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像浇灌植物一样浇灌自我，使之不易萎缩。
鲜为人知的“新加坡的伤口”
——李光耀制造的“冷藏行动”
（瑞典）茉莉
如果用地质学的眼光来考察政治历史，那么新加坡，一个洋溢着热带风情的花园城市，其表面好像光滑而色彩斑斓的页岩，但在其层层叠叠的地层深处，隐藏着凝结受害者血泪的黑色化石。
今年一月中旬，在新加坡繁华街区的宽敞书店，我惊讶地看到一排排书架上摆着的《李光耀传》，令我记起文革时中国书店里摆满《毛选》的情景。而后，朋友带我走进牛车水地段不起眼的草根书室，我在那家中文书店里买了两本封面简洁的书：《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50周年纪念》、《我的黑白青春》。
身为旅游者的我，就这样偶然地一瞥，发现了那个美丽国家的一道未曾愈合的伤口。放弃坐船去印尼旅游的计划，我埋头于两本沉重苦涩的书之间，并设法与“冷藏行动”的受难者亲属会面交谈。两个多月后，强人离世。在一片歌功颂德的赞美声中，少有人提及“冷藏行动”那道历史创伤，少有人批评李光耀执政时期残酷的政治迫害。
我为此感到困惑：在一个建立了民主制度并拥有一定自由的国家里，为什么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对“冷藏行动”这个人权迫害事件做出清算？为什么新加坡人至今没将这一事件提交给国会调查听证，以促使政府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并做出赔偿？新加坡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为此公开抗争？难道知识分子都因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放弃了批判的使命，而人民都因为恐惧焦虑而成为自由的叛徒了吗？
◎ 阴谋夺权，未审关押昔日同盟
“冷藏行动”是李光耀于六十年代犯下的一桩不可原谅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其中充满了冷血的背叛与阴谋，此案至今仍未平反。
1963年2月2日，在李光耀的主导下，新加坡政府和马来亚联合邦发动“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在全城搜捕133位在野党社阵、工会、学运和社运人士等人。不经正当程序和公开审判，那些左翼人士就被以“涉嫌参与共产党颠覆国家罪”关押入狱，其中有的人被囚时间竟然长达32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对于这段极不光彩的历史，李光耀的官方解释是：“冷藏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共产党控制公共机构，所以与马来亚合作阻遏共产党的扩张。就在近几年，李光耀的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还在重复其父的观点，仍然指已故的左翼政治领袖林清祥是马共党员，社阵（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当年受马共控制。
然而时间不在李氏家族一边。五十年后的今天，英国的历史档案解密了。档案显示：当年英国驻新加坡情报机构军情5号（MI5）研究了李光耀的报告后，称李光耀指控社阵有共产党渗透、企图颠覆政府的文件是“垃圾”。老奸巨猾的英国人在新加坡殖民一百多年，他们知道社阵只是左倾的民族主义组织而已，林清祥主张宪制观点温和，并没有像共产党那样鼓吹暴力。
那么，李光耀究竟为什么要在1963年逮捕林清祥及其同仁呢？直到2013年，新加坡历史学者覃炳鑫才在研究英国档案局解密文件后发现，李光耀是应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要求而展开大逮捕行动的。当时李光耀要求东姑接受新、马合并方案及成立马来西亚，因而和东姑合谋铲除新加坡左派。
李光耀曾一度是林清祥的左翼同路人。五十年代初，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因代表新加坡罢工工人与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时任工会领袖的林清祥结识了他，两人共同筹划，与1954年成立了人民行动党。1956年，林清祥和李光耀双双代表新加坡去伦敦与英国殖民当局商谈独立事宜。
1954年，林清祥（右）与李光耀（左）初次相识
两位年轻人都在旺盛年华里走上从政之途，为新加坡的独立做出了贡献，他们共同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后执政，李光耀成为自治后第一任总理。1961年，由于政治分歧尖锐，林清祥为首的左派退出政府和人民行动党，另组社阵，成为李光耀的政治竞争对手。当时李光耀在芳林补选遭受重挫，其政治前途岌岌可危。
这也是李光耀要下狠手陷害昔日盟友的另一重要原因。林清祥是非常出色的魅力型政治领袖，拥有广大草根群众的支持。李光耀曾赞美林清祥的人格，还曾预言林清祥前途无量：“他是新加坡一流的华人演说家，他将成为新加坡的下一任总理。”然而，最后的结局却出人意外：李光耀本人成为新加坡声名显赫的“国父”，而比他更受人民喜爱的林清祥却成了政治牺牲品。林清祥坐牢六年饱受摧残，又变相流亡英国十年，后回到新加坡，在忧伤中病逝。
◎ 内安法：街头霸王的铜节指套
