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像浇灌植物一样浇灌自我，使之不易萎缩。
巴黎骚乱的中国影子
（瑞典）茉莉
当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巴黎郊区的熊熊火光时，很少有人想到，这一场大骚乱在电影和社会学家的言论里，早就被预告过了。
十一年前，法国社会学家Alain Touraine 就发出警告：“几年之后，我们将要经历和美国同样的遭遇。”他所说的“美国遭遇”，是指发生在40年前美国越战期间的一场民众暴动。1965年，黑人领袖马尔康姆遭枪杀，引发了洛杉矾市郊黑人区（Watts）的黑人暴动。暴动持续了六天，死三十四人，伤数百人，数千人被警察抓走。
这位社会学家的话不幸而言中。长期以来，法国人对逼近他们的灾难浑然不知，即使是法国电影艺术家用他们的镜头，细致而真切地描绘了郊区青年的暴力场面，也没有人把这些当作一个严肃的现实预警。
电影《怒火青春》写下悲哀预言
最近，一些身处骚乱之中的巴黎居民，终于记起了十年前的一部“问题电影”。在那部叫做《怒火青春》(La Haine，又译为《恨》)的影片里，开头的一段台词是：“某人自50层楼跌落，每坠下一层，他都在安慰自己：至今没事，至今没事……。”影片就以这样的开头，为法国社会写下了一个悲哀的预言。
二十世纪末法国出现了一批很有特色的影片，探讨前法属殖民地的移民和他们定居的法国之间的爱恨情仇，《怒火青春》属于其中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一部，此片不像一般法国现代电影无病呻吟，而是关注现实，深入地切入种族冲突的核心，以艺术手段描绘社会底层爆发出来的不满情绪。导演马修•卡索维茨以这部影片拿下1995年坎城最佳导演奖。
此片剧情和十年后的巴黎骚乱有惊人相似之处。影片描写巴黎移民社区的集合住宅，那里弥漫着世代种族仇恨的气氛，年轻人忍受着压抑、无聊而无助的生活。面临如此危机，法国就像一个从50层楼跌落的人，在最后坠地之前总觉得一切还好。
这是二十四小时的愤怒实录：无业青年几名，一人被警察殴打成重伤，另外几个盲打误撞地弄来一把手枪，和警察发生冲突。青春的怒火引发仇恨，直接针对的物件 就是警察。而象征法律的警察，其素质也不比街头失业青年要好。影片似乎没有正与邪的差别，只有在每个人心中深深扎根的仇恨，最后以主角误杀警察而告终。
导演马修就以这样黑白而缓慢的镜头，杂乱无章的叙事，视觉效果强烈地描绘赤裸裸的街头暴力，借此告诉人们：这个社会生病了。然而，如此真实的电影只被人当 作电影，没有引起法国政治家的现实警惕。于是，那股青春之怒火从银幕上烧下来，烧遍法国几百个城市，甚至烧到了德国和比利时等邻国。
欧洲的恐惧与历史回声
整个欧洲都在询问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法国骚乱是否也会发生在我们国家？
几乎在西欧大多数国家的郊区，都有一些贫困的、被歧视被隔离于社会之外的移民，也有一些极端宗教分子和犯罪分子。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问题已经是跨越国界的。那些驱使法国移民青少年展开街头战争的因素，在各国都同样存在。在英国、德国和荷兰等国，都曾发生过移民族群攻击社会的情况。
然而，法国骚乱有一些法国独有的因素，是瑞典这样的欧洲国家没有的，例如，法国城市郊外那种与外界隔离、令人压抑的公共住房。此外，“法国大革命”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也是其中的特殊因素。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喊出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全体人民共用的“共和国价值”，但是长期以来，法国政府和上流社会，并没有以平等博爱的精神，认真看 待底层移民的无助和绝望。法国大革命的正面价值没有好好继承，但在骚乱中，那冲毁闸门、混乱失控的场面，却与大革命如出一辙。
笔者在追溯瑞典文学院的历史时，曾经谈到十八世纪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这位才华出众的国王在北欧建立一个类似法国文学院的机构，既是因为他本人热爱文 学，崇尚法国文化，也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当年古斯塔夫三世在巴黎旅行时就敏锐地发现，法国下层人民不满的怒火，将要摧毁法国那令人骄傲的国家建构。为了使瑞典免遭类似的劫难，古斯塔夫三世创设了瑞典文学院，借文化活动控制革命因素。在避免社会矛盾激发这方面，信奉“中庸之道”的瑞典人比法国人成功得多。
