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缺席，抗争即命运──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

 

                             自由缺席，抗争即命运

              ──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和他的作品

                             （瑞典）茉莉

当一个非洲黑人作家反抗白人殖民统治而入狱时，他所属的整个民族都在等待着他；他的黑人同胞歌手为他吟唱。而当同一位作家在民族独立后，以同样的自由理念揭发黑人统治者的腐败和残暴时，那么，他就在自己人民中间成了敌人，被本族统治者追捕判决，为那些追随政权的同胞所痛恨。……

 

 

这是发生在非洲后殖民时代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遥远陌生的黑非洲，此刻叫我这个中国人感到似曾相识：被北约洋人炸死的几位记者备极哀荣，而被本民族统治者屠杀和残害的人，国人提都不要提起──你要找国际社会讨个公道，你就是支持“反华提案”。

“一听到民族文化这个词，我就会伸手拔枪。”这是当年纳粹德国元帅戈林的一句名言。正如非洲、亚洲的独裁者杀起人来毫不比纳粹手软，非洲、亚洲的民族主义狂热，也同样所向披靡。因此，过去与白人殖民者抗争的非洲知识份子，发现他们在今天反抗本民族暴君的时候，处于更艰难的境地。然而，既然自由仍然在祖国缺席，那么政治抗争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命运。

 

   拒绝象牙塔的非洲诗人

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7～），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人权活动家，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来自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一个教会督学家庭的孩子，在50年代就从尼日利亚最高学府进入英国留学和任教，并成为伦敦皇家剧院的编剧。在处于殖民统治时期的尼日利亚，生活本来赐予他居住象牙塔的幸运。

然而，正如南非女作家戈迪默所说，只有对社会状况持冷漠态度的地方才叫“象牙塔”。而象牙是被偷猎的象的长牙，是剥削非洲资源的利润、掠夺他人生命来获得安宁和舒适的绝妙象征。对于索因卡、戈迪默一类的黑人作家，非洲那无边的荒芜草原、森林沙漠、贫民区的棚屋、白人的郊区洋房，使得他们无法安然地住到象牙塔去。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在艺术和现实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早在伦敦剧院时期，索因卡就开始专擅朗诵反种族歧视的诗歌，并上演反映尼日利亚在殖民统治下的凋敝情景。1960年他回到祖国研究非洲传统戏剧。在庆祝尼日利亚独立时，他创作了《森林之舞》等4部戏剧，震动了世界剧坛。          

 

独立以后的尼日利亚人民，并没有获得他们所盼望的一切，相反，黑人独裁者发动了内战，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60年代中期，索因卡抛下他的诗歌和戏剧，挺身而出干预现实，试图制止尼日利亚内战，结果被军政府逮捕，未经审判即监禁入狱。1969年索因卡出狱后去了欧洲，直到军政府首脑戈翁下台才回国。无论在国内、国外，他一直关注非洲尖锐的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写了不少时事讽刺剧，对非洲政治巨头的新暴政痛加抨击，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

1995年，尼日利亚法庭判处索因卡的同行、戏剧家肯．萨罗－维瓦（KenSaro-Wiwa）死刑。为此，索因卡悲愤地写下了《一个大陆揭开的伤口》，追溯了尼日利亚的历史，以萨罗－维瓦一案为典型案例，揭发、抨击了尼日利亚军事统治的非人道和人权状况的日益恶化。结果，索因卡本人也被残暴的军政府缺席审判，判处死刑。 既反白人殖民也挑战黑人专制被誉为“非洲的莎士比亚”的索因卡，他的作品既反抗白人殖民，也挑战黑人独裁者的压迫。

1986年他在瑞典发表的获奖演说中，谈到他在伦敦剧院的一场即兴演出。那个题为《11个人在霍拉死去了》的戏剧，涉及到非洲的一个真实事件：英国殖民当局把争取解放的肯尼亚人赶到一个隔离的营地。其中有11个黑人被营地看守活活打死。索因卡在和他的戏剧同事们尝试将殖民者在霍拉营地镇压罪行进行再创造，深刻分析了白人优越论者不把非洲人当作人的传统心理痼疾。

对种族主义的揭露，是索因卡诺贝尔获奖辞──《过去必须向它的现 在发表演说》──的主题。在演讲中，他沉痛地告诉瑞典人：“在今天研究欧洲思想的学者当中，甚至在我们非洲人当中，又有多少人能想到，欧洲哲学中那几个最受尊崇的名字──黑格尔、洛克、孟德斯鸠、休谟、伏尔泰，一个无穷尽的名单──，是持种族优越论的厚脸皮理论家和对非洲历史和非洲存在的诋毁者。”

索因卡说，他的目的并非真正要控告过去，只不过想要提醒世界注意它充满谎言的历史进程。而这个诋毁非洲、歧视非洲人的世界，正是哺育了他、他愿意热忱拥抱的世界。索因卡也不讳言非洲今天令人痛苦的现状：经历了殖民地的压榨和解放战争的艰苦，非洲那堆满烈士 尸体的土地，又被新的黑人统治者奴役着；人民又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6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伊博族人遭到豪萨族人的屠杀。他们逃往东部宣布成立比亚法拉共和国，因而遭到尼日利亚军政府的残酷镇压。3年内战期间，比亚法拉的死亡人数超过100百万。索因卡公开谴责那场战争，并寻求国际社会加以干涉，因此被监禁两年。在狱中，索因卡把自己的精细观察和体验，写在厕纸上。出狱后，他出版了自传性的监狱纪实──《人死了》──和一些以监狱生活为题材的优秀诗歌。

 

一种反抗，两种面孔 

尼日利亚是这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支持中国政府的国家之一，因此被中共代表团致以“钦佩和感谢”。至今为止，这个臭名昭着的非洲国家因为处决政治犯、良心犯，仍然是国际特赦会和国际笔会等人权组织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强烈谴责的对象。

对于出身于这样一个国家的作家来说，他的政治行动和艺术创造，都是对这个野蛮失序的现实的反抗，是同一种反抗所表现出来的两张面孔。索因卡成熟期的代表剧作──《路》──，即寓意尼日利亚之路凶险叵测。作品风格由早期的明朗单纯转为辛辣低沈。其后，索因卡身体力行地干预现实，力图正视噩梦般的人生。其大量作品表现人民 的悲惨生活，矛头直指非洲的新统治者。

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很难掩饰它对这类勇敢作家的偏爱。因为，这些作家是我们这个自私时代的珍稀物种。1986年，瑞典文学院给予索因卡的获奖评语是：

“由于他的文学天才──他的语言的技巧、魅力和独创性──的　　非凡成就，他对非洲传统热忱信奉，并成功地摄取了其他民族的　　优秀文化，为人类自由而献身。”

   （2000年7月于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