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的教育对一部分年轻一代的家长们已经产生了畸形的思维。可悲的是，这些稀奇古怪的思维方式和毫无逻辑的推理过程不仅影响着自己的生活，也潜意识地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难道这一定是改革开放后教育体系所造成的后果吗？不完全是这样！
事实上，中国从古至今在教育理念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自封建社会的乡试、会试、殿试到现代社会的小考、中考、高考，最终都类似于用一棍子打死人的方法去衡量所谓学生在知识层面上学习的深浅。只不过将古代的三年一试进化为现在的一年一试。宣扬和提倡的是你我之间的竞争，吹捧的是古董式的‘状元’和现在的‘第一’。由此带来的后果直接破坏了学生正常的学习环境，早早地摧毁了学生的求知欲，无形中剥夺了学生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和对将来的认识，自然也就谈不上日后的自我思考和创造性思维了。
从另一个侧面也不难看出，中国百姓的知识结构几千年来都是失衡的。原本少的可怜的读书人，又都摇头晃脑地偏重于文科。久而久之，成就了孤芳自赏、自娱自乐。殊不知，天底下的知识竟然还有分门别类之称。以至于梳着辫子的有幸者以及他们的后代们刚一踏出国门，方才意识到‘城里城外’思维之间的差距是难以缝合的：
中国有一句俗话，‘笨鸟先飞’；西方也有相应的一句，‘早熟早烂’。
且不论这句‘笨鸟先飞’的说法是否合乎逻辑，但从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思维而言，任何人在智力上都有足够的能力在知识层面上跳上一、二级；对于早熟的孩子，年轻的父母们想要让其跳上三、四级而不落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在于有没有这个必要？
二十多年前去一位朋友家做客，谈及孩子的教育问题。做爹妈的十分激动，认为自己二、三岁的宝贝智力超群，能背诵100来首唐诗。且不管有谁到访，任凭来者从书中挑选，可爱的小宝贝均能一一吟诵，从不出错，从不打嗝。这确实应该打心眼里为朋友感到高兴。但兴奋之余还是小心翼翼地问道：“能（否）用另外一种方法试一试？”于是，将唐诗倒过来摆在可爱的小宝贝面前。就这样，倒放在他面前的诗词对于二、三岁的孩童来说又是一组新的‘图案’了，自然也无从诵吟。多年后，问及已经长大了的孩子还能背诵几首，“早忘记了！”
‘钟表’原理也是一个典型的范例。无论这个‘钟表’是用阿拉伯数字显示的，或是用罗马字符制成的；也不管这个‘钟表’是如何被爹妈们神童了喝奶婴儿的‘超常’智力，多少年后，读博士的和文盲在钟表问题上是没有区别的：都能读出现在是几点几分！
所以，智力和体能一样具有相同的性质：都存在极限。不顾孩子们年龄、智力上的差异，先‘家教’一顿不是‘先飞’的体现吗？课外课、题外题这样机械式的重复劳动不也是‘先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难道是这样理解‘熟能生巧’、‘举一反三’的吗？有朝一日，当智力无法再开发而没有达到自身极限的时候，也就应验了‘早熟早烂’；然加速智力到达虚拟极限的根本原因是所谓的‘笨鸟先飞’法。因为众多年轻一代的父母们要求子女‘先飞’的目的不是横向知识面的拓广，而是纵向牛角尖式的恶补，即，超出自身智力远还没有开发到与之年龄相称的深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国的中小学有多少学生除了只认得麻雀和鸽子外，还认得其它的鸟类呢？又有多少这样的学生晃里晃荡地成为题海战术里的高手呢？就美国而言，为何孩子们那么喜欢上学？他们又为何从不惧怕考试？这就是东、西方在幼儿和中小学教育基础上最大的差别：深度和广度平衡上的落差！
正是由于这种落差，导致了父母、学校视觉上的假象，促进了教育界‘快餐店’式的改革：以为探索到了发现‘神童们’的捷径。而作为教育界的制定者，全然不顾学生在智力上发育、成熟存在快慢之分之现实，硬性地将学生们在高中后期分成文、理两科，文科学生不再继续读物理、化学；理科学生不再上地理、历史。试问，这是否打乱了孩子们在这个年龄段兴趣易变的事实？试问，这是否打乱了孩子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智力开发？再试问，哪个先进的国家会以这样的方式去培养和开发自己的学生？
回头再琢磨这些年轻的家长们，一窝蜂地拖着自己的孩子进这个班，闯那个级，将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撒了出去，肥了他人的田地。几年下来，为了几分面子，愣是铁板钉钉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满世界儿的道听途说，满世界儿的学习榜样。也不打紧动动脑子反省一下自己是怎么成长的？也不静下心来翻翻历史书籍，读读知识在人类社会中是怎样一步一步形成的，是在什么前提下发展起来的？无须一有机会撞到个把过来人，苦尽甘来似地算是找着知音一般，逮一个讨教一阵、逮二个传播一片。恨不得这馅饼即刻掉在自己脸上，至少挺着腰板出去逛一圈也可以吹上两把，说不定还能像别人一样糊出一本书来呢。侃的宇宙一些，掏空自己的家底让孩子们去读先人，文痞地说，死人，留下来的知识是否可取？面对这一切，孩子们在百忙中又会怎样想呢？将来他们怎样去回忆自己的童年呢？别忘了，这些你追我赶的额外费用可是比物价涨得还狠那！
