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祭出马克思进步论法宝
对西藏人来说，2009年非常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他们纪念抗暴起义五十周年，铭记他们的民族领袖被迫长期流亡的一年，也是去年发生的拉萨“三一四”骚乱事件的周年纪念。因此，流亡藏人将这一年定为“大黑年”，决定放弃庆祝藏历新年，以悼念一个民族的苦难。
这种具有非暴力不服从性质的民间集体活动，在境内西藏和流亡西藏都获得广泛的响应。对此，中共一贯使用的用坦克和刺刀镇压之方式，已经不能奏效了，你能拿那些安静地坐在家里、不肯吃节日美食“切玛尔”也不相互拜年的藏民怎么办呢？至于那些对世俗汉人有效的经济收买政策，对全民信佛的藏民族，效果也很有限。对此，中国当局不能不紧张了。
最近，北京从他们陈旧的理论武库里，祭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对付西藏人，（有朋友说，马克思在坟墓里会气得翻好几个个儿）。看起来，这是一个相当厉害的逻辑武器。马克思主义曾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则是：每一新的社会形态都会比被取代的社会形态更高级、更进步。
由于中国社会充满了对“进步”的信仰，因此，北京拣出来的这个旧法宝，就有可能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联手，变成欺压弱小民族的武器：因为你们的社会形态落后于我们，所以我们殖民你们镇压你们就有了合法性。殊不知，人本主义对进步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已经在当代西方形成广泛的共识，只是一些信奉弱肉强食的中国人不愿了解而已。
◎ 比赛讲故事，百密有一疏
自五十年前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用他们真实的血泪，讲述了一个民族被欺凌的悲伤故事。这个故事长久地唤醒西方人的良知。现在北京东施效颦，也要对世界讲故事了。他们有几千名吃皇粮的御用藏学家，再找来一些“翻身农奴”及其子孙，齐齐围绕这个“纪念日”忆苦思甜，以庞大的宣传机器为这一类故事扩大效果，并发起对达赖喇嘛的大肆攻击。北京以为，这样以攻为守，就可以抵消流亡藏人在国际上的影响了。
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不可说不高明。只需卖力宣传“农奴解放纪念日”，就将本来属于人权迫害、民族冲突性质的西藏问题，改换为阶级斗争性质———农奴和农奴主的斗争。这样，中共俨然以先进社会形态的代表自居，抢占了革命的道德高地。
俗话说：“百密一疏。”北京在极周密的考虑中也会有一点疏忽。打这种纪念农奴日的牌，固然会让许多大汉族主义者骄傲自豪，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受蒙蔽，但这样的大事宣传，也会将西藏问题进一步推向舆论关注的焦点，引起人们求知求真的兴趣。一旦更多的人追问中共侵藏之事实以及西藏历史之真相，会出现许多对中共不利的质疑。
例如有西藏人质疑：“如果真的所有的藏人在过去的时间里，都是奴隶和农奴的身份而让中国给‘解放’了，那么为何这些奴隶和农奴的儿子们要站起来对抗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藏人生存在西藏之外？”
◎ 过去的西藏是否真是农奴制？
藏族学者达瓦才仁曾采访许多境内和流亡藏人，他在《血祭雪域》一书中写到：“中国称西藏是封建农奴制，西藏人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农奴，而是类似契约的情况下租种田地的农民。牧民也认为自己明明是自由人，怎么会是‘奴’。”
不光西藏人自己不承认“农奴制”的说法，不少西方藏学家也不认同中共的定性。例如，法国汉藏历史学家卡西亚-布福特里耶（Katia-Buffetrille）女士在2008年3月接受采访，回答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的问题说：
“有关‘农奴’一词，一些藏学家也不同意用在农民身上。他们认为用‘普通百姓’或‘臣民’更贴切。事实上，当时大部分西藏平民都是农民。他们以世袭的方式与土地连在一起，必须向领主缴税，税可以是现钱或实物，但更多的是以劳做方式抵偿，大部分是田间劳作。这样的制度看起来很严格，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弹性。那时的农民确实要尽义务，但也享有权利。领主对农民完全没有生杀大权。这个制度远远谈不上理想，但与奴隶制不能相提并论。”
那么，为什么中共能够从西藏找出一些“翻身农奴”做例子大事渲染？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内部，都有千姿百态、各种成分兼具的复杂情况。比较落后的旧西藏社会里有很多自由民，但也有一部分放牧、种地的农奴，例如被称为“朗生”的贵族庄园的家奴。这即是说，旧西藏有农奴制成分，但不能把整个社会定性为农奴制。
如果因为旧西藏曾存在部分农奴，就把整个社会说成是农奴制，如此以偏概全地类推，事情就麻烦了。例如，美国独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南方还长期存在黑人奴隶呢。我们可以把那个时期的美国全面定性为奴隶制吗？再如，中国长期的封建制社会里一直存在家奴和农奴，《红楼梦》中那位抗婚的美丽丫鬟鸳鸯，即是世代为奴的家生女仆。
◎ 西藏自我改革的努力被共军踏碎
列宁曾在提及农奴制时说：“ 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如果以“人身依附”作为农奴制的条件，那么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便是百分之百的农奴制了。自土改以后，中共便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地主，它强占国家所有的土地，强迫包括笔者在内的变相农奴——人民公社社员在土地上辛苦劳作。当今中国大量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陷入黑砖窑里做奴工的少年和成人，都可以证明，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也有类似奴隶制的成分。
已故的班禅喇嘛和十四世达赖喇嘛都多次指出：西藏的社会虽然不平等，但从来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事情发生。据王力雄说，西藏的农奴在土改中还有定为“富裕农奴”成份的，可见他们并不都很贫穷。一般朗生（家奴）每天给喝两次酒。当年在人民公社里饥饿至死的农奴，做梦也不敢想有这样好的待遇啊。
大凡缺乏合法性的统治者，都企图通过重塑历史而营造政治上的合法性。可见，讲农奴故事对中共来说是何等重要。但是，这种故事除了留下许多破绽之外，还会令许多有现代观念的人思考：即使旧西藏真的是农奴制，改变旧制度也应该是西藏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权利，否则这就成了殖民主义的逻辑：当地人无力文明，我们给你带来文明。
其实西藏人对旧制度的改革并不比中国人晚。早在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就开始针对西藏的各种弊端，进行一场长达20多年的现代化改革。他的新政包括：改革落后的寺院制度，引进了货币、邮政、电讯设施等，强化了藏军力，创办西藏医学院，……。然而，那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效并不彰显。而后，年轻的第十四达赖喇嘛又在1950年成立了一个“改革会议”的组织，其中包括来自底层人民的代表。
然而，西藏人这一系列自我改革的努力，最后都被中国进藏大军的铁蹄粉碎了。以致今天，大多数国内汉人只听到一曲假唱的“农奴曲”，还以为这是汉人对藏人的最大恩典。
2009-03-11
我出国第一天，在戴高乐机场赫然看到达赖喇嘛的巨幅画像，后来也在书店里看到，和作家并列，开始挺震惊和不解。直至读到班禅写的文字：西藏自古信佛，从来没发生过饿死人的事。。。我那时才意识到不可因民族界限对其他民族肆意而为，那样和日本军人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