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电影的奥秘

 

                伯格曼电影的奥秘

                                          茉莉

 

尽管誉满全球，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到了晚年，仍然像个不成熟的孩子，任性而暴躁。当最后一个妻子去世，他远离亲友避居小岛。每天拄着拐杖，在布满砾石的海滨孤独地走来走去，无言地凝望大海，伟大的艺术家终于走到生命的尽头。

  

法罗岛上有个小教堂，以往的牧师被这个坏脾气老头骂得战战兢兢。后上任的安吉丽达，一位敢于温和地顶撞他的中年女牧师，和老头成了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讨论宗教理论问题。

  

 

昨天，安吉丽达主持了老友伯格曼的葬礼。红色的玫瑰环绕着死者，美妙的音乐回旋在小教堂里。伯格曼长眠在他自选的墓地———教堂墓园宁静的一角。我感到很安慰，这位长期质疑宗教，和上帝恩怨纠缠了一生的大导演，最终还是回到了上帝的身边。

    

◎ 把电影作为探索宗教的武器

  

伯格曼电影一直被视为高山仰止的经典。由于他继承了北欧严峻深沉的文化传统，在电影里纳入严肃哲学话题，因而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评论家普遍认为，伯格曼电影对生命进行终极性的哲学探讨，其中的人物痛苦而敏感，苦苦追寻生活的意义。五十多年前，在西方流行现代主义哲学与文艺流派之时，这种“哲理影片”引起了观众好评如潮。

  

虽然在事业上跃上顶峰，伯格曼本人却自承失败。他说：“我独身一人，结过几次婚，耗去不少钱财。我有许多子女，却与他们不大熟悉，有的甚至完全不认识。作为一个人，我彻底失败了，因此，我转而努力当个优秀艺人。”

  

然而伯格曼的追求，不只是当个优秀艺人这么简单。在艺术上成功了的他，仍然陷入孤独与痛苦。他后期的一些电影晦涩难懂，甚至置观众和票房的需要于不顾，在封闭的、切断现实关连的电影世界里，一味自我抒发、宣泄与燃烧。

  

对于外界的评论，伯格曼表示轻蔑：“无能的评论家没有触及问题所在。”那么，什么是伯格曼的问题所在？如果不了解他的家庭出身背景，不了解瑞典以基督教为国教的文化，是无法理解深奥的伯格曼的。

  

研究宗教哲学的瑞典学者汉斯·吕斯特，和伯格曼一样同是牧师家庭出身。当年，伯格曼电影成为令人着迷的谜团，汉斯就开始撰写有关“伯格曼和基督教信仰”等系列文章。他说，世俗的电影评论家只看到伯格曼电影在社会上的艺术效果，不会联想到一个基督徒的宗教情结。

  

他的文章惹恼了伯格曼。伯格曼为此大发脾气：“这个该诅咒的鬼汉斯，他骚扰我！”如果不是刺中了心中的痛处，电影大师何至于如此激烈地反感他人的评论。汉斯为此感到悲哀，从此停止了他的研究。

  

在图书馆里读到汉斯的旧文，我为这位学者的理性分析所折服。汉斯给伯格曼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他以自身的经验，清晰入微地解释了冷涩难懂的伯格曼电影，令我们明白：伯格曼长达几十年的电影创作，在本质上，是一个反叛者用来质疑、探索宗教的武器。

 

◎  《圣经》是创作灵感的源泉

 

伯格曼的影迷们很难相信，这位天才导演之所以魅力无穷，其深层秘密是，他不同寻常地在电影里涉及宗教问题。几乎在每一部伯格曼电影里，都可以发现宗教线索。这位从小读《圣经》的牧师的儿子，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从《圣经》里获得创作的灵感。

 

例如，影片《犹在镜中》的名字，就取自《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如同猜谜。”《沉默》是指上帝的沉默，影片中温柔照顾他人的女性，令人想起天使的形象，而洗浴的镜头犹似基督教的洗礼，其中一些对话与福音书里的言词相似。

  

