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大选：难民政治冲击民族国家

茉莉：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震荡和阵痛后，瑞典这个被誉为“世界的良心”的北欧小国，再一次成功地抵御了极右翼。
 

 

2018年10月30日 06:33 茉莉 为FT中文网撰稿

 

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十四

一位瑞典工程师M在我授课的夜校学了两年中文，就跟着他的华裔太太去新加坡工作了。去年他考虑回瑞典，但他的父亲对他说：“你就别回来了。现在瑞典不像以前了，来了很多外国人！”

当时我听了有点吃惊，但没有意识到，这预示着，由于近年来的难民潮，瑞典现代史上一场戏剧性的政治震荡即将到来。在经历了9月大选、10月组阁的阵痛之后，这个被誉为“世界的良心”的北欧小国，再一次成功地抵御了极右翼，仍然怀着对世界的关爱，承担起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的责任。

家园不再的焦虑，人权与主权的冲突

我那位学生的父亲是一位生活在郊区的勤恳的瑞典工人，他心中的焦虑和不安，在普通瑞典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自2015年以来，有二、三十万来自中东、北非与南亚的难民，涌入这个只有九百多万人口的小国。

当2018年的大选来临时，可以想象，一些充满“家园不再”失落感的瑞典人，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了SD——反移民的瑞典民主党（见图）。极右派SD破天荒地获得17.6%的选票，因此声势大涨。

            极右党SD的党魁奥尔松

尽管选票减少，但在上个世纪里创造了辉煌“瑞典模式”的左翼社民党，仍然是瑞典第一大党。今年选民的投票率高于往年，统计数字说明：还是有82.4%的瑞典人把选票投给左右传统政党，与排外歧视移民的极右种族主义划清了界限。然而，由于左右翼两个阵营这次选票非常接近，互相对峙，导致新政府难产。

此刻，瑞典面临的不仅是新政府难产的危机。从深层看，为保护人权、接收越境而来的众多异族难民，民族国家的传统秩序被撕裂，人权和主权产生了矛盾。那么，以仁慈和慷慨著称的瑞典人，还能找到怎样的方式，面对这个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呢？

当年，汉娜•阿伦特在思考犹太难民的问题时，曾描绘“失去了所有权利”的难民的生活状况，提出“历史不再是一本向他们合上的书”。阿伦特开出的药方就是：对世界的爱与政治共同体的责任。

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继承并发展了阿伦特的理念，他以理想主义者的姿态大胆地提出：抛弃主权等基本概念吧，让我们从唯一的“难民”形象出发，以新的方式构建我们的政治哲学。这些哲学家们的思考，对欧洲的现实政治会有什么启示吗？

SD——衣着整洁的仇外民族主义者

这次瑞典大选彰显了国家政治的一个明显的变化：以往被视为关键的经济问题，被难民问题取代了。搅动政坛风云的极右政党SD，在竞选中煽动对移民的恐惧，声称他们将保护本国文明免受失控的移民（主要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难民）淹没。这些观点引起部分选民的共鸣。

这是一群头发梳得光滑、衣着整洁的白人。笔者有几次在市议会上，见到该党的议员。他们大都比较年轻，衣冠楚楚一表人才，与穿着顺便的其他民选议员明显不同。笔者因此猜想，他们是在用修饰良好的外表，来显示其日耳曼民族纯粹白人的骄傲吧。当年希特勒就认为，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种族。

于1988年建党的SD被认为有纳粹背景。多年来，他们公开声称自己不是种族主义政党，一直在努力为自己“洗地”。例如，他们在党章里摒弃了一些种族主义的内容，与有激烈排外倾向的青年团切割，开除了一些有种族主义言论的党员。被切割的党员大都去参加更为激烈的“北欧抵抗运动”——一个植根于北欧地区的新纳粹组织。

为了照顾瑞典人同情难民的心理，SD的排斥难民政策也比美国的特朗普要仁慈得多。例如，他们主张把瑞典的资助送到灾难发生地，提出在经济上补贴入境的难民，对难民进行就业指导，鼓励他们自行回国创业。最近，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计划在欧洲设立一个名为“运动”（The Movement）的基金会，想要联合欧洲极右派，以掀起一场“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叛”，而瑞典SD的发言人明确表示不参与班农的组织。

就因为这样竭力“洗地”，力图以温和的表现使自己摆脱种族主义形象，瑞典SD的党魁奥克松（Per Jimmie Akesson）与法国的玛琳•勒庞一样，逐步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一时风头很劲。

SD党的标志是一朵深蓝色的花朵，其口号是“安全和传统”。他们自称为持民族主义观点的“社会保守党”，反对当今的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回归传统，视伊斯兰教为“瑞典最大的外来威胁”。可见，其骨子里的狭隘、歧视与反智，不因其努力“洗地”而改变。该党的性质应可定为“仇外的民族主义”。

虽然获得了一点号召力，SD却在瑞典国会长期坐冷板凳。2010年大选SD获5.7%的选票，首次进入国会，但由于他们的排外反移民的倾向，遭到国会其他七党的一致唾弃。2014年大选，SD一举夺得49席，成为国会第三大党，但其他七党仍然拒绝与SD合作，不让它在国会发挥作用。

