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宾馆的一顿早餐

首都宾馆的公园式设计，开阔的空间，大片的草地，曲折的回廊，不高的苏式建筑的灰砖和中式的大屋顶，即使在北京的宾馆里，也是独特的。然而，餐厅里在早餐的最高峰时期，却是异常的拥挤。

我好容易找到一张小桌子用餐，发现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孩，目测二十来岁，安静地一个人吃饭。在我开始找桌上的酱油，或者是试图区分这是酱油还是醋的时候，这个女孩开始主动帮忙，总之是帮助我找到了正确的一种。我表示了感谢。

然后我们开启了聊天。

这下我才知道她是介于未成年和成年之间的高三学生，由爸爸陪着来附近一所著名大学面试。我猜想爸爸自己找了个或许便宜些的地方住去了。问她从哪里来，回答了一个东南省份省会的名字，但普通话也算平平正正，没有什么口音。或许，这一代学生都这样了吧。

面试什么呢？她说，她原本很喜欢考古，但因为读书太多，视力坏了，只能改报中文系。我并不知道考古还和视力有关，但想来，中文系可能对此比较宽容，很多人读书读得视网膜脱落，但也不妨碍继续搞中文。但当今的文学系过于理论化，不谈福柯德里达詹明信利奥塔，阶级性别种族符号学，就好像什么都谈不了。鲁滨逊和星期五的关系，那也必须重新审视。

我则始终觉得，细读作品本身，文本本身，体验人物，不管算不算“新批评”，虽然朴素，但至少对阅读体验来说是好的。所以我问她，中文系，那你喜欢读谁的作品？

确实有点出乎意料，高中生回答: 川端康城。

这四个字瞬间把我带回大学时代，那些在校园附近逼仄的私人书店里买川端康成的书，摘抄句子，把川端的照片贴在笔记本里的日子。“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就是雪国...”我几乎倒背如流。

不过我除了轻轻点头，什么都没有说，虽然觉得，在这个时代，想去学考古，能去读川端康城，而不是马上提到村上春树的孩子，在这个时代，是很难得了。不过我也相信，在中国，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

我结束了早餐，作为一个被“面试”多次的人，祝她面试顺利，离开了喧闹的餐厅。

按时间算，这一届大学生的大学四年里，有三年是在疫情的焦虑和煎熬中，重新看待这个世界。眼睛早早就高度近视的读书种子，在今天这个每年一千二百万大学毕业生的时代，不考个研估计很难出头，若是读到中文系博士，可能又陷入福柯，利奥塔，波伏娃...

也许，高中时代的阅读，才是最单纯和最美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