与瑞典相比，法国还有自己不太光彩的殖民主义历史，这使法国人和北非移民结成了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巴黎郊区的抗议者和纵火者，大都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和撒哈拉南部的原法国殖民地，不少人是“哈金斯”的子孙。所谓“哈金斯”（Harkins），即那些在殖民地摆脱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支持法国宗 主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即可以称之为“卖国贼”的一种人。
上图蓝色区域为非洲讲法语的国家，墨绿色的国家为国家内部分地区说法语。
那些在祖国冒着杀头的危险跟随法国宗主国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却在他们向往的法国陷入贫民窟之中，没有工作就无法过有尊严的生活。他们从母国带来特有的文化，但那些文化失去了价值。在法国政坛上，外裔移民找不到自己的发言人。正是无路可走的深刻绝望，引发了普遍的骚乱。
法国火光中闪现中国影子
民主制度促使欧洲人对此做出全面深入的检讨。法国和西欧国家所宣称的“多元文化及移民社会”，在这场骚乱中被广泛地质疑。人们一致认为，法国的公共政策和移民整合政策已经失败。目前，法国政府已提出社会改革的措施，试图帮助外来移民融入法国社会，扶持社会弱势群体，以解决危机。
在比较悲观的笔者看来，不管法国及欧洲各国的政府如何努力，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无可奈何的：欧洲无法解决大量劳工失业的问题。最近在瑞典《每日新闻》报上，有一篇署名文章谈到法国骚乱的原因：
“大多数西欧移民是殖民主义时代遗留的产物，也是西欧经济起飞时劳动力市场极需移民的后果。对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来说，工作机会大都转移到中国去了，给他们留下的只有歧视。”
在欧洲，光是阿拉伯裔的年轻移民就有几千万失业，他们的工作机会，不少是被中国那些更廉价的劳动力占去了。中国因此被西方人称之为“世界工厂”，又由于对工人的残酷压榨被称为“血汗工厂”。
德国《明镜》周刊如此评论： “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你不能不进入的市场，那就是中国；充当未来世界经济火车头的，是中国；像一只巨大的猩猩，吸尽西方国家工作位置的，也是中国！”从经济角度上看，欧洲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铜币的两面。这是法国骚乱的火光中闪烁的中国影子。
欧洲人还有智慧和能力解决就业问题吗？欧洲要怎样做，才能为自己的人民（包括移民）赢得生活的尊严？这些问题暂时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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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 2005年11月20日
补记：
就在此文写后不久，一家瑞典公司聘请我做翻译，接待来自中国的厂家。在去飞机场接机的时候，瑞典老板告诉我，由于地域和模型等原因，他们对和这个中国厂家合作没有兴趣。他们需要的这个机器零件，主要和法国厂家合作。但中国人主动前来，他们只好尽地主之谊，接待几天客人。
于是，我们商量到哪家餐馆去吃饭，商量请中国人去本市的国家赌场看看，瑞典人考虑给客人每人买几百克郎的筹码，让他们去赌一下好玩。
然而几天参观和谈判之后，形势峰回路转。本来完全没有合作愿望的瑞典公司，改变态度了，因为中国厂家提供产品的价格，低得超过了他们的想像。在商言商，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瑞典人很高兴。中国厂家不虚此行。
作为翻译，我只是被雇用的工具。看到自己的中国同胞高兴，我也为他们的产品找到了出路而高兴。但前不久的巴黎火光在眼前摇晃起来，这一次，又有一些法国工人要失业了。
由此思考起我过去很少思考的全球化问题：谁是最大的赢家，谁是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