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回
蒋介石筲智陷武汉 毛泽东远谋出太行
歌曰：
以暴易暴兮谁知其非，以汤浇沸兮沸且鼎沸，
以民涂炭兮安忍为怀，以歌当哭兮孰知其悲。
这《四以》歌为谁所作，为何所作，已无可稽考，只是在三九年前后，曾流传於豫、皖一带。其时那里，战火连天，弥日弥月；哀鸿遍野，饿殍满途；且行且歌，好不凄惨！
且说李宗仁见日军自平、津、晋绥、苏皖等地调集十三个师团、三十余人马，分六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企图歼灭五战区的野战军，遂命一部阻击南北之敌，迟滞敌军在津浦线会师，主力向南向西分速连夜突围，逃往大别山麓。
这时，蒋介石正在部署武汉保卫战，计划实行以黄河为屏障，郑州、开封两重镇为北方门户，首先将敌堵住，再行予以迎头痛击的战略。现在见五战区全线崩溃，土肥原贤二率领两个师团直向开封逼进，日寇另有两部沿陇海线两侧日夜兼程向西挺进，开封、郑州岌岌可危，第一战区程潜主力部队见势难再支，纷纷溃退到平汉路以西了。当此他大为恐慌，只怕日军循平汉路南下，武汉难保，忧心忡忡，无计可施，焦急之下，便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部建议，匆匆忙忙命令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以趸船载炸药将中国最长的铁路桥——郑州黄河大铁桥彻底炸毁，并在郑州北面花园段黄河大堤由人挖，砲轰，打开两丈宽缺口，让洪水去淹堵挺进的日军。一时洪水滔滔而下，遂将堤口冲开百余米宽，满槽的黄河水像万马脱疆，咆哮着、翻腾着汹涌地向东南奔流，豫、皖、苏三省四十余县的一千七百多亩平川大地，不日间成了千里汪洋泽国，恶浪滔滔，环山襄岭，大有关羽水淹三军之势。却不想只有日冠的一个冒进骑兵团被泛滥洪水截断了退路，围而歼之；倒是中国人淹死了九十万，尚有六百一十余万扎挣於洪水之中，岂不哀哉！
泛滥的黄河阻断了日军从北面南下的道路，日寇遂将麇集豫东的部队南调，改道沿长江西上进攻武汉。其时，蒋介石已在大别山区各要隘部署兵力，安设重砲，俾迎击穿越鄂、豫、皖边界陆路进攻之敌，并於沿江两岸的庐山、九江、田家镇、马头镇等要塞设重兵，阻挡日军循水路进攻；同时，在长江中敷设水雷，於马当附近，以巨轮满载石头沉入江中，堵塞了长江航道。却不道这未能阻遏疯狂的日军西进，号称皇军之花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统率四个师及一个支队，在海军第三舰队砲舰轰击援护下，溯江而上，在长江南岸的九江突袭登陆，同固守庐山天险的蒋经国等部激战；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的“中支那派遣军”及“北支那方面军”，沿长江北岸、循大别山南侧，强行西进，在长江军舰砲火掩护下，猛攻屏障武汉最紧要的据点田家镇要塞。双方恶战二十个昼夜，终因日军兇残的“地毯式”砲轰并惨无人道的使用了毒瓦斯，杀伤十几万名中国官兵，方突破了要塞，逼进汉口。此时，循大别山北侧南进的日军，已攻陷武汉北方的据点信阳，麾军沿平汉路南下，进窥汉口。於是，保卫大武汉的会战迫在眉睫了。
当时，民众抗战救亡情绪极是高涨，青壮年纷纷自动奔赴前线同将士并肩战斗，妇幼成群结队沿街宣传、开展募捐活动、维持社会治安，整个大武汉卷入了抗战的高潮，随着形势的紧张，声浪一日高过一日，真乃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好不轰轰烈烈，气壮山河！宋美龄女士在抗战救亡运动中，一直很活跃。从“八•一三”日寇进犯上海时起，她一直通过美国广播网，用她那流利的英语向英、美国家发表广播演说，声泪俱下地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和中国艰苦抗战情况，呼吁国际给予援助。这时，她又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妇女儿童参加抗战救亡活动，还联合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叶剑英夫人吴贻芳、李宗仁夫人李德全等诸女士举办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给前线将士以各种支援，激励、鼓舞将士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
且说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以他那高瞻远瞩的目光，盱衡抗日时局，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国共两党的关系，在武汉保卫战进入大决战前夕，特委托周恩来给蒋介石一封亲笔书信，提请注意一些策略，言之谆谆，肝胆相照。其文曰：
“介石先生惠鉴：恩来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戢其兇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个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準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心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实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準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命恩来同志不待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兇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於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準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於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蒋介石看了毛泽东的信，直气得咬牙切齿，五脏欲裂，心想：我在此砲火连天的危垣之中，朝不保夕，你们却躲在延安坐大，扩充武装，抢占地盘，游而不击，坐山观虎斗，还腆颜侈谈“统一团结”，作欺人之谈，实是无耻之尤，破坏抗战之罪魁！正在他气恼之际，军委会迭次报告：空战中，日机被我空军击落多架，可我机队损失殆半数以上，援华的苏联航空队队长越飞也壮烈捐躯。海军面对日冠大批飞机和占优势的舰队，不畏强敌，在长江中与敌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共击沉敌舰十三艘，伤七艘，而我舰已大部舰毁人亡，丧失殆尽。“中山舰”在金口与敌机战斗，尤为英勇。敌机十五架轮番狂轰滥炸，中山舰毫不畏惧，沉着地用舰砲轰击敌机，前后击落敌机五架。舰长萨师俊腿被炸断，血流如注，仍坚持不下火线，用手紧抱铁柱指挥战斗；伤残官兵无不坚守岗位，直血战到中山舰下沉，全舰将士壮烈殉国……
