝玲或NED的奴才！

 

我没有本事调查NED。既然NED说无关，我如果还想追究，只有到别处抱怨。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做，一件怪事就出现了。一位朋友告诉我，NED的一个工作人员说，停北春经费的理由是，国内稿费只占预算的百分之八，NED和北京之春讲了多年，但北京之春没有改变。这个工作人员刚来NED不久，她这个“讲了多年”的说法显然是听她的主管高宝玲说的。事实是，NED在决定停止支持北京之春前从来没讲过这个稿费百分比的问题，更没有讲过“多年”。按我的建议，这位朋友请NED将讲了多年的具体情况介绍一下，结果这位工作人员不作声了。我去问NED这个讲了多年的说法是怎么回事，NED同样不予回答。很明显，这个“讲了多年”的说法，是我指责高宝玲挟怨报复的后，高宝玲为了解释自己的行为而编造出来的。这和尼克松为遮掩水门事件扯谎，结果把自己带入泥潭是同一回事。问题是，NED对高宝玲编造历史，怎么可以听之任之呢？！

 

CMC的财务黑洞

 

到了2010年春天，我们从银行得到了更多报表，也发现了CMC账目的更多问题。比如说，程晓农2007年为自己设立了退休金投资帐户。据程晓农说，这是董事会主席丘宏达批准的。但程晓农未拿出任何书面证据。由于丘宏达这几年身患重病，人们也无法向他求证。此外，按照CMC章程，对CMC官员的报偿，均要由董事会批准，不能董事长一人说了算。2007年担任副董事长的陈一咨对程晓农为自己开投资帐户的事毫不知情。从2007年一月到2009年七月，程晓农共往他的投资帐户里存了23500美元。但在向美国税务局报税时，程晓农却只报告说每年存了4000美元。(CMC是非营利团体，其报税资料是公开的，可在guidestar.com查到。CMC2007和2008年的报税表，均是经程晓农签字后送出的。)我们认为，程晓农存到自己帐户的23500美元属于非法占有，他应当还给CMC。

 

又比如，从2004年三月到2009年九月，程晓农从CMC帐户提走现款48780美元。对这些钱是怎么用，程晓农没有任何交待。从2004年七月到2009年十月，程晓农用CMC支票支付他个人的信用卡账单达五十多次，总金额为76748美元。对为什么CMC的钱被用于支付个人信用卡账单，程晓农同样没有任何交待。

从2004年五月到2009年三月，程晓农以报销的名义从CMC帐户开给他自己的支票总额超过十万美元。其中多张支票是高额整数，如九千、八千或五千美元。对这十万余美元是怎么用的，程晓农也没有任何交待。此外，程晓农还开给了他自己一万多美元的没有注明任何用途的支票。

 

这些成问题的支出，加在一起共有二十六万多美元。这其中有多少是非法占有？由于程晓农倚仗高宝玲的指令不肯交出财务文件，我们对此至今不清楚。但程晓农的做法显然严重违犯了NED的有关规定。按照NED的规定，受款团体在使用NED经费时，要尽最大可能用支票或其它方式直接支付。象程晓农这样把二十多万美元付给自己，是绝对犯规的。

 

希望和失望

 

2010年六月二十一日，我把列有这二十多万美元的单子送给了NED。面对程晓农的明显违规行为，NED仍不肯调查追究，也不肯撤回对文件转移的禁令。不过，六月二十五日，NED的另一位副总裁法罗奥(Fauriol)和我联系说，希望NED与CMC之间的关系能有个了结。我们当时觉得，也许NED终于有了解决问题的愿望。七月六日，我代表CMC向法罗奥提出两项建议：(一) 取消CMC文件由程晓农保管的要求；(二)恢复执行NED与CMC之间的协议书，将停拨的经费补发。法罗奥几天后回复说，有的问题应能很快解决(“There are issues under consideration that can be addressed with dispatch”)。我们此时对NED抱有很大希望。但法罗奥此后很久没有声音。到了八月中旬，他才来函说，希望我们向NED提供我们手上有的CMC资料。这和他日前“应能很快解决”的说法很不一致。

按我的推测，法罗奥是希望解决问题的，但他受到了NED内部的阻力。我们仍尽量与NED 合作，提供了资料。进入九月后，我又追问NED对我七月提出的两项建议有什么回应。九月十六日，法罗奥代表NED回复说，NED认为文件的保管是CMC的内部事务，而由于我们对程晓农提出了指控，NED要先研究我们的指控，然后才可能考虑补发经费。我回信说，高宝玲提出禁止文件转移时，可没把文件的保管当作CMC内部事务。不论是NED现在认为高宝玲的禁令不当，或者是NED改变了立场，NED都有责任向所有收到了高宝玲禁令的人澄清NED的立场。一周之后，法罗奥代表NED回信，拒绝澄清。

 

这就是NED蛮不讲理了。2009年十月，高宝玲发函给一共八个人，要求CMC文件由程晓农保管，“非经NED事先许可不得转移给任何人”。到了2010年九月，NED又说文件保管是CMC的内部事务。我们要求NED向所有收到高宝玲禁令的人发函，澄清NED的立场。这个要求再合理不过了，但NED就是不肯！

 

为什么呢？在我看，主要是怕开了豁口后，被逼得一退再退。NED如果按我们的要求澄清，客观上等于承认高宝玲错了。这也等于承认，李少民和我从2009年年底起和NED“闹”不是没有道理的。接下去，NED恐怕就要回答有关北京之春的质疑了。NED停止支持北京之春的决定是否与于大海反映问题有关？如果有关，而于大海又没做错事，那么NED的决定是不是错了呢？高宝玲是否挟怨报复了呢？NED下不了面对这样的现实的决心，所以才将错就错、蛮不讲理。

 

NED亟待洗面革心

 

我已于2010年十月四日就NED的种种弊端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报告。1991年发生FHRDC风波时，我虽然也对NED不满，却未向有关单位报告过。这次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对报告能起到多大作用，我毫无把握。NED敢于蛮不讲理，显然也是出于我们拿NED没办法的自信。我的希望是，在朋友们和正义人士的支持下，NED这次会迫于压力洗面革心，进行一番自我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