以奸诈绝情的政客手段，李光耀玩天真的左派理想主义者于掌心之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李光耀并不否认。他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政界的“街头霸王”，得意地说：“如果你惹怒我，我会戴上铜节指套（打人用凶器），把你逮进一个死胡同。”
也难怪李光耀会和邓小平惺惺相惜，强烈共鸣。李光耀曾大赞邓小平的名言“杀20万学生保20年稳定”，公开为邓小平“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辩护，说镇压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很遗憾，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追随的是英国民主体制，总理李光耀不能像中国总理李鹏一样把坦克开上街去杀人。但李光耀在他可能的范围内，把“街头霸王”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这个霸王在镇压异己时，既有理论，也有恶法作为工具。
没有其他宗教信仰，李光耀信仰的是中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权术和谋略，为控制他人不惜使用欺诈和机会主义手段，坚信“政治无道德”。直到晚年，李光耀还在向马基维利致敬，说：“在被敬爱和畏惧之间，我一向相信马基维利是对的。如果没有人怕我，我就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李光耀怎样才能如他所愿“令人畏惧”呢？在他为争夺、把持权力所使用的铁血手段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内部安全法》。新加坡在英国殖民时期就设有安全部门，独立后，李光耀利用这个内安法大肆迫害异己。据统计，在李光耀执政40年间，他引用内安法囚禁了2600名异见人士，很多人被长期囚禁。此外还有大批人被驱逐到国外，终身不许回新加坡。
这个可怕的内安法就是街头霸王李光耀用以打人的铜节指套。该法为人诟病之处在于：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那么，由谁来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呢？在李光耀看来，当然是由他和他的政府来认定。为什么囚禁他人不须经过审判？李光耀回答是：“因为共产党人组织能力太强且按正常程序审判效率太低。”
和中共的国安法相似，新加坡内安法可以任意拘留反对派人士，因而恶名昭彰。近年来，邻国马来西亚废除了内安法，在新加坡引起强烈反响，新加坡人也纷纷要求废除内安法。目前，新加坡政府表明会继续保留这项法令，但只会用来对付一些如恐怖主义之类的重大威胁。
与极端腐败的中国政府相比，李光耀可以引以为傲的是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然而，从用恶法迫害异己这一点看来，自诩清廉的李光耀，却陷入严重的“权力腐败”之中。“权力腐败”特指权力的蜕变，即权力主体滥用权力，使正常的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变。为了满足政治贪欲，李光耀父子建立了一个唯我独尊的“李氏王朝”，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权力腐败吗？
◎ “冷藏行动”为何至今未能平反？
我从台湾到新加坡，我的问题也涉及这两个国家的比较。为什么台湾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能够在1995年获得政府的道歉，政府并公布处理和补偿条例，而新加坡政府却至今不承认冷藏行动是一个错误？
对新加坡朋友，我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中国人拥有你们这么多自由，我们一定把“六四事件”提上国会听证。我认为新加坡人现在就可以这样做：在内安法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向国会提出要求开放档案，调查“冷藏行动”这桩民怨很深的历史事件。这样，国会可以查证政府是否有错误以致犯罪之嫌疑，揭露问题所在，进行立法补救。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新加坡拥有一个议会民主制，还有近年来颇具战斗力的反对党，也没有人将这桩历史公案向国会提出来。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
首先，新加坡和台湾不同，台湾二二八事件涉及族群冲突，本省受害者及其家属坚持发声，被反国民党专制的党外人士当作精神资源，因此他们的抗争从未中断，几十年延续下来。而新加坡的冷藏行动里没有族群因素，在林清祥等反对党领袖被一网打尽之后，左翼组织的声音嘎然中止，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出现的反对党已经隔了世代，并未继承林清祥和社阵的源流，他们对为新加坡历史上的这一大污点似乎视而不见。
其次是李光耀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由于李光耀的亲西方路线，新加坡在独立后获得了大量的西方投资，人民在经济上受益，这条路线因此被认为是走对了。历史似乎只能由胜利者书写，新加坡人于是患上了集体健忘症。