蒋介石闻报直惊得目瞪口呆，连声哀叹，深深为惨淡经营方具规模的海军覆灭沉痛不已时，忽见机密情报云：“秘密集结於台湾澎湖岛的日军第二十一军（辖三个师团，司令官古庄千郎中将）乘用三百余只登陆舰艇，突击广东大亚湾和大鹏湾，强行登陆，中国通往海外的唯一门户广州陷落，华南已为兵燹之地，日寇将循粤汉铁路北犯武汉。”不看则已，看了，蒋介石顿觉头晕目眩，四肢瘫软，深感大势已去，再无法挽救了，一时跌坐沙发上，动弹不得。恰值敌机七十余架又来轰炸，遮天蔽日，轰鸣声、爆炸声，震得武汉三镇山摇地动、房倒屋塌。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及卫兵们将蒋介石抬入防空洞时，他已面色如土，张口结舌，言语不得了。
待敌机轰炸后，蒋介石惊慌失措地把军政部长陈诚、总参谋长顾祝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召到行辕，布置退却，犹自大壮声色道：“我广大军民英勇奋战，在近三个月的武汉保卫战中，经大小战斗数百次，毙伤日寇二十多万人，击毁敌机、敌舰无算，使敌大挫，消耗战之目的已达。今广州已陷，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故撤离之前，将凡有可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破坏，不仅使敌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其同归于尽之决心！”可是，当部队陆续撤离时，他与夫人美龄女士乘坐的飞机，因大雾天气，迷失方向，又返回汉口，其时日军已迫近汉口，四面砲声隆隆，眼见有落入敌手的危险，情急中便什么也不顾了，一面拼命呼吁各路军回师“救驾”，一面命令留守部队到处放火，凭借大火阻止日军前进。一时，汉口烟焰冲天，随之汉阳、武昌也大火暴起，三镇顿成火海。乘混乱之机，他偕夫人改乘飞机夺险而逃了。可叹繁华富饶的武汉三镇，大火整整延烧两日，几乎变成了一片焦土；百万黎民百姓，一夜之间沦为乞丐矣！
且说毛泽东乘“西安事变”之机，进驻古城延安，见周围有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环峙，形势险峻，心中甚喜。忽报西路军全军覆没，徐向前只身逃回，不免大为震惊。因念一•四方面军分裂时，徐向前在关键时刻悲愤地说：“天底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阻止了陈昌浩派军队追击一方面军，曾立下大功，毛泽东遂在凤凰山麓寓所亲自接见了徐向前，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嘛！”其时，延安正在开展清算“国焘路线”的斗争，张国焘以“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分裂党、分裂红军”等罪名被隔离审查，四方面军许多将领也都受到株连，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有名的战将被扣上“组织反革命集团”、“谋害毛主席”、“叛变革命”、“企图拖枪逃跑”种种罪名，已召开公审大会，判刑入狱。当下，徐向前甚恐，他知道共产党内部斗争十分残酷，一沾上“路线”斗争的边，便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九三二年，大别山“肃反”中，多少忠贞革命的同志冤死，连自己的爱人程训萱也被当成“反革命”残酷杀害了。现在，这次路线斗争波及面更宽，连四方面军一般干部、战士都要人人过关，自己作为全军总指挥能幸免於难？与其等拉出去批斗，何不趁此机会向主席本人亲自作检讨？思及此，赶忙痛心疾首道：“主席，我听从张国焘的指挥，随张国焘南下，也犯了严重地路线错误，……”毛泽东心爱他这员久经考验的战将，又要利用他去做安抚四方军官兵的工作，於是不待他说下去，便挥下手道：“向前，中央对你是瞭解的。有关南下的问题不怪你，这是张国焘搞的鬼嘛，他有野心，他要自立中央，与你何干！不要揹包袱。我看许世友，洪学智诸人，也非张国焘死党，并非真要造反，不过有扺触情绪罢了。你可去同他们谈谈，认识了张国焘路线的危害也就是啦！”徐向前领命，奔走於原四方军干部中间，瞭解到许世友等人，因挨不过批判，聚在一起商议：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竟被人告发，横加罪名造成冤案。徐向前遂奔走上下，尽力为他们剖白冤情。恰值“七七事变”爆发，他们也就以“戴罪立功”的名义被派往前线。其后不久，张国焘乘机只身出逃，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整肃四方面军的风波也便不得不停止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在开展同张国焘斗争之时，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突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了。张国焘这只恶虎才被装入笼，怎么又从北极跳出一只熊？他知道这只熊来头兇，头上罩着神秘的光环，难以对付。
