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像浇灌植物一样浇灌自我,使之不易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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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的花园里留连

(2018-01-06 12:00:23) 下一个
   

 

            在蒋介石的花园里留连

    

                                 (瑞典)茉莉

 

夏末的傍晚,空气中荡漾着玫瑰的香味。走过士林官邸的内外花园和凯歌堂,在小咖啡店里喝了茶之后,我们沿着花草扶疏的小路,在园中一座雕梁画栋的红色凉亭里坐了下来。

 

暮霭从那边山林飘过来,游人渐渐稀少,这台北市幽静的一角,愈发安静了。我似乎很专注地在和友人谈论什么。但是,另一个我却悄悄地离开凉亭,在这个花园里深深迷失。寂静中仿佛有人对我一遍遍私语:“这里曾是蒋介石的花园,……。”

 

 

我的心中五味杂陈。一些早就遗忘的旧事,已经消隐的痛苦,慢慢地浮现出来。

 

◎ “百年顿尽追怀里”

 

心绪不平,却难以与人言说。在陪同我的台湾朋友眼里,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是压迫他们台湾人的外来势力的代表。他们因此很难明白,“蒋介石”这个名字,对出身大陆的“国民党崽子”的我,以及我们一类的家庭,曾经意味着什么。

 

第一次听到“蒋介石”的名字,我才六岁。有一天公安局到我们家抄家,抄出了一张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合影,全家陷入一片惊恐之中。我父亲向公安人员自辩说,国共重庆谈判时,他正在重庆读大学,因为毛泽东的照片在当时稀以为贵,于是他寄上一张蒋毛合影回老家,让家属把照片珍藏起来。

 

因为那张照片上还有毛泽东,我的父亲侥幸逃过一劫。但是,他曾经加入国民党的历史,却是我们一家洗不清的罪孽。在我的惨淡少年时,我被赶出中学课堂,我被强迫做苦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档案表格上有一栏写着:父亲是国民党员。

 

纳粹曾强迫犹太人佩戴黄色的大卫星标志,中间写有“Jude”。红卫兵曾在我父亲脖子上吊起大字牌,上面写着“国民党残渣余孽”。从小就听到老师教导我们:“万恶的蒋匪帮”如何如何。而我先天就属于“蒋匪帮”的后代,身为“黑五类子弟”,必须承受所有的歧视和侮辱。

 

少不更事的我常常苦恼地想:要是父亲当年不去读那个中央政治大学,就不会加入国民党了。父亲是一个刻苦读书成绩优异的农家子弟,他曾同时考上三个大学。最终他选择这个蒋介石任校长的大学,只是因为,这个学校每年给学生免费提供两套制服。

 

我曾经看过父亲穿制服的一张旧照。被后来的生活折磨得有点木纳的父亲,在那张照片上年轻潇洒,英气勃勃得令我吃惊。那大概是蒋介石给我的唯一的一点好感,他使穿土布出身的父亲,穿上了像模像样的洋布服装。

 

但是那位老校长走了,他逃到台湾,在这个美丽花园里颐养天年,抛下我们这些被烙上蒋家烙印的老老小小,在大陆沦为贱民,惨死或者苟活,遭受非人的煎熬。

 

“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追怀少年时烙在心灵上的旧事,我在士林官邸凉亭里的怅然与迷失,也就不难为人理解了。对于我,“蒋介石”这个名字和政治关系不大,它是和我们痛苦的家史、和我悲哀的童年联系在一起的某种象征。

 

 ◎ “国民党崽子”的个人情结

             

汉娜·阿伦特曾经宣称:“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者,必以犹太人身份还击。”这位自幼融入德国文化的学者,在逃出纳粹集中营之后,坚持要以犹太人身份去面对本民族的命运。

 

被定性为“国民党崽子”而受辱的少年经历,成了我心中解不开的个人情结。文革后大陆的民主党派开始活跃,记得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去寻找湖南的“民革”党部,要求加入中国国民党。谁知这个共产党控制的“花瓶党”在吸收新党员方面,做了有关年龄和地位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年轻的我尚未符合他们的条件。

 

当年,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太丑的话,是可以通过出嫁改变自己的身份的。而我却选择了一个同样是国民党家庭出身的知青做丈夫。异类归于异类,贱民归于贱民。我们这一对贱民,终于在1989年“六四”镇压的关键时刻一起站出来,发出异类的呼声,而后双双流亡异国。

