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最后一仗与辞世

左宗棠的最后一仗与辞世

王纪卿



1、二入军机

     中法开战之后，清军在主力决战中失败，法军控制了红河三角洲，利用海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对中国形成大面积威胁，中国南方的形势十分危急。

     左宗棠名义上是从光绪十年（1884）正月十八日起续行休假四个月，但他并没有安心回籍休养，而是仍留南京布署江海防务，并关注着前线战局的变化。南方战事纷扰，他的心境如何安静得下来？他“频阅越南电报文牍”，得知北宁、兴化相继失守，驻越南的滇粤官军全部溃退，只有王德榜的五千人扼守谅山镇南关；海上也传来警报，法国提督又率八艘军舰分驶福建、江南、天津，横行无忌。左宗棠听到前方告急，愤怒至极，寝食难安。也许是外界的刺激调动了他最后的一点生命力，眼病真的稍有好转；也许是他因公务紧急，向朝廷谎称病情减轻；总之，他于四月初二日上奏请求提前销假，要继续为朝廷出力。

     七天后，清廷嘉奖左宗棠“素著公忠，不辞劳瘁”，令他进京陛见。

     在此期间，法国人由于军队需要休整，同时需要部署兵力控制刚刚侵占的北坼地区，为了争取时间而开打外交牌，于是提出议和，开出的条件是：清廷必须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开放中国的西南各省，还要求中国立即将力主抗战的外交官曾纪泽调回国内。李鸿章一听“议和”二字，眼里就有了光彩，感到自己大有用武之地了，轻易堕入法国人的骗局之中。他向清廷提出“随机因应，早图收束”的建议，清廷随即命他“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

     对于法国人而言，李鸿章此人显得十分忠厚，茹尔·费里声称他是真正的朋友。由于李鸿章的退让，曾纪泽离开了外交舞台，左宗棠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法国公使来到了天津。朝廷为了和谈，不许黄少春在湖南募兵，但慈禧仍然需要左宗棠坐镇北京，因为他对外国人是个威慑。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按照法国所提的条件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简明条约》。

     正是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左宗棠拜发了一份增兵作战的奏疏。他对滇、粤边防的局势已经作了进一步的了解，指出溃败的云南、广西官军不能再用，而王德榜的八营恪靖军兵力太单，不足以分扼镇南关、谅山两处要区，应当增调一军为后劲之师，使王德榜得以一意驰驱，而无后患之忧。他建议由前任浙江提督黄少春在湖南挑选五营正规军，驰赴广西镇南关外，为王德榜 策应之师，并令他预选散布在湖南本籍的恪靖军旧部，编为几营，打起恪靖军的旗号，率领同征，以厚其势。由此可见，在李鸿章签署丧权辱国条约的同时，左宗棠仍然抱有率军前往云南、广西抗法前线的愿望。

     由于和议的签署，清廷自然没有采纳左宗棠在四月十七日提出的主张，不许黄少春在湖南选军增援滇、粤边境。左宗棠听说和约已经签订，气得直跺脚，决定尽早进京，游说朝廷改变妥协的方针。四月二十一日，他离开金陵前往北京，途中仔细研读了《简明条约》五条，针对和战问题写下了著名的《时务说帖》，反复强调对付法国侵略“非决计议战不可”、“议和之应从缓”，再次表示他愿意亲自指挥抗法战争。他写道：

     宗棠今春有增灶之请，意在令黄少春纠集旧部，添造水师船只，会同王德榜札饬刘永福挑选熟习海战弁丁，为其管带驾驶，冀收桑榆之效。倘蒙谕允，宗棠亲往视师。窃自揣衰庸无似，然督师有年，旧部健将尚多，可当丑虏。揆时度势，尚有可为，冀收安南仍列藩封而后已。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此一劳永逸之策也。

     这次的旅程，左宗棠十分心急，水陆兼程。清江过了，济宁过了，德州过了，天津过了，通州到了，终于可以见到北京的那些大员了！他想尽快让慈禧和枢臣们阅读他写的《时务说帖》，要让他们明白，面对法国人的侵略野心，和议是绝对行不通的！

     左宗棠在进京路上之时，清廷已任命湖南人张之洞代理两广总督，左宗棠颇为这位清流派大臣出任前线疆吏而感到欣慰。但是，当他“水陆趱程，未敢休憩”，于五月二十日进入京城时，发现紫禁城内外风气萎靡。他连忙会见主战的两位亲王，提出要舒张正气，能打赢固然要打，打不赢也要打！他指出：李合肥一意求降，会使其他列强也想咬我们一口，中国将会永无宁日！只有坚决抵抗，中国才有出路。左宗棠发出这样的呼吁，京城内外顿时萌生了一股豪气。

     五天后，七十二岁的左宗棠奉旨再次入值军机。上谕说，左宗棠不必按作息时间当班，只要呆在京城，以备朝廷遇有紧要事件时来当顾问。朝廷令他管理神机营事务，所有应派差使一概免去。神机营是满人大臣文祥建立的朝廷近卫武装，清廷从来未许汉臣染指，而左宗棠是第一个督操神机营的汉人大臣。

     左宗棠复入军机，可以说是对和战之局颇有影响的一项人事安排。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后，全国普遍反对，清廷迫于舆论压力，两位主政的亲王摆出了几分主战的姿态，其人事方面的措施主要为两项，即对左宗棠和一向主战的前山西巡抚张之洞的任命。李鸿章对清廷的转向十分敏感，在清廷对左宗棠的任命发布之后的第二天，他便致电淮系集团的广西巡抚潘鼎新，说“左相进京，正议主战，内意游移”。