原来，这王明深得斯大林赏识，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上，便被指命为取代李立三在党中的领导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他被召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在国际上一直散布毛泽东只知道孔孟儒家学说，只能以孔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安邦，不懂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党的领袖，从而造成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不信任。现在，他突然受命回国，无疑直接威胁着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岂能容忍！在延安机场迎接时，两人第一次见面，毛泽东伸出手，意味深长地说道：“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握手的瞬间，即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
王明秉承斯大林的指示，归国后立即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包括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在内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统一军事计划的统一的国家军队；只要蒋介石进一步转变政策，中共应準备承认国民政府为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他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缺乏建立统一战线的诚意；没有把“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原则放在首位，只要独立自主，只顾开展群众运动、发展根据地、置“一切经过统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策於不顾，他提出了：在抗战的前提下，“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他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旨意为“圣谕”，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大似不刊之论，颇有煽动性和鼓动性。
本来，许多人对毛泽东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持有怀疑态度，这一来，与会者多数拥护王明的论调，对王明产生了盲目的信赖，纷纷检查、批判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狭隘观念”和“本位主义”，只谋一党之私，没有“先天下之忧”的胸怀和气魄。一时，毛泽东孤立了，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毛泽东对王明的言论产生如此大的魔力感到震惊，甚至感到出乎意料，他权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贸然同王明斗争，后果还很难预料，经过冷静思考决定暂时不正面交锋，采取“以退为进”之计，暗中策划削弱王明影响的方略。他首先表示接受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和主张，并表示赞同王明关于在现有基础上帮助和改造国民党政府的方针，随后利用共产国际提出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将计就计，由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与周恩来共同长驻武汉，负责同国民党谈判，以此来抑制王明势力的发展。为了消除王明头上神秘的光环，把这只俄国人豢养起来的“变种熊”变成一具僵尸，毛泽东运用“驱障现身法”，指派任弼时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并作了详细全面的口头汇报，使共产国际负责人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瞭解，也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驱除了因王明长期散播谣言而造成的误解。於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革命问题作出决议，留下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命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给王稼祥临别赠言道：“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都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这下，犹如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使他失去了依讬，头上的灵气也消散了。毛泽东认为彻底清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时机成熟了，遂亲自主持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
当时，王明尚在武汉，在战事吃紧的情况下，他终日旰食宵衣、夙兴夜寐，正为保卫战疲於奔命，忽接召开六中全会紧急通知，请他速返，顿时心花怒放，心想定是共产国际要褫夺毛泽东的权力，扶自己上马了。於是顾不得向蒋介石辞行，不羁昝刻地飞往西安，尔后驱车日夜兼程驰赴边区首府延安。不料，一到延安，他便感到了气氛的异常，不仅没有欢迎的人群，甚至人们重足侧目、有意远离他而去，孤独、凄凉、窒息、疑惧，他像走进一个冰冷的世界。
