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像浇灌植物一样浇灌自我，使之不易萎缩。
人们在谈论汉娜·阿伦特时，大都忘不了她和海德格尔那一段情史，不少人为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哲学家终生爱恋一个“讲台上的纳粹”，而深感不值。其实，爱情是很私人的灰色地带，是无解之谜，与“政治正确”不太有干系。尤其是像汉娜这种情感上具有巨大容量的特殊女性，他人的评价大都不足为道。
一般陷入爱中的女人常常昧于是非善恶，但汉娜却不是。长于思考的汉娜，对海德格尔失足的错误，一直就有清醒不妥协的批判。但是，女人爱到深处，其潜在的母性就不知不觉地掺杂进去了，使得爱和怜悯、宽容混合在一起，对其所钟情的对象更为难舍难分。幼年丧父的汉娜，成年后也没有自己的儿女，在她的感情世界里，海德格尔不仅仅是博学的导师，不仅仅是缠绵的情人、共享思想乐趣的朋友，他甚至也可能带有父亲和儿子的影子。年轻的汉娜曾经下过决心，除了海德格尔不再爱任何人。这个誓言，并不因为后来汉娜有了如意郎君、海德格尔失足而完全改变。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年迈倒霉、精神上差点被摧毁的时候，汉娜对他的那种“奇特的感情”重又复燃。具有强大爱的能力的女人，她们往往不是爱男人的成功，而更哀怜疼爱失意的男人。
在公共领域里展露个性锋芒
汉娜对海德格尔的爱情不但不让人看小她，而且还让人相信，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爱，还是可能的。在思想深处，汉娜一直有一个不容混淆的划分：纯粹的个人领域和可视性的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里，人可以寻找意气相投的生活圈子，可以有自己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人无权干预。而在公共领域里，涉及到公共生活，人们却需要交流，对这个世界承担起共同责任。
和爱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汉娜，经常带着春天般的微笑，热情爽朗，和蔼可亲。但每当她在公共舞台上出现，她便一点也不温柔敦厚，说话拿腔拿调，让人感到一股骄横之气，因此被人称为“厚脸皮汉娜”。对于这种指责，汉娜自己的解释是：公共舞台上演着正义与不公的激烈交锋，任何参与者不应该由于不必要的谦逊，而收敛自己的锋芒。为了求得真理，人们应该勇敢地主动出击，从而将真正富有意义的交锋公之于众。
不但不需要传统知识分子的“谦逊”，汉娜还一反传统哲学家埋首沉思的习惯，提出自己的“行动理论”，热切地关注和参与社会。她经常公开亮相，在能被他人看得见和听得见的地方发表言论。她认为，公共场合不应该是人们磨平棱角，变得平庸的地方，相反，恰恰是在登台亮相的公众视野里，一个人走出了自我，其智慧因得到碰撞而发展，更能展现自己的个性锋芒。
在公共生活领域里张牙舞爪的汉娜，尽管树敌不少，却是光彩迸发，令人炫目。她始终不遗余力地捍卫正义和自由，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对极权主义展开透彻的剖析，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度和原创性，因而蜚声世界，
触动犹太人伤疤遭到围攻
汉娜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其中不少已经成了世界经典。但重读她的传记，最令笔者震撼的，不是那些高深的学术理论，而是她在面对犹太领导人不光彩的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追问真实、尊重客观的巨大人格魅力。
作为一个曾经呆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汉娜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悲剧性的命运。她曾宣称：“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者，必以犹太人身份还击。”在流亡之前，她曾协助犹太组织工作。流亡美国后，她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样的出身和经历，使她在思考极权主义的土壤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和体验。然而，承担犹太人的命运，是否也能直面犹太人不愿谈及的真相？在纳粹逞凶时，作为受难者的犹太人，他们自身的错误与问题，是否就应该掩盖和回避？
1961年，以色列审判纳粹头子艾克曼，汉娜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飞往耶路撒冷观察采访。1963年，《纽约客》发表了汉娜的系列文章，第一篇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在文章中，她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平庸无奇的恶。”她再次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分析艾希曼这样一个机器般顺从的庸人，为什么会卷入深渊般的罪恶。