     但是，法国方面并未给李鸿章个人多少面子，却以他们得陇望蜀的军事行动证实了左宗棠的预言。在李鸿章-福禄诺条约签订后仅四十多天，法军杜森尼中校率领九百人从河内出发，于闰五月初一日突然开抵谅山附近的北黎地区，抵达观音桥附近。法军“分为两路，一犯观音桥长庆粤西各营，一犯王德榜谷松之营”。中国各军请战，而潘鼎新下令不许开火。法军要求接收中国军队的驻防地，王德榜劝阻法军前进，致函杜森尼，指出两国既已议和，大可不必再起衅端。杜森尼不听劝告，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王德榜回答：没有接到上级命令，部队不能移动。法军要进，清军不退，只好枪杆子里面分输赢。杜森尼下令进攻，法军夺占四周山岗，恪靖军立即还击，战至深夜，双方对峙。与此同时，法军还调兵分头进犯宣光、保胜和谅山。王德榜组织优势兵力反击，三面围攻，截断法军后路，法军被迫收缩。恪靖军越战越勇，广西清军也发起猛攻，法军抵挡不住，开始溃退。法军自称在这次战斗中死伤一百多人，这是清军在中法战争开始以来获得的第一次胜利，史称“北黎冲突”，也称“观音桥事变”。于是，左宗棠自南洋大臣任上对边防所做部署的作用，明显地凸显出来。

     法国一手挑起了观音桥事件，反诬中国破坏《简明条约》，以北黎冲突为扩大战争的借口，照会清廷，要求清廷通令驻越清军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二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法国还威胁说，他们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

     左宗棠根据王德榜从前线发来的电报，于闰五月初七日奏请朝廷严令云南、广西督抚指挥驻防部队稳扎稳打，痛击法军；又请派黄少春迅速组建部队前往增援，与王德榜、刘永福并肩作战。他还指出，法国人请和是不足信的，他们现在主动挑衅，充分表明先前的请和只是缓兵之计，全国臣民痛恨他们欺侮中国朝廷，所以中国必须以战取胜。左宗棠此疏得到慈禧的赞许。左宗棠因急于调兵开赴前线，用内阁大印发文，令黄少春赶赴镇南关，被人参劾，又因保荐曾纪泽和魏光焘等干才，于五月十八日再次被人参劾，理由是不合体制。两次参劾都被慈禧驳回，并加以制止。

     由于有左宗棠这个主心骨，清廷这一次坚决反驳了法国的无理要求，指出谅山是中国驻兵的地方，“法兵前往谅山，扑我营盘，先行放炮，中兵不能不抵御”。奕譞认为，清政府的这种强烈态度，“是二十余年中国第一次振作之照会”。

     法军陆路失利，指望海战得胜，扳回败局。法军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组合为远东舰队，由孤拔任司令，分别开向福州和基隆，准备扩大战局。六月十五日，法国远东舰队的三艘军舰突然炮轰基隆，法军强行登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清军顽强抵抗，打退了侵略者的进犯。此前由左宗棠派往台湾的楚军将领孙开华率领的擢胜三营，以及提督章高元率领的淮军和提督杨金龙所部楚军，使台湾防务大大增强。法军在基隆未能得逞，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机再举。

     中国虽然取得基隆保卫战的胜利，但法国海军的侵略行动，以及法军扩大侵略的疯狂势头，又使清廷顾虑重重，摇摆不定。清廷乞求列强出面调停，但因英、德两国与法国不和，不肯过问，而美国则耍滑头，不肯出力调停，所以毫无结果。李鸿章乘机怂恿清廷接受法国提出的赔款议和条件，他的拿手把戏，就是以洋人的强大和无理来吓唬朝廷。他说，等到战后再赔偿，赔款数额会更加巨大。慈禧急得六神无主，急召奕譞，哭诉道：“不愿再经咸丰故事，但亦不愿大清江山由我而失，由我示弱。”奕譞回答说：“可以打。”慈禧则说：“打就打到底。”接着，慈禧召开了御前会议，说道：“和亦后悔，不和亦后悔。和就示弱，不和会割地赔款而且损伤不少，或许引起内乱而且亦赔不起。”显然，慈禧仍然主意未定。她的话音落地后，朝堂上一片寂静，无人答言。左宗棠猛然起身疾呼：“大清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慈禧听了此言，遂下令罢朝，含泪称是。至此，清廷才下定主战的决心。

     法军受挫于基隆后，法国政府决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法国公使于六月底向中国提出赔款八千万法郎的新条件，并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否则下旗离京，由孤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清廷拒不接受法国政府的勒索，中法外交关系正式破裂。七月初一日，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果然下旗离开北京。两天后，孤拔指挥远东舰队突袭福州马尾军港，攻击福建海军，中法马江海战爆发。

     当天上午8点，法军向闽浙总督发出了通牒，但福建当局不准官兵“轻举妄动”，而寄望于乞求法军延期进攻。下午1点45分，停泊在马江水面的八艘法国军舰和两艘鱼雷艇向福建海军发起攻击。福建海军由于没有认真备战，在法军突袭之始，只能被动挨打。

     其实，负责防御的张佩纶虽是李鸿章的幕僚及后来的女婿，但他对待法国侵略的态度，比李鸿章硬多了。法越战事刚起，他就倡议抵抗侵略，指出中越唇齿相依，越南一亡，中国必受其害。他和左宗棠一样，对中国获胜信心十足，认为中国具有天时、地利和占理的三大优势。正因如此，慈禧才会派他到福建会办海疆事务。张佩纶一到福州，立即视察船政局及闽江沿岸要塞，主张沉船堵塞闽江口，使法舰无法入内。在敌强我弱时，这虽不是最佳对策，也算得上中策了。无奈朝廷听了他未来岳父的意见，严令他不许先发制人，要充分显示和谈的诚意，加上他犯了备战轻敌、临阵怯敌、处置乖方的错误，结果眼睁睁地看着法舰驶入闽江，驻防军队却未采取战备措施。

