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像浇灌植物一样浇灌自我，使之不易萎缩。
钱杨的酒杯,自由派的块垒
---一场关于知识分子责任的论争
（瑞典）茉莉
这场论战来得很是意外，一点火星就迅疾燃烧起来。杨绛女士刚合上眼睛，崇敬她与其夫钱钟书的官媒、自媒体便响起一片“世间再无”的悼念声。深情赞美这对学术大师人生智慧的鸡汤文，真真假假的名言金句，到处清香横溢。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节外生枝的激烈论争倏然兴起。
对钱杨夫妇生平的毁誉评价见仁见智，纷繁而嘈杂。但不久，争论的主题就清晰地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道德选择。令人吃惊的是，对立双方大都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些为钱杨的苟且辩护的人，居然是一些平时比较敢言的优秀学者。
为什么论争会在此时发生？自由派内部是否产生了立场分歧? 该次论争折射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的生存状况、展示出怎样深层的时代伤痛？中国知识分子又是如何重新审视自身的责任、如何产生“审父意识”的？一直跟踪并参与论争的笔者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 论争源流与“钱杨热”之背景
这场因钱杨被过分赞誉而引起的论争，其实是一个在二十几年里一再爆发的老论题。早在1993年，因为八九后一些知识分子不再关怀现实，失去责任感，华东师大的学者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重提知识分子的生存价值与文化理想。
2006年，在胡发云的小说《如焉@sars.come》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在给予该小说高度评价的同时，指出当代大陆的文学作品与现实生存脱节，当下中国作家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的能力与勇气。这次研讨会经报道，引发了一场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大论战。当时有人提出“缺席的权利”，胡发云回答记者说：在没有自由的时代，‘缺席的权利’是一个伪命题。”
十年过去问题卷土重来，在政治制度未能改变的情况下，围绕这个题目的讨论似乎永远是“未完待续”。那么，为什么这次争论会起因于已经去世的钱杨呢？
这是由于，钱杨夫妇是被中共中央领导关怀、被中国知识界崇敬的人，对他们的盖棺论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问题：对专制政权的态度。回顾“钱钟书热”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心理机制，我们或许可以理解这场论争的必然性。
钱钟书被塑造成一座“文化昆仑”而大红大紫，如火如荼，是在九十年代之初，一个特殊敏感的时期。一场空前的大悲剧余音未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现象，原本寂寞的学问家钱钟书适逢其时，获得了被其妻杨绛称为“运道最好”的好时光。台湾女作家杨索评论说：“杨绛忘了这样的运道是筑基于一代才人血流成河的废墟上。”
争论由此而起。批评者认为，钱杨能在毛时代幸存，又能在八九之后享受声名卓著的好运，是由于他们对专制政权采取了顺从、合作的态度，其道德必然有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玩得聪明，却并不高尚，不足以为“楷模”。而钱杨的支持者则努力维护钱杨的清名，说在严酷的时代，钱杨能不主动作恶，潜心学问，已是上品，不必非议。
@ “学术昆仑”、“网红隐士”回归真实
就意识形态而言，这场论争肯定不会有一致的结论。至于钱杨的作品，也如一句拉丁谚语所言:“谈到趣味无争辩。”但这样一次争论，成功地抑制了中国社会盲目崇拜名流的轻浮之风，使官方塑造的“钱昆仑”不再那么巍峨高峻，而被媒体渲染的“网红”杨绛女士，也不再那样红艳夺目了。曾经被视为神话的钱杨，在几个方面回归他们的真实。
首先是钱钟书的学问。过去曾被溢美为“天才”、“博学鸿儒”的大师，现在被指出其著作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创新，基本上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批评者引用不少名家对钱钟书学问的褒贬。例如，余英时的看法:“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李泽厚说钱钟书只有零碎成果，是“买椟还珠”。
最有意思的是旅德学者刘皓明，他在十年前就撰写长文，论证“钱钟书是卡夫卡的绝食艺人”。其文章大意是:钱钟书被赞赏的，只是他像绝食艺人一样神异的记忆力与阅读胃口，其作品一味寻章摘句，缺乏历史感与意识，躲避对民族的文化、社会乃至命运的关怀。