六中全会的会场设在城内一座旧教堂，据说那是张学良同周恩来会谈的地方，里面颇宽敞，却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王明见哨兵四布，个个荷枪持械，横眉立目，他敏感地嗅到了浓重的火药味，知道大事不妙，先气馁了半截。当听了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的临别赠言，他顿时魂魄消散了，周身血液一下冰冷了，宛如冻僵的癞皮狗，低眉垂首、弓背弯腰，缩作一团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对中央委员、军队将领纷纷站起来，批判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罪行，他几乎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全然懵懵懂懂，好像无知无觉一样。只对毛泽东的话尚有一点灵感，大概是毛泽东那犀利、雄辩的语言对他刺激过深吧。
毛泽东站在高台上，一手掐腰，一手挥动着，声色俱厉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要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助长国民党独裁。那就是一切要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这算什么统一战线？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自戴镣铐桎梏罢了！所以，在统一战线名目下，我们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对策。”又道，“王明反对我们独立自主去开展群众运动，他根本不懂‘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道理。只要我们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兵民一体，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大军之前，它就像一头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王明完全折服於毛泽东了，他接受了撤销长江局书记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处分，表示永不与毛泽东争当领袖，要“统一团结在毛同志周围，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六中全会，顺利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批準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自是无限欣慰，在闭幕那天盛大宴会上，毛泽东多饮了几杯酒，神情飞扬，豪兴大发，像是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那样得意地谈笑风生，他有所指地对身旁的工作人员道：“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开一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正当对方愕然，莫名其妙时，他扑哧一笑，接着风趣地说，“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脸皮厚；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作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他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一边哈哈大笑，引得众多领导和要员们捧腹大笑，乃至喷饭满案、呛酒致呃者。大家都知道他在挖苦王明，而王明已因“病”早去了。酒足饭饱之后，各地的要员将领思谋着明日要远离延安，开赴前线去了，须是请示事宜，聆听教诲为好。於是，纷纷上前请求指示，毛泽东一边走动，一边做手势，望着窗外天际一轮皓月，笑道：“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他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样法宝，姜子牙用这三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明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和革命团结。统一战线就好比姜子牙的‘打神鞭’，游击战就好比姜子牙的‘方天印’，革命团结就好比姜子牙的‘杏黄旗’，这都是积多年革命经验，用无数同志鲜血浇铸出来的法宝，会使我们战胜任何敌人，立於不败之地，要牢牢把握啊！”
排除了王明的干扰，毛泽东无后顾之忧了，立即筹划、部署八路军兵出太行，命贺龙率人马向晋西北、绥远发展，开辟晋绥根据地；聂荣臻兵出冀北、察哈尔，建立晋察冀军区，并派出劲旅游击於冀东，控制关东通往华北的咽喉要道；罗荣桓、徐向前驻往山东，开辟沂蒙山游击区。电令江南的新四军向北发展，扩充实力，开辟皖南、鄂豫皖根据地。
一时间，在日寇大后方燃起了片片烈火，几万万人民群众无分男女老少，都同仇敌忾地投入了抗日活动，人人枕戈待旦，处处布下天罗地网，坑道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各大显神威，搞得日军惶恐不安，困守在城池、砲楼中，不敢轻举妄动。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人数猛增到五六十万。
毛泽东认为自己远大的战略已初见成效，眼前似乎透露出了缕缕曙光，他心中的磅礴日出仿佛可以望见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昔日的那种迷惘已烟消雾散，清晰地意识到，“主沉浮”舍我其谁欤！正当踌躇满志，欲大展宏图时，不想原先恩恩爱爱的妻子贺子珍，这时居然不顾大局、不顾体面，终日同他大吵大闹，甚至大动干戈，弄得他寝不安席、食不下咽，一筹莫展；继之，她又抱着孩子，一路哭哭啼啼，愤然出走，直闹得延安满城风雨，沸反盈天。且说，贺子珍缘何大闹？她愤然出走，结局如何？毛泽东满腹智谋、权术，为何治服不了一孱弱女子？且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