     法国人没有理睬张佩纶表示的和谈诚意，准备妥当之后，开炮攻击。第一声炮响之后，只见一人应声而倒，不是别人，正是慷慨激昂主张抗战的张佩纶。此人惯于纸上谈兵，没见过真阵仗，一听炮响居然吓晕了！其他高官也不济事，闽浙总督何璟两耳不闻枪炮声，在府内拜佛念经；船政大臣何如璋天天设宴喝酒，严令各舰不准迎战。领导班子如此熊包，福建海军吃亏是无法避免了。中国军舰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法舰的一排重炮击沉两艘，重伤四艘。中国官兵仓猝应战，十分被动，但仍然奋勇还击，却因准备不足，装备落后，火力处于劣势，多数军舰未及起锚，就被法国军舰击沉。海战不到三十分钟，福建海军的十一艘军舰就有九艘被法军击毁，另两艘在港内自沉，还有多艘运输船沉没，七百六十名水师官兵殉国。第二天，法军又向位于马江北岸的福州船政局开炮，击毁厂房和制造中的舰船，以及闽江两岸的炮台，多亏船政局作了积极布防，法军攻占船厂的计划未能得逞。

     战败后，朝廷追究领导责任，这个领导班子集体下课。左宗棠受命查办此案，对张佩纶十分恼火，但认为主要责任不在张佩纶，建议从轻发落。结案报告一上，朝廷却认为左宗棠和杨昌浚为张佩纶开脱，而张佩纶其罪不轻，硬是将他发配到军台效力赎罪。几年后，李鸿章保荐他出山，清廷以四品京堂起用，张佩纶又坚辞不就，最后再入李鸿章幕中，以布衣终老。小说家张爱玲的这个爷爷徒怀一腔爱国志向，却因马江之战的失败而成为历史罪人。

     总之，马江一仗，左宗棠寄予厚望的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法军还摧毁了马尾造船厂和两岸炮台。年迈多病的左宗棠得到报告，不由咳出血来。

     马尾之战爆发后的第三天，即七月初六日，正值光绪诞辰，清廷下诏对法宣战。上谕谴责法国蛮横索取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严令陆路的云南、广西两省官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又令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激励各军奋勇抗敌。

     清廷宣战的这一天，左宗棠因年迈多病，没有去向光绪拜寿，其政敌再次参劾他，皇帝将此事交部议处，由于奕譞为左宗棠申诉，左宗棠未受处分。由此可见，左宗棠在京城为官，确实有许多挑剔的眼光盯着他，令他不得安生。

     此时，左宗棠并不在乎小人的构陷，而是深为福建沿海的严重局势焦急不安。这个衰弱到不能去为皇帝祝寿的老人，在清廷宣战后的第九天，却亲赴醇王府面见奕譞，请求统兵出征。奕譞对他们的交谈做了记述，其中写道：“左相晌晦来谈，仍是伏波据案之慨，其志甚坚，其行甚急。已嘱其少安勿躁，十八日代为请旨，始去。”

     果然，七月十八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如前所述，左宗棠此前曾多次要求奔赴前敌指挥反侵略战争，清廷因倾向于议和，都未批准。而如今在清廷正式宣战的形势下，中国军队必须有一位强硬的领军人物，此人非左宗棠莫属。只要他活着，抵御侵略就少不了他来当统帅。福建、浙江和台湾纷纷告急，朝廷决定依靠他来收拾局面。因此，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其心情万分激动。如今他年迈多病，却奋不顾身，毅然赴敌。翁同龢在左宗棠启行前向他告辞时，看见了这位朋友老当益壮的胆色，“其言衷于理而气特壮”，令翁同龢终身难忘。舆论对于左宗棠赴汤蹈火的果敢行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左侯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方之古名臣，曾不多让！诚哉斯言!”

2、再赴前线

     左宗棠接受前线督军的任命之后，于七月二十六日陛辞请训，即日离京，从通州、德州和济宁南下，经一月“水陆兼程”抵达金陵，与曾国荃商议东南沿海的兵力部署和军饷筹集。他认为江苏防务布置尚属周密，但福建海防情形吃紧，因为法军在福州海面一战得手，便大举进攻台湾。在左宗棠抵达金陵之前，法军已于八月十三日攻陷台湾基隆，福建沿海前线急需大帅指挥。因此，左宗棠发出调令，召集旧部五千人随他前往福建前线，朝廷令前任漕运总督杨昌浚帮办军务。

     左宗棠心系台湾，可是，法国海军封锁台湾各海口以后，内地与台湾文电不通，援台的交通也中断了。左宗棠无法了解台湾的布防和战情，心急如焚。他与曾国荃联衔上奏，建议由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各抽调五艘军舰，在上海集结，通知杨岳斌率所部楚军十二营从武昌乘江轮而下，先抵厦门，准备与法国海军大战。

     长沙人杨岳斌原名杨载福，年轻时在湘江里放排谋生，楚军创建时在曾国藩手下编练水师，后因作战勇猛，战绩煌煌，成为水师统帅。三国时期的战将许褚打仗时杀得兴起，光着膀子提刀上阵，杨载福就属于这一类猛男，上阵时不披盔不戴甲，强行进攻，落在船舱里的枪弹用斗都装不完！他在军中焚烧夺取敌船几万艘，攻克一百多座城垒，指挥大小几百仗，没有失败的记录，是个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这个重量级的楚军大佬率部援台，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对策。