其次，是钱杨“淡定”与“不争”的隐士风度。有识者指出，钱杨成为流行的文化偶像，主要是他们的“与谁都不争”的“淡定”的人生哲学。这种生活态度，有异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所景仰的“松竹梅”之高洁品格。“松竹梅”象征着文化精英面临风霜雪雨的危机感和对抗性，而钱杨的“不争”，是缺乏道义担当与精神高度的平庸与苟且。
至于钱杨是不是官煤追捧的“淡泊名利”的清高隐士，更多发掘出来的资料显示其真相。例如，钱钟书曾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务委员。夫妇俩长期与中共高官、一代“左王”胡乔木保持亲密交情，还由于胡的帮忙，获得住进“部长楼”的特殊待遇。此外，钱钟书在文革结束后出国访问，曾配合中共官方教训海外学者，以此换取官方对他的好感与信任。
@ 环境恶化，自由派言说焦虑
当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动感情投入论争时，他们的老对头毛左却冷漠作壁上观。毛左与其他左派之所以不吭声，是因为这个话题不在他们关注的热点之内。同时，一些毛左是反智的，而钱杨的学问却涉及东西方学术传统，因此不是毛左的那杯茶。当然，毛左不反对钱杨，也因为钱杨不但顺从毛共，也与当今天朝和谐。
因此，讨论有关“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这样宏大的真问题，只有自由派知识分子会急切地卷入。他们抓住这样一个突然冒出来的话题，借钱杨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如实地表达自己的理念、心志，人生态度以及对现实的焦虑与恐惧。
一直犀利批评钱杨的自由派学者如莫之许，以钱杨为例表明自己的理念与评价标准：“极权下更有价值的是反对、是抗争，是通过对极权体制的根本质疑，最终达成整体变革。”而维护钱杨的一方却认为：反抗不会起什么作用，从事抗争和反对的知识分子，未必就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
一些不认为抗争更有价值的学人，恰好是近年来对公共事务发声较多的知识分子。这个有点奇怪的现象，源于学者们目前的处境。近几年，致力于思想启蒙与维权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的已经失去自由被噤声。目前还能发声的人已经不多，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如果他们继续像过去一样，坚持自己的理念去言说，那么，其命运很可能就像去年遭遇“710”大抓捕的几百个维权律师：被剥夺饭碗，被刑拘、被监视居住、被失踪失联、被传唤恐吓、被半夜砸门、……。
著名公知、人大教授张鸣在论争中谈到他的处境。因为说话大胆，张鸣的微博一次次被封。他说：“在这么多年，在同事，同学，同乡中被孤立，遭白眼，日甚一日，难道我是傻子，全然无感？”“我们这些人，无论做什么，都是戴着镣铐跳舞……。”
@ 重新审视责任，公知自身启蒙
那么，知识和信念，是否足以使人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中支撑起人格与骨节? 政治高压下的知识分子，是否只剩下“沉默”一途了呢？ 有人说，这些为钱杨辩护的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辩护。他们想要自保，想把自己降格为一个沉默的平庸者，却仍然要享有道义上的好名声，因此在舆论上竭力“为苟且正名”。
当论争进入尾声，6月17日，北京维权律师夏霖被当局以莫须有的“诈骗罪”起诉。在开庭之前，笔者欣喜而感动地看到，几十位国内学者齐刷刷地站出来，勇敢地声援夏霖，其中就有几位在论争中维护钱杨的著名公知，如肖雪慧、萧瀚与张鸣。
这就证明，争论双方在价值观上并无太大的分歧，都在坚守人道立场拒绝沉默，都对无所顾忌侵犯人权的当局持批评态度。那么，这场历时几周的笔战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前所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下找到一个话题，借机表达他们心中的焦虑与困惑。知识分子一旦丢了人文精神，就如同丢失灵魂，钱杨之争也让他们对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责任，重新进行了一番审视。这种重新审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国需要他们在公共领域里长期坚守。
这也是思想启蒙者在认识上的一次自我启蒙。尽管都是知名学者，但没有人不需要自我反省与知识更新。在争论中，有一些认识上的盲点与误区，甚至有一些情绪化的指责，但总体上看，双方的风度还不错。