记得2014年大选后，左翼“红绿阵营”新政府在国会中所占议席不到多数，如果它的老对头“中右联盟”继续与它作对，拥有49议席的SD就能发挥“秤砣效应”左右瑞典政治。为了封锁抵制SD发挥作用，来自左右的两个阵营友好协商决定，让在野的“中右联盟”在国会里支持它的左派老对头“红绿阵营”。这就是令人感动的“十二月协议”。

SD在政坛被如此排斥，还由于他们缺乏执政能力。该党只擅长宣传“反移民”的唯一议题，无能力关注其他社会问题。当然，SD还有反欧盟等其他主张，但该党对经济、教育及其他国家事务都比较无知，在各地区的议席常常空着，其议员很少认真参与社会管理，因此，一般受教育程度高的选民看不上他们。

一致冰冻SD，左右僵持政府难产

到笔者将完成此文时，瑞典大选已过去一个多月了，由于左右两大阵营争相组阁，僵持不让，新政府仍然难产。好在瑞典是一个政治成熟的国家，原左翼政府作为过渡的看守政府继续执政，一切按部就班。这里没有美国党争那种恶性的人身攻击与喧嚣，即使暂时没政府，还有国王和国会议长呢。

国会议长在与各党商议之后，把组阁任务首先给了四党组成的“中右联盟”（占143议席）。尽管社民党领头的“红绿阵营”（占144议席）比中右要多一个议席，但不够国会过半门槛所需的175个席位，无法在议会通过自己的预算，难以组成一个合理的政府。而“中右联盟”虽然少一议席，但因为极右党SD赞同中右的经济政策，其预算将比较容易在国会通过。

然而两周后，首先尝试组阁的“中右联盟”宣告失败。这是因为，“中右联盟”不愿败坏自己的名声，仍然拒绝把极右党SD（占62议席）作为联盟伙伴，而中右也没法从左翼“红绿阵营”那里拉来合作者，只好因议席不够而放弃组阁。然后，议长宣布第二方案：由左翼“红绿阵营”尝试组阁。如果左翼能修改自己的一些政策，很可能跨越阵营，拉来中右两小党成功组阁。

           瑞典左右阵营拔河，极右SD靠边站

 

尽管难民问题被认为是瑞典社民党走向衰落的瓶颈，甚至造成国家治理困难，但外国媒体预言的瑞典政坛“地震”并未发生，反移民的SD仍被左右传统政党一致冰冻。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瑞典选民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反对极右党的极端理念，加上近年来瑞典经济增长强劲，同时，这也与政府这两年收紧难民政策、压力减轻有关。

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在瑞典，左翼社民党创造的“瑞典模式”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笔者曾在《左转右转都是民之福》一文里解释了这个奥秘。瑞典的福利制度，是个人与社会缔结的一个长期合约，由于中产阶级已经付出了高额的税款，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享受福利制度的回报，这个制度就必须继续下去。因此，任何党派上台都要继承“瑞典模式”，坚持福利制度。

任何关于瑞典“极右变天”的叫嚷都是徒劳

前面谈到那位工程师M的父亲，他对旧日瑞典安宁的社会状态充满了留恋，因此对陌生人的到来颇有怨言。但是，全球化已使世界发生巨大变化。当他那儿子M在新加坡成家立业，我的这位白人学生也就成了亚洲的陌生人——异族移民。现代化就意味着变化，全球化使世界变成地球村，各国都必须面对移民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闭关锁国已不再可行。

但是，由特朗普在美国挑起的甚嚣尘上的种族主义，大大鼓励了欧洲的民粹主义者。瑞典人的怀旧心理，也被极右势力利用来宣扬他们“民族团结”的理想。他们把昔日封闭单一的纯粹白人社会过分理想化，把大量移民的进入视为“软侵略”，企图煽起人们对外来移民的仇恨。

幸好，诚实、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已深植于瑞典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大多不理睬民族主义者排外的喧嚣。在日常生活中与移民接触的切身经验，帮助他们在心理上接受不同种族的移民。例如，瑞典人已经习惯吃意大利沙拉、土耳其烤肉，遍及各地的中国餐馆也让他们享受到东方美食。除了很多如巴士司机、护理员之类的行业需要移民补充之外，发展高科技的瑞典也很需要外来人才。

欧洲早已成为各民族组成的欧洲，瑞典也早已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我们移民对欧洲的认同，不是建立在种族、宗教等身份认同上，而是建立在欧洲价值和信念的基础上。正如美国政治思想家福山所说：“欧洲创造了一个值得他们自豪的了不起的文明，一种能包容来自其他文化的成员、又始终能认识到自己独特性的文明。”

就在大选后不久，瑞典最高法院宣布，给予9000名无人陪伴的阿富汗青少年留在瑞典上学的机会。与此同时，瑞典政府决定暂停引渡新疆维吾尔人回中国。

由此看来，任何关于瑞典“极右变天”的叫嚷都是徒劳的，极右党SD在瑞典注定不会成功。尽管因接收难民太多带来不少现实困难，冲击了瑞典政治，但经过战后70多年，瑞典已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是经济开放、社会宽容和备受尊敬的国家。对世界而言，瑞典仍然是民主、平等和生活质量的典范。

（注：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华裔作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