影片《这些女人》的瑞典文名字，来自伯格曼童年就熟悉的教堂布道辞，其中一个镜头是，一群女人围绕一个男性大师，与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中门徒围绕耶稣的场面惊人相似。《冬日之光》的叙事进程，基本上是按照耶稣生命的最后进程安排的。

 

《假面》和《第七封印》等影片，都是从《圣经》的一个场景开始。在《假面》中，上帝似乎不存在，至少不是影片的主题，但突然之间响起了和谐的圣乐。在《第七封印》中，信仰虔诚的骑士布洛克面对死神时，有着对上帝的怀疑和追问：“我要上帝向我伸出手来显示他自己，对我说话。”

  

有时，伯格曼甚至借剧中人的口吻唾上帝的脸，并断言上帝并不存在，但他不否认自己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对我来说，宗教问题始终伴随着我。对它，我从来没有不曾关切的时刻，每日每时都是如此。”

  

◎  父子冲突导致宗教怀疑

  

汉斯曾使用一句瑞典谚语，开玩笑地评价说：“伯格曼和基督之间有一只未拔光毛的鹅（意即争执尚未完结），因此基督有必要回来一下，让伯格曼结束和他之间长年不断的争执。”伯格曼自己也承认：“我的全部生命都在与上帝之间的痛苦而又不快的关系中挣扎。”

 

伯格曼与基督的争执，源自于他的父子关系。父亲是虔诚的路德教徒，曾担任过宫廷牧师。据汉斯的考察，这位父亲是一位真诚友好的基督徒。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瑞典家庭里普遍存在体罚孩子的现象，这位父亲也不例外。在70年代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伯格曼回忆说：“一种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亲之间。有一天，他打了我。”

  

少年伯格曼的反叛也是惊人的，他把父亲打翻在地，然后断绝和父母的关系。由憎恶父亲开始怀疑上帝，原想成为牧师的伯格曼，转而走上了电影之途。他把充斥他记忆的有关父母的情绪矛盾，在最高的程度上，和基督教信仰编织在一起。

  

伯格曼和他父亲的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文学主题，但人们很少认识到，父子冲突早就形而上了，变成了他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在后来的回忆中，伯格曼一再流露他童年时对父母之爱的渴求，以及得不到这种爱的怨恨，回忆他们父子之间有时是天堂、有时是地狱的关系。与此相似，他和上帝的关系也常常是爱恨交织、自相矛盾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伯格曼的影片充满了复杂交织的宗教因素。带着一贯的怀疑态度，他在影片中毫不客气地攻击教会，轻蔑地戏弄那种把上帝视为爱的观念，然后，又借剧中的某个人物，表达耶稣对人类之爱。有些台词几乎是模仿《约伯记》中的诗篇，向上帝呼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

 

◎  喊出恨和反叛之后的皈依

  

在《小丑的夜晚》等影片中，阳光总是暗示上帝的愤怒，而不是慈悲与恩典。但是在《第七封印》中，当一个人物痛苦地死于瘟疫，尖叫着倒在林中空地时，导演伯格曼让镜头延长，突然一线阳光照耀下来——上帝的慈悲。

  

伯格曼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创作心理，令我想起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作家。在大屠杀之后，不少犹太人产生了对上帝的怨恨与怀疑，一位犹太作家借用小说人物之口，回答说：

  

“上帝的最后的胜利，我的儿子，在于人不可能拒绝他。你以为你在诅咒他，可你的诅咒就是赞美；你以为你在与他较量，可你的所作所为不外乎向他敞开你的一切；你认为你喊出了你的恨和反叛，但你所做的一切都在告诉他：你多么需要他的帮助和饶恕。”

  

这正是伯格曼心路历程的写照。三十年代时，才16岁的瑞典少年伯格曼到德国度假，偶然参加了一次庆祝纳粹党成立的纪念大会，这使他产生了终生的愧疚感。后来他在影片中不断地质问上帝的沉默，指责上帝对人间苦难不发一言。

  

然而，来自基督教文化的艺术家，在质疑、责难上帝之后，仍然要去寻求上帝。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精神出路。在法罗岛小教堂的十字架下，我们知道，伯格曼的灵魂已经找到了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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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7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