在笔者个人的印象中，两位学者在理论探讨上的贡献较大。一位是美国华人教授徐贲，另一位是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徐贲先生长期以“知识分子与公共政治”为研究课题，他以富于理性、合乎逻辑的诚实说理，指出这次论争中的一些思考缺陷。
例如，当有人为钱杨在专制下的道德沉默辩护，说沉默是一种“个人权利”时，徐贲先生深入论证了:“沉默者的沉默是统治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权利。”张千帆教授也认为：“在政治高压下，他们可以不说话。沉默是有理由、可理解的，但是它并不能成为道德上的权利，更不能升格为一种道德崇高。”
在钱杨之争中，还有一个“消极自由”概念被误用的现象。钱杨的辩护者把沉默不害人视为消极自由，为此徐贲先生指出：“伯林对积极与消极自由的区分主要是对自由民主政体下的公民自由而言的，不宜硬套到极权专制的国家里。”笔者曾以瑞典大选为例，说：拿到选票的瑞典公民，不去投票没人干涉，这是消极自由。但在不给人民选票的国家里，无权去投票的人怎么可以说自己享有消极自由呢？
@ 现代知识人审父，与传统偶像告别
笔者还观察到，这场论争也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审父意识”。钱钟书的学养、才情以及他的儒雅气质，在这个功利喧嚣的时代，可视为我们父辈一代知识人的典型。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传统文人的温良与容忍，也看到他们的冷漠与自私。
“审父意识”促使一代人对父辈发出质疑:为什么他们会安静地生活在恐惧之中，并将之视为理所当然？ 例如当年那些在浩劫中受难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人会大声问一句：“你们凭什么打倒我们！”
身为海外学人，徐贲先生满怀激情认真地投入这场以国内学者为主的论争，在笔者看来，也与他的“审父意识”有关。少年徐贲曾目睹父母在文革中遭遇的苦难。他的父亲到了晚年，也和杨绛一样写书记述自己的经历，甚至剖析自己奴性。徐贲认为，虽然他们的发声比全然沉默要强，“但这些毕竟不同于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和打破沉默”。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人最大的理想是做稳奴隶。但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愿意再追随一味沉默的可怜父辈了。从这一点看，这场触动很多人心灵的钱杨之争，实际上是一个告别，是觉醒了的现代知识分子向钱杨所代表的文人传统所做出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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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7月号
我找到一篇写女人老去的旧文，也许是你说的那篇，马上就贴。
至于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我提都不提了。瑞典文学院终身制，那些院士两个90多岁，平均70多岁，不能指望他们头脑清楚了。
今年的诺贝尔奖让我又想起您，我看到评论家朱大可在文中引用您的话，他已经把诺贝尔文学奖分析得很透。不说别的，高行健的文学水平也同样不是什么顶级的，中文我们还是可以判断的。他前妻写的文章证实了我的怀疑和猜测，他确实是瞄着诺贝尔“菜谱”写的，真是中国式的精明和世俗。而且其人在得奖之后已经有影响力了，却仍没有什么发光发热的言行，只能说明这个人根本没什么正派、高尚、敏锐、勇气等正能量，很贫乏的一个人。诺奖老头看文不准，看人也不准。
我以前在万维有时看您的文章，还想怎么不来文学城呢，这里的人气是那边的两倍（就是版式和功能有些问题），我还记得您有一篇写成熟女人的文章（台湾、果实），写得好极了，可后来似乎找不到了。
谢谢你欢迎！我是国内新浪博客被封了，才找到这个地方，希望能呆下去。
你说得对，因为中共的严酷，少有人有牛犊抵橡树精神。但我们在评价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时，要引进道德标准。这就是说，钱杨可以在体制下活得舒服，但历史不能高评他们。
钱杨的人生观和您谈过的高行健是一样的，所谓的“个人自由”，不过是逃避的借口而已。
有一句话：唯真知出大勇！勇气来源于思想。
再多学问，堆积成塔，也不过是在螺丝壳里苟且的小市民而已，即使是有学问的小市民，所以钱才会为自己出国访问时会背几首偏僻诗词而洋洋得意，但你有多少独创的、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呢？
不过中国文人好像都有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中共太严厉，另一方面可能和世俗性的传统文化及整体民族的价值观有关，有几人能有“牛犊抵橡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