在一个公民素质优良的民主国家，即使政府能搞好经济，也绝不允许他们去侵犯人权，因为人不是经济动物，而是必须享有权利和尊严的公民。但是，新加坡人是被李光耀所严重歧视的人民。他曾在1978年对前来访问的邓小平说：“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他赤裸裸地宣称：“至于群众在不同时刻怎么看待我，我认为完全不重要。”
既然视新加坡人为不值得尊重的贱民子孙，李光耀便摆出一副“受我恩惠不许忤逆”的严父姿态。他深知人性的恐惧与贪婪，因此利用他的宣传机器一再重复这种观点：“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富裕的新加坡。”他还吓唬新加坡人说：“我们必须把人们收监，毋须审判。”“如果不这样做，今日国家就会灭亡。”
然而新加坡人也真的可以被忽悠，很多人居然相信李光耀如此明显的逻辑谬误。在这里李光耀犯下的是“虚假两分”的逻辑错误，他让那些头脑简单的新加坡人相信，该国只存在两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尊重人权，要么贫穷亡国。事实上，尊重人权与发展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反而是互相促进的。
◎ 人民的背叛与知识分子的软弱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施莱辛格曾有这样的名言：“在自由社会，焦虑驱使人民成为自由的叛徒。”在像上帝一样英明的国家领袖面前，住上了舒服组屋里的大多数新加坡人感恩戴德，他们害怕失去较为富足的生活。来自政府的谎言更容易成功，因为说谎者事先知道人们恐惧什么，希望什么，从而引导了舆论。而普通人由于惧怕社会孤立，会对主流的优势舆论采取趋同行动。
这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现象：心怀不满者不敢公开发表意见，不占主流的受害者及其亲属处于无助的地位，越发孤寂下去。李光耀使用各种手段打击异议人士，钳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逼得反对派走投无路。这种对人权的压制，被一些新加坡人看作是为使社会井然有序必须付出的代价。享有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新加坡人，并未随之发展出现代化思维。
那么新加坡知识分子呢？难道他们不应该是守护人权价值、揭开历史真相的人？笔者孤陋寡闻，只能从中文出版物上一睹新加坡杰出华人知识分子的阵容。首先是《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一书的编者和作者傅树介，陈国防和孔莉莎等人，《我的黑白青春》的作者——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其次有挑战主流历史论述的覃炳鑫等新加坡学者。此外还有一个叫“圆切线”的批判性思想团体，那些中青年学者挖掘本国的历史，争夺由当权者独占的历史解释权。
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
然而，敢于抗争的知识分子在新加坡仍然是寥若晨星。按照“圆切线”的创办者柯思仁的说法，这是因为新加坡有一个“选贤与能”制度，“这个制度长期以来为新加坡政府与相关机构吸收了大量的最优秀的人才。不过，这个制度也对民间能量的储存与发挥，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效果。”这就点明了新加坡民间知识分子力量软弱的原因。批判性思想一般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所具有的，但这些人才都被执政者网罗去了。对那些优秀人才来说，体制内的利益实在太大了。
按照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观，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些“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人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局外人。只有从体制内的特殊利益之中走出来，才能坚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但是，在现实中愿意做批判性知识分子并为此付出代价的人，毕竟太少了。
无论历史进展如何缓慢，李光耀留下的威权政治遗产终将失去影响力。近几年，新加坡人对“冷藏行动”的研究与揭露越来越多，受害者已经敢于说出自己的故事。新加坡人将从集体失忆中醒悟过来，开始正视李光耀给这个国家留下的阴暗面，揭开长期被人捂住的历史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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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太平洋月刊》2015年6月号
附上一张自己在新加坡游植物园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