现今中国教育最让人看不懂的无非是‘名牌效应’？
从教育的角度出发看问题，不仅泛滥成灾的名牌效应扭曲了许多作者的心态、改变了他们的心理素质，更是低估了读者的认知水平。动不动划两句‘著名的’，时不时镶几个‘资深的’，要么索性凑合个‘高才生’、‘大师级’，仿佛少了这些称谓会降低了自己的知识面，忽悠了作品的含金量。 细细想来，实在是可笑又可悲：既然已经是‘著名的’了，还需要再强调吗？在美国，少有听说和看到过‘著名的哈佛大学’；而在中国，无论官方报道，还是民间传播，只要谈到大学，少不了一个‘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从专业知识上去讨论，‘著名’是相对的，隔行如隔山，试问，‘张三’干吗非要知道‘李四’呢？
‘名牌效应’的负面影响使年轻的家长们日夜唠唠叨叨，不切实际。在此激励下，孩子们也越发好高骛远，不知深浅。开口闭口不是国内所谓的‘名牌’大学，便是国外的常青藤学校。试问，这些个长青藤学校究竟好在哪儿呢？是否好在图书馆彻夜灯火通明，人满为患？还是好在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或是离了谱的学费？是否抽空真正掂量过自己的能力？
多年前有一位好朋友的孩子放弃了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奖学金，自费去了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做爹妈的喜滋滋地反复强调：“对呀，我们也让他考虑杜克呀。不过，这也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机会，随他去，我们也算是尽了父母之职 。。。。”随后，预言着一堆将来。试问，孩子们怎么会一意孤行的呢？再试问，孩子们顾及到父母实际情况了吗？做父母的是否想过没有，是谁给孩子从小创造了‘名牌效应’的空间呢？四年后，孩子毕业了，找了一份赚钱的工作。这时，做父母的希望他能继续深造，读研究生。“我再也不读了，那概率统计实在是太难了！”做爹妈的这些年省吃俭用，‘劳其心骨’，直到现在才认识到当初的选择也许是一生中最致命的：几年的辛苦钱换来的是古人的旧知识和一落千丈的自信心！
而另一位好友的孩子从小受到家庭的‘污染’少一些，听从了父母和朋友的建议，舍去了名牌大学，领着部分奖学金进入了美国蒙大拿大学（University of Montana），一所不起眼的学校。由于学习气氛相对宽松，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向教授们讨教，周末也能劳逸结合，心情舒畅。四年后，以出色的成绩和教授们强有力的推荐，进入了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最终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同时也学会了怎样运用新知识去做研究。
由此可见，是什么土就栽什么果，该自然的千万不要折腾成人工了。过早地给孩子们施加压力，日后会适得其反，影响其一生。
总之，西方社会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 - 322年， 希腊哲学家）开始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近2000年的时间才真正悟出和摸索出一条科学研究的途径，也因此有了‘现代科学’之称。相比之下，我们又花费了多少时间去研究呢？我们的基础又在哪儿呢？我们是否还需要西方学者像定义和总结我们祖先四大发明一样定义我们的未来呢？在我们的教育中，无论是学校还是父母，对学生的早期培养应以人文学科为主，同时，应加入大量的欧洲历史。因为，西方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发展史，叙述的是历史发展的过程，综合了人文、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思维和作用；而中国的历史是以历史事实为主，相对片面，对人文、科技发展的描述极为有限，也因此束缚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思想。说的直观些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学会和掌握怎样去读书、怎样去著书。当然，想要改变那么庞大的基数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不管如何，对学生，做老师和做家长的应该多提倡‘事业’（Profession）的理念，而不是灌输日后所谓的高薪‘工作’（Job）。让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懂得各学科之间的‘熟能生巧’和‘举一反三’才是真正的智力开发，真正的创造性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