     左宗棠虽然无法跟台湾当局取得联系，但他先前所做的努力，使台湾防御力量得到了加强。法军登陆部队遭到楚军和淮军的顽强抵抗，例如其分兵攻打沪尾时，就被孙开华所部击败。法军无法深入台湾腹地，只能从九月初五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刘铭传多次电请派北洋舰队前去解围，李鸿章按兵不动。左宗棠闻讯大为震怒，李鸿章一些部属也对他不满，纷纷向左宗棠请战，记名提督聂士成主动率部奔赴台湾。

     本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上谕只要求左宗棠前往浙江、福建交界地方督兵驻扎，以备策应。而清廷在九月初九日又下了一道上谕，令左宗棠遵照前旨，在福建境内驻扎，“毋庸身临前敌”，以示对这个老臣的体恤。但左宗棠不愿接受这种照顾性的体面安排，他认为福建防御“兵力尚单，难资分布”，需要他全面部署，请求朝廷允许他根据情况自行选择驻地。他在金陵积极筹措了半个多月，在组军、筹饷和咨商李鸿章、曾国荃各调派轮船协助援台等方面略有眉目之后，于九月十三日离开金陵，前往福州。

     左宗棠取道江西河口，赶向崇安，进入福建。他在途中得到一个好消息：朝廷于九月三十日宣布新疆正式建省，刘锦棠成为首任新疆巡抚。他舒了一口气：西部的大局，总算有望长久稳定了；东部海防，老夫一定要加以巩固！

     左宗棠行程一月，抵达同治四年（1865）一度驻节的延平。又行十几天，终于在十月二十七日抵达阔别十八年的福州。这座城市，正是人心惶惶，马江之败和基隆失陷，使人们“一夕数惊”，心头笼罩着一层阴霾。左宗棠的到来使福州人心大定，官民为这位老总督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左宗棠率军进入福州城时，“凛凛威风，前面但见旗帜飘扬，上大书‘恪靖侯左'，中间则队伍排列两行，个个肩荷洋枪，步伐整齐，后面一个乘肥马，执长鞭，头戴双眼花翎，身穿黄绫马褂，……主将左宫保是也”。全城士民排设香案，扶老携幼，出迎左相侯。左宗棠来到行馆大厅，只见壁上张贴了一副楹联：

     数千里荡节复临，水复山重，半壁东南资保障；

     亿万姓轺车争拥，风清霜肃，十闽上下仰声威。

     左宗棠见福州百姓如此拥戴和信任自己，心里乐滋滋的。他想：我先前在闽浙总督任上，关注民生，加强海防，赢得了百姓的如此爱戴，好不令人开心！民众对我寄予厚望，我此来就不会离开前线了，誓与福建和台湾共存亡！

     左宗棠安顿下来之后，连日与将军、总督和巡抚面商进兵事宜，巡镇海防，决意以铁拳打击入侵者。他倾尽全力，安排两件要务，即派兵增援台湾和布署闽江防务。

     援兵赴台是他要首先解决的难题，因为台湾兵力仍然严重不足。他的第一个措施是从两江防区抽调楚淮军各两营前往赴援，同时给台湾发密电，令刘铭传就地招募兵勇一万人，令他“克日进兵，规复基隆”，一面设法打破法军对台湾海口的全面封锁，派杨在元密赴厦门一带确探情形，设法雇船，暗渡营勇援台。他希望，等到南洋军舰开到福建，再调兵分扎妈祖澳、芭蕉山等处，以图首尾牵制，不让法军肆意久据，从而为台湾解围。

     前面说过，由于福建海军已全军覆没，左宗棠本想得到曾国荃和李鸿章的支持，请他们派舰船增援福建。但是，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不肯南下，杨岳斌的大部队只得改用商船运输，无法按既定时间抵达厦门。曾国荃派出了七艘南洋军舰，载着楚军将领吴安康所部南下，被法军察觉，遭到法军九艘军舰的截击，其中两艘在浙江石浦洋面被法军击沉，其余五艘驶入港内。因此，南洋军舰虽然牵引法舰北上，减轻了台湾驻军的压力，却因遇敌不前，没有达到直接增援台湾的目的。左宗棠万般无奈，又与德国商人商议雇船，但遭到拒绝。左宗棠手中有兵，却无法运过海峡，因而焦灼万分。最后，他决定派王诗正统领恪靖亲军三营陆续开赴泉州一带，令杨在元从厦门驰往泉州，准备渔船多只，等到王诗正的部队集结完毕，扮作渔人黑夜偷渡。左宗棠嘱咐王诗正抵台后遇事要报告刘铭传，并说军情瞬息千变，只要有机会可乘，准许他相机行事，不必过于拘泥。

     在左宗棠的动员和感召下，一大批楚军名将率部参加抵抗法国侵略的战争，其中不乏离休老干部。除了王德榜、杨昌浚和杨岳斌以外，赶赴前线的楚军将领还有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湖南提督鲍超，四川布政使易佩绅，楚军名将刘连捷和王永章，浙江海门镇总兵孙昌凯，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兵部尚书彭玉麟，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旧部将领李元度与何绍采。

     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底，左宗棠商调南洋军舰出海佯动，假装直逼台北，吸引法国海军。王诗正率领五营部队乘坐渔船，分批从泉州蚶江冒险暗渡。

     闽江防务的部署是左宗棠处理的第二大要务。闽江海口有一个大岛，名叫瑯崎岛，岛上的金牌与北岸的长门是最重要的入江口。左宗棠派大员星夜督工，在该处竖立铁桩，以铁索遮拦海口。铁索没入水中，用机器操作，随时控制起落，落下时中国船只可以出入，敌船一到，便拉起铁索阻拦。随后，他下令在距福州三十里处的林浦、魁歧及闽安右路出海的梅花江，全部垒石填塞，只能容小船来往。以上各处，都建筑炮台，安放炮位，派兵驻守，“可资捍卫而遏敌冲”。左宗棠还与帮办福建军务的闽浙总督杨昌浚、福州将军穆图善会商，对福建海防进行了全面的筹划，决定立即撤掉海口水道标识，并下令在港口遍布水雷。