 

200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那时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权力。虽然明知此时的国民党早就不是我父亲曾加入的那个党了,但我在访问国民党党部时,仍然偷偷地生出许多感伤的情怀。当时我拍了不少照片,回到瑞典就把照片和马英九赠送的一支钢笔,一起寄给我年迈的父亲,我的父亲曾在中央政治大学与马英九的父亲同学,并且在台湾实习过。没想到,这些对老人来说有点纪念意义的东西,全被大陆有关方面给没收了。

 

葱茏的福山,此刻在鸟鸣和蟋蟀声中更加朦胧了。福山下面是士林官邸灰绿色的正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居住过的公馆。1975年4月,蒋介石就在这里去世。这个神秘的住宅至今仍未对外开放。

 

 

陷入沉思的我意识到,那位在浙江奉化出生、在这个官邸里撒手人寰的老人,尽管贵为总统,但他至死都是一个异乡人。一个每日必读《圣经》的异乡人,他需要基督的信仰来稳定他的心灵。

 

一种共同的命运感,减少了我对这位老人的怨意。如今,他和他的妻子已经接受了死神赐予的安谧,而我们的流亡却遥遥未知归期。

 

   ◎  巨大和较小的黑暗之比

 

“在感叹的恍惚中, 咏叹起人间的悲运。” 英国诗人奥登的这句诗,正是我在花园凉亭的心情写照。在这个荒诞的时代,个人悲运的涵义,常常不得不通过政治语汇来显示。许多和我有相同命运的中国人,至今仍然怀有“国民党情结”。

 

流亡给人的好处之一,就是扩大视野。今天的我,已经不会像当年一样傻乎乎地去要求加入国民党了。那天,在台北101大楼PAGEONE书店召开我的新书座谈会之后,几位台湾朋友和我一起喝咖啡,他们谈及当年蒋介石屠杀台湾精英的历史。

 

我联想起半年前读过的一本书,那是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赠送的《走出白色恐怖》。康宜姐生于北京,成长于台湾。在她六岁时,原籍大陆的父亲因受台湾本土亲友牵连,被国民党政府以“叛乱罪”无辜下狱十年。蒋介石当年在台湾镇压异己的残酷可见一斑,难怪他们招致台湾人普遍的怨恨。

 

但同时,我以大陆人的眼睛,在这本书中惊讶地发现,康宜姐这位台湾政治犯的女儿,居然能在白色恐怖时期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留学美国,这是那个年头的大陆政治犯子女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康宜姐的父亲后来赴美,其签证一度被驳回,由于蒋经国的暗中协助而终于成功。

 

和中共的“红色恐怖”相比,蒋家的“白色恐怖”似乎还没有完全灭绝人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的“有无”与“多少”的区别。尽管如此,侵犯人权的罪恶,仍然应该视之为罪恶。由于当时台湾遭受中共军事威胁的危急局势,蒋介石用铁腕镇压有共特嫌疑的异己,因此在有些人看来,镇压乃是不得已之举,它保证了台湾的安全与发展,似乎是必要而合理的。

 

我怀疑台湾后来的平安是由于“白色恐怖”的效应。即便如此,评价那段历史,我们首先有一个角度问题。如果仅从政治功利角度来看,也许蒋介石的做法有其道理。但是,知识分子是为社会守护意义的人,他们所持的,应该是尊重个人生命价值的人道主义立场。

 

在温柔的夜色中,我们漫步走出士林官邸,走进台北市璀璨的灯火之中。这个傍晚,我对一路上称蒋介石为“独裁者”的台湾朋友,多了一份理解。在回顾了自己过去的生涯之后,我也坚定了自己的理念:知识分子反对一切黑暗,不论是巨大的黑暗还是较小的黑暗。

 

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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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评论 (4)
评论
瑞典茉莉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Blue-Crab' 的评论 : 也有这种用法。

唐朝的元稹在《莺莺传》里写道:“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
瑞典茉莉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东裕德' 的评论 : 谢谢你!
Blue-Crab 回复 悄悄话 应该是“流连”而不是“留连”。 流连忘返, 留恋故土。
东裕德 回复 悄悄话 感人!理性公允的评价。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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