汉娜拒绝像其他人那样将纳粹描述为怪物和恶魔，这就使得许多犹太人反感，觉得他们的苦难因此被放小了。但汉娜还不止这些，她进一步论证：没有犹太领袖的积极配合，纳粹有计划的大屠杀不可能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因此，犹太人对大屠杀所负有的责任并不比他人少。她的文章不但重新审判了艾克曼，也审判了欧洲犹太领袖的战时行为，暴露了“整个黑暗历史中最黑暗的章节”。
从此汉娜不再安宁，她触动了一块最不能碰的伤疤。在犹太人世界中，她的文章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人们狂怒起来，美国的犹太组织、协会和媒体行动起来，集体对付这个口无遮拦的犹太女儿。一场论战风暴愈演愈烈，汉娜被指控为“反犹分子”，“纳粹的支持者和艾克曼无耻的辩护者”。咒骂声扑面而来：“冷血”，“没有心肝”，“残酷而且令人厌恶”。
知识分子纯洁政治的典范
笔者惊异于汉娜灵魂的忠直，也不由得发问：为什么汉娜要那么不留情面地戳穿本民族的隐秘伤口，使得那么多人心怀怨恨，使得自己遭受一场如此惨重的政治围剿？她本来可以像罗曼罗兰那样，把对苏联的真实认识拖延到五十年之后再发表；她也可以内外有别，只把犹太领袖与纳粹合作的问题做内部讨论，对外沉默以维护犹太人的声誉。
尽管为朋友们纷纷离去而痛苦，但汉娜从未后悔自己的近似“冷酷”的所为。对她来说，不管什么样的犹太领袖，都没有不被追问质疑的豁免权。有根有据地提出问题，进行尖锐的剖析，这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哲学家的责任。汉娜天性中的一个基本素质，是毫不惧怕真实的勇气。正直和勇气使她超越个人的利害，去正视历史真相。她不认为纳粹的罪行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因此，不愿认识真相的民族，悲剧还会重演。
汉娜属于左拉式的欧洲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坚持有权超越那些最神圣的集体价值---民族主义的价值，永远独立思考，对社会政治持一种毫不含糊的独立态度。福柯在论述知识分子的角色时，提到知识分子的任务：“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汉娜的丈夫海因利希---一位苏格拉底式的教授，在评价他所钟爱的妻子说：“她如同利斧一样论及事物。”为什么天性妩媚的汉娜，要在公共领域这样生硬而怪异？她提出令人难堪和愤怒的问题，对抗正统与权力，到底所为何来？尽管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汉娜并无自己的政治企图，但她的言说绝不是毫无目的。她的公开批判，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政治干预模式，是一种以哲学入世的行为。这种干预，能够产生纯洁政治的作用。
远方的姑娘与“无情的慈悲”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成长背景，塑造了汉娜如此光明的人格？笔者发现，出身于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的汉娜，小时候接受的是多元文化的教育，并无什么特异之处。但她在大学时期，曾神交了一位叫拉赫尔－瓦伦哈根的女友，虽然那位志趣相投的犹太姑娘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但汉娜读她留下的书信，并为她写作了一本书。从那位女友那里，汉娜学会了：“面对自我的毫不迁就与真诚无欺，”“犹如无遮无避地面对风雨。”在海德堡读书时，汉娜遇上一位她敬如父兄般的哲学导师雅斯贝尔斯，这位导师教会了原本害羞拘谨的汉娜一种处世之道：绝对坦诚，尽可能清楚，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凡事坦诚的汉娜，在一封信里曾经这样写到自己：“我觉得我就是我，那个来自远方的姑娘。”这句话出自席勒的一首诗歌《来自远方的姑娘》。汉娜就如同那个“远方的姑娘”，“她的来临带给人们喜悦，让所有人的心胸都变得宽广。”“她带来了鲜花和果子”，但是，“没有人知道她来自何方。”
尽管与东方佛教无缘，汉娜的“绝对坦诚”，却类似佛教哲学里的“无情的慈悲”，可见东西方精神常有内在的相通。一般人认为，慈悲就是亲切热情，如“祖母之爱”，但西藏大哲人创巴仁波切却宣称：真正的慈悲，从“我”的观点来看，是无情的，因为它不考虑“我”的力求自保。真正的慈悲是“狂慧”，彻底聪明，但也狂放，因为它不跟“我”那一心一意求取自身安适的企图打交道。
“无情的慈悲”基本特点是，没有局限的纯粹，无畏地敞开，没有对人和蔼讲话及装出可爱笑容的必要。这种真慈悲令你童心未泯，就像月亮在天空敞开照耀，月影则反映在一百个水碗之中，它自己并无所图。在藏传佛教里，修学者若真的修行“无情的慈悲”，他一定要经历漫长、艰难的过程：禅修、研究、突破、发觉自欺和幽默感等。
那个来自远方的姑娘犹太汉娜，她的前世，也许是一个东方的修行者。
0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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