     此时的穆图善改变了态度，不再如在陕甘时一样与左宗棠作梗，而是对这位老钦差言听计从。左宗棠对他说，长门、金牌各炮台是保卫福州港口的关键，令他在那里驻军。这时，马江中被法军击沉的军舰已经起出，穆图善催促将士将舰上的大炮安放妥当，又将炮台上原已安放的各炮次第修备，指挥将士们昼夜巡守。闽安的南北岸被左宗棠视为第二重门户，原设各炮台已被法军轰毁，穆图善加紧修整，已有几门炮可以发射了。如此一来，闽江出海口所设的拦江铁索，封锁了敌舰的来路，而长门、金牌炮台和闽安南北岸炮台形成两道火力封锁线，构成双重的防御。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国军舰在妈祖澳集结，打算趁着春节的除夕进攻。同一天，左宗棠、穆图善与杨昌浚先后离开福州，冒雨巡视南台、林浦、马江、闽安南北岸炮台。两天后，钦差与总督同到长门、金牌，各营将士站队试枪，军容整肃，各炮台能够发射的火炮试射了几遍。法军获悉这一情报，不敢贸然进攻，悄然撤走。这一次视察防务，充实了左宗棠的信心。他很有把握地说：“如狡寇果来，势难插翅飞过。”左宗棠还派出得力干员，分头前往福州、福宁 (今霞浦)、兴化(今莆田)、泉州四府各海口设局，会同地方官及当地绅士办理渔团，从渔户中挑选骁勇善水者担任团长，对渔民进行军事训练，同时拨给经费，以功名加以激励，借助民众的力量来抵御外侮。

     十二月二十九日，左宗棠问左右：“今天是什么日子？”

     随从回答：“快过年了。”

     左宗棠说：“今年不许过年，要打仗！法国人乘我们过年，正好打厦门。小孩儿出队，我当前敌！”

     杨昌浚说：“法国人怕中堂，自然不来，中堂可不去。”

     左宗棠说：“此话何足信？仗还是要打呀。”

     穆图善走进来，跟着大家劝说：“中堂是大帅，应该坐镇省城。我们做将军和总督的，才应该去打仗嘛。”

     左宗棠说：“你们两人已是大官了，还是我去吧。”

     穆图善说：“我们固然是大官，还是不如中堂关系大局。”

     左宗棠沉默一会，慢慢说道：“既是这样，你们两人也不必去了，叫各位统领去吧。凡是统领，不能留下一个人！”

     法国人以为左宗棠在厦门未设重兵，打算在大年初一奇袭厦门。法舰驶到离厦门五十里处，用望远镜观察沿海的各个山头，只见到处插着恪靖军的红旗，知道左宗棠已有防备，于是撤退。

     法军不敢攻打福州和厦门，只能加紧封锁海口，劫掠商船，每天派出战舰在海上游弋，防止中国军队东渡。光绪十年年底，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左宗棠对台湾放心不下，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四日提出亲赴台湾督战，解救台湾的危机，被众人劝阻下来。正月十八日，王诗正所部抵达台南，进驻五堵。这时法军刚从八斗登岸，攻占月眉山。正月二十日，王诗正挥师进攻，分兵抄袭法军后背，夺回月眉山。第二天，法军在大贡（木旁贡）峰增兵，湘勇乘胜前进，提督胡少亭、罗国旺身先士卒，壮烈牺牲。王诗正加紧督战，法军死伤惨重，不甘失败，突然分兵进攻暖暖街，绕到中国军队后背。各处关隘的守军被法军击溃，王诗正只得收兵，还守五堵。但是，左宗棠调集的各路援军纷纷到达福建，相继渡过海峡，台湾地区大军云集，士气大振。陈鸣志在台湾招募楚军参战，杨金龙率部驻防台湾，杨岳斌的部队也分批顺利渡过海峡。总之，左宗棠督军援台，对于扭转台湾所面临着的严重危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正月二十五日，左宗棠请求朝廷批准扩大军舰火炮的生产规模，指出海防首先要依靠军舰火炮，自己生产火炮又最为方便。他十年前提出在福州设立船政局，现在他提出在福建船政局增设炮场铸造大炮，并开办福州穆源铁厂，体现了他以洋务为手段加强海防的一贯主张。他通过多年的反侵略战争的实践，看到了先进武器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提出抵御列强的侵略，一定要先战后和，所以武器装备不能因陋就简；列强依仗先进技术来欺侮我国，我们必须要有足以制胜的武器。

3、中国不败而败

     法军进攻福建和台湾的目的，在于牵制中越边境的中国军队，想不到目的没有达到，反倒损失了兵将和战船。他们知道，左宗棠坐镇福州，台湾很难得手，他们不敢贸然犯险，将进攻的重点重新转回中越边界。

     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军向谅山一带的清军发起攻击。在法军强大的攻势下，广西巡抚潘鼎新指挥的部队节节败退，甚至自动放弃谅山和镇南关（今友谊关），一直逃回广西龙州。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九日， 法军占领了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焚掠一通之后，退回谅山。

     正在此时，冯子材率部奔赴镇南关，企图进攻凭祥，前线的清军将领公推他为前敌总指挥，各部协同作战，稳住了阵脚。冯子材得到了张之洞与清廷的支持，在镇南关失守后，清廷将潘鼎新革职，张之洞奏荐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接替镇南关前敌指挥权。

     冯子材年轻时做过木工，跑过牛帮，道光三十年（1850）率众造反，投奔天地会领袖刘八，后来像宋江一样享受了招安待遇，从此由匪入官，屡立战功。这次出征，他把两个儿子带在身旁，准备随时料理后事，颇有左宗棠抬棺出征的气概，打算拼了老命也要给法国人一点颜色看看。

     二月初七日，法军分兵三路猛攻镇南关，被冯子材所部击退。次日，法军再攻镇南关，冯子材会同王德榜的“恪靖定边军”坚决抗击，将法军逼离长墙，压下山谷。彭玉麟在奏疏中说：冯子材苦战两日之久，若非王德榜切断法军后路，内外夹攻，不可能取得如此之大的胜利。第三天，冯子材下令各军反攻，各路清军勇猛冲杀，法军全线溃退。第四天，冯子材、王孝祺率军夺回文渊州。两天后，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三路夹击谅山，法军丢弃大批装备物资，于深夜撤出谅山，清军主力渡过淇江，于次日收复谅山。这就是威震中外的镇南关-谅山大捷，是清军在抵抗外敌入侵的战斗中获得的一次全面胜利。

     张之洞在总结这次战斗时指出：“法二次犯关，非有生力大军，难遽言战；非冯子材创筑长墙，与王孝祺合军死守，则诸军无所依倚；……非王德榜截其后路，断其军火，关内外夹攻，则（法军）亦不能如此大溃。”“法虏自谓入中国以来，未有如此次之受巨创者。”左宗棠在总督两江时派王德榜募“恪靖定边军”赴广西前线，再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军队在大捷之后，反攻节节取胜，将法军赶到郎甲以南，收复了开战以来丢失的地盘。东路的各支清军尾追法军直达船头，西路大军攻下了观音桥。西线的滇军和黑旗军正向兴化推进，桂军准备从牧马进攻太原。粤军出兵钦州，沿东海岸进攻广安。鲍超率领三十多营湘军和滇军正向龙州挺进。冯子材决定亲率大军乘胜攻击北宁与河内。

     与此同时，清军在东南沿海也取得了胜利。法军远东舰队因淡水之败，基隆被围，决定转移目标，其军舰于二月十六日攻占澎湖后，接着攻击镇海，被中国守军击退，其舰队司令孤拔负伤，后来毙命。法军只得退踞澎湖群岛。

     由此可见，左宗棠在福建、张之洞在两广共同指挥抗法战争，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法军在镇南关与谅山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引起了法国当权者的巨大震动和惊慌。对茹尔·费理内阁久怀不满的法国人民成千上万地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包围议会，高呼口号。茹尔·费理内阁当晚就倒台了。不论就战局还是就法国国内的局势而言，都对中国有利，中国方面大有可为。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私下里承认：“中国如果真能打到底的话，她（慈禧太后）会赢的！”

     但是，在中国军队即将大获全胜的关头，局势突然发生了令人寒心的转折。清廷于二月二十二日下令停战，将前线军队撤回关内，并公开向战败的法国求和。

     之所以会有如此糟糕的局面，都是李鸿章与赫德二人一手造成的。

     早在光绪十年（1884）七月底，在中国对法宣战后二十多天，由于英国政府希望中法早日结束战争，解决争端，而不愿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使英国侵华的经济权益受到太大影响，赫德秉承本国政府的这一旨意，同时得到慈禧太后的指示，秘密电令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火速去巴黎面见费理，劝法国放弃赔款要求，并与中国议和。赫德是个中国通，深知清廷“愿意和平但不肯‘丢脸'以取得和平”，他也知道，“不幸的是这里所认为‘丢脸'的，倒并不是丧失事物本身，而是丢掉它的名义”。所以，他派金登干去法国活动，把这层意思告诉法国人，让法国在面子上对清廷做一些让步，而攫取实际的利益。金登干的巴黎之行负有中法议和的使命，连李鸿章也不知情（或者赫德认为他不知情）。赫德操纵中法之间的交涉，直接对慈禧太后负责。他对金登干说：“目前的谈判，完全在我手里，我要求保守秘密，并不受干预，我自守机密，总理衙门也如此。皇帝已有旨，令津、沪、闽、粤各方停止谈判，以免妨碍我的行动。”但是，赫德和金登干实际上在照顾法国人的利益。当法军攻占谅山时，他认为法国可以向中国提出更多的侵略要求，因此而十分高兴。然而赫德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国军队很快就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使金登干在法国的谈判发生了波折。

     但是，李鸿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起了赫德与金登干所起不到的作用。就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前夕，他与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劻积极主张对法议和。赫德在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七日写给金登干的信中说：“李鸿章在过去三周内特别烦躁不安，他奉皇帝之命，与日本为朝鲜事件而派来的特使伊藤博文伯爵谈判，为了不使法国问题妨碍他，虽然没有上面的指令，他还是插手了此事。总理衙门，特别是新王爷，我们直接去找茹尔·费理以后，坚决地支持了我。”李鸿章急于跟法国和谈，在法军大败于谅山之时，他认为和谈的最佳时机到了，立即提出“乘胜即收”的主张。他把胜仗当做议和的资本，说“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他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

     于是，李鸿章的妥协主张，赫德让中法之战早日结束的诉求，慈禧太后不丢面子议和的初衷，这三个人的动机连成了一条线，成为议和的决定性因素，促使清廷决意停战议和。二月十九日，金登干在得到清廷的认可后，代表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的代表毕乐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其内容为三项：第一，中国批准《中法简明条款》；第二，双方立即停战，中国从越南撤兵，法国撤除对台湾的封锁；第三，法国允派一员至天津或北京，商定所订条约的细目。于是，清廷下令停战撤兵，中法战争就此停止，中国军队功亏一篑。

     清廷停战、撤兵与议和的谕旨下达后，左宗棠初而觉得不可思议，继而失望加愤懑，于三月初四日上了一道密疏，直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他指出，前面那份条约已将越南置之度外，这次谈判千万别再放弃刚刚丢失的基隆和澎湖，否则不可签字。

     法夷犯顺以来，屡以忽战忽和误我大局。上年四月十三日之约，口血未干，即来挑衅，甚且逞其无赖。……一面踞我基隆，一面驶入马尾，乘罅蹈隙，驯至溃坏而难于收拾。

     前车宜鉴，大局攸关。津约五条已置越南于度外，占踞之基隆与新失之澎湖，岂可再涉含制耶？自去秋至今，沿海、沿边各省惨淡经营，稍为周密，今忽隐忍出此，日后办理洋务必有承其弊者。如果基澎不遽退还，则当道豺狼必将乘机起噬，全台南北不独守无可守，抑且防不胜防。此要地之不得不争，所宜慎之于先者也。……此边军之不可遽散，所宜防之于后者也。

     张之洞作为镇南关大捷的坐镇指挥者，多次提出反对撤兵议和，却感到自己“人微言轻”，分量不够，致电左宗棠，希望他能力挽狂澜。他在电文中写道：

     闻洋约十条数日内即画押，无非利法害华之事。洞请发沿海、沿边疆民筹议，不报。洞前后电奏二十二次，三争撤兵，余争条约、地界、商务、利军、义民；初则切责，后则不报。人微言轻，无术挽救。若再草草画押，后悔曷追！公有回天之力，幸迅图之。

     然而，慈禧太后已经打定主意议和，李鸿章执意要出卖前线将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身在前线督战的左宗棠和张之洞都是回天乏力，左宗棠的生命力遭到猛烈的打击，他只能在痛苦中煎熬，在难言的屈辱感里度过一生最后的时光。清廷电令李鸿章分别通知沿海、云南、两广的督抚“如约遵行”，并于三月二十九日派李鸿章在天津议订条约，不利于中国的和议已成定局。

     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奉慈禧太后之命，在天津与巴德诺签订了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规定中国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中国同意在两广、云南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享有减税通商权；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向法国商办。这个不平等条约中写了一句“言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以满足慈禧的虚荣心来换取大把的实际利益。由于这场可悲可笑的议和闹剧，左宗棠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被李鸿章办到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而李鸿章还觉得自己扮演了一回民族的英雄，而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国中还有人在为他鼓掌喝彩。

     左宗棠心灰意冷了。五月初六日，他又递交一份辞呈，请求交卸钦差差使，回京复命。他恳请在返京之前，先行辞职回家调理身体。左宗棠辞职的理由是身体瘦弱，饮食锐减，头晕眼花，咯血时发。其病情恶化是实情，而其对清廷的失望也是毫无疑问的。他想：你们既然已达成和议，还要我这把老骨头干什么？

     慈禧还是不肯放走这个强硬派领袖。上谕说：着赏假一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

     但是，慈禧可以保留这位大臣的职务，却无法再次点燃他生命的火光。中法战争在左宗棠看来是一场十分重要的战争，而中国的胜利不但更加重要，而且本来是有望获得。在左宗棠主持和指导之下，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法国侵略军，可以一举扭转中国对外软弱的形象，使中国崛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如同二十年之后的日俄战争，日本终于战胜俄国，而令列国为之震胆。由于慈禧采纳了李鸿章的主张，致使这场战争的结果，成为晚清中兴的左宗棠时代向屈辱加深的李鸿章时代推移的转折点。这场战争以中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而告终，迎来了其后的十年安宁，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派却在政治和外交上为其结果涂上败笔，酝酿出十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

     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不仅令左宗棠一个人寒心，楚军将领无不义愤填膺。但对于清廷的软弱怯战，最气愤最忧伤的莫过于左宗棠，因为他为中国的富强呕心沥血，在刚刚能够看到曙光的时候，却被自己的老板和同事出卖了，他们又把中国投入了黑暗。他身心交悴，再也经不住如此的折腾。

     左宗棠懂得，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列强对我们已有轻视之心，然而光绪十年（1884）的中国，已经不同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中国了。恪靖军规复新疆之后，武功正盛，因而有“中兴”之说。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从事的洋务变革成绩斐然，中国军事力量正在增强，新军正在操练，武器装备大为改观，军工生产已见成效，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初具规模。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的军事强人左宗棠仍然在世，他的周围集合了彭玉麟、杨岳斌、曾国荃、刘锦棠、刘坤一和王德榜这样一批楚湘大将，而淮军也有名将刘铭传加入了对列强的抗争，强将犹存，劲兵尚在。越南境内的中国抗法部队还有刘永福的黑旗军，是极为骁勇的武装。中国的海岸防御已经进一步巩固，除了“致远”、“经远”、“来远”、“靖远”四艘军舰，其余未来将要参与甲午战争的战舰，全在北洋水师；海岸重建了炮台，海上部署了水雷，渔团的组建初见成效，正在推广。停战前的态势对中国极为有利，冯子材和王德榜取得镇南关大捷，克复文渊，攻下了军事重地谅山；岑毓英所部在临洮击败法军，克复广威和承祥，中国军队胜券在握。因此，如果中国发挥所长，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击败法国侵略军，重建中国国威，那么军事上的胜利，足以对政治变革和国防守备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次战争是中国百年未有的机遇，如果中国能和普鲁士一样，一战而败法国，就可以树立国威于万里之外。

     可惜的是，李鸿章不仅在军事上无能，而且急于推行妥协求和的外交路线。淮军集团号称中国精兵，在战火中却表现得最为无能。潘鼎新不战而放弃镇南关；张佩纶仓促应战而使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李鸿章的王牌北洋水师依旧按兵不动，只有刘铭传在台湾，得到楚湘各部增援，苦苦防守，为淮军争了一点颜面。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李鸿章苦心经营近代化的淮军，却不能于一朝报效国人，这是治军之耻。李鸿章并非无才，也并非没有势力，而是胆气不足，不愿丧失既得的私利。如果他不畏强暴，奋发图强，中法战争可以使他成就伊藤博文的事业，何至于在十年之后，备受伊藤博文的羞辱呢？然而，他不仅不派兵投入中法战争，反而去主导软弱的外交，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尴尬的结果：不败而败。李鸿章的做法，令左宗棠无法平息胸中的愤懑，使他的病况急剧加重。左宗棠的性命还能延续多久？这个问题，成为国人目光的聚焦所在。

     六月十七日，左宗棠再次上疏恳求交卸差使回籍，并陈述了自己的苦衷，把李鸿章议和的结果，当做自己未能完成使命而应当承担的责任。他说：“微臣衰朽残年，谬膺重寄，成功未奏，方切疚心。”其实，他这是向朝廷表示他对议和的结局难以甘心。

     左宗棠虽然寒心，虽然衰病无力，但他并未放弃为国尽忠的初衷。在他恳求辞职的这个月份，他仍然拜发了两份奏疏，对保卫台湾和加强海防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他指出，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求朝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资镇摄。清廷不久就照此建议，于九月初五日下令台湾设立行省，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令闽浙总督监管福建巡抚事务。左宗棠还提出专设海防全政大臣，因为这次中法战争中，各省督抚各自为政，暴露出指挥不能统一的弊端，而设立海防全政大臣，可以筹划海防全局，统一指挥权。此外，他还谈了加强海防建设的七条意见，包括制造军舰，制定巡逻、防守和操练的规则，培养士气，以及仿造铁路。他提议新设的海防大臣应驻扎长江，南拱闽越，北卫畿辅。此议也为清廷采纳，在台湾设立行省的同一天，清廷下令设立海军事务衙门，命奕譞总理海军事务。

4、栋梁倾倒

     很久以来，左宗棠就感到累了。还是在甘肃的时候，在他指挥军队收复新疆之前，他就曾因病衰而萌生退意，但他为了国家不失疆土，以衰病之躯率部收复了大片的国土；在入值枢垣和总督两江期间，他又因健康原因多次求退，但在法国加紧挑衅之时，他又毅然再度从戎。他呕心沥血，心力已经耗尽。中法战争的结局给了他致命一击，这个强者的承受能力已经到达极限，再也承载不了这样的忧愤，终于一病不起。

     左宗棠在病榻上，可以感觉到，在朝廷命令前线各路军队停战撤兵时，前线将士群情激愤。各地督抚转来急件，各地将领送来信报，无法控制的愤怒，从字里行间迸发出来。左宗棠越看越气：李鸿章，你这样做，怎能称得上国家栋梁！

     全国不少地方先后通电谴责和议，指称朝廷给冯子材所下的退兵令就是南宋初年秦桧命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左宗棠听说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然遭到李鸿章传旨申斥。李鸿章还吓唬冯子材和王德榜：如果不乘胜收兵，不但会破坏全局，而且可能孤军深入，战事前景莫测。前线将领不得不服从军令，将队伍撤回国内。左宗棠想到战场上大好的形势已被自己的同胞葬送，鲜血从他嘴里喷涌而出，他昏过去了。他醒来以后，夜间突然发作痰涌气喘等症，手足麻痹，神志昏迷。

     左宗棠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的安危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北京的高层深深震动。光绪皇帝发来慰问电：“皇天福佑，左卿康好。”老佛爷慈禧念这位老臣忠心为国，在佛祖面前为他祈祷，并发来一封慰问电：“天恩庇护，左卿安好。”醇亲王的电报也是八个字：“上苍添寿，大帅延年。”李鸿章心中百味杂陈，也为反对派领袖的弥留而惋惜，发来急电：“为国摄重。”

     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二十五日，七十三岁的左宗棠接到上谕，朝廷对他的病情表示深切的关怀，批准他交卸差使，回家乡安心调理，假期可以任意决定，允许他对朝政不论有何意见，可以随时奏报，供朝廷作为决策依据。若病情有了起色，立即来京供职。

     第二天，左宗棠交卸差使，将钦差大臣关防交杨昌浚派员送京。但是，这个耗尽了毕生心血的老人再也无力返回湖南老家了。七月二十七日清晨，这个湘阴人停止了呼吸，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

     左宗棠逝世当晚，福州城东北隅崩裂逾二丈，城下居民安然无恙。大雨如注，通宵不停。也许这是气象与人事的巧合，但衬托了巨人离世的悲壮。天明后，市民们听到噩耗，城中巷哭失声。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军营里枪炮声大作，排炮和排枪声震长空。这不是战争，而是对一个亡灵的祭奠。阵阵沉闷的响声令大地震颤，老百姓又说：左宗棠军魂未散。

     左宗棠的谢世，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一根顶梁柱倒下了，这座已经破旧的大厦眼看就要倾倒。为了这个王朝的事业能够继续，左宗棠在弥留之际为台湾与海防做了最后的筹划，而他临终前留下的遗折，则给后世留下了他的一份遗恨。

     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

     左宗棠认为，清廷对法国是战抑或是和，乃是中国强弱的一大关键，而朝廷选择了和议，导致中国不败而败，所以他死不瞑目。这位垂亡的老人，似乎预见到了十年之后李鸿章那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北洋水师将被日本海军消灭，他看出了中国失败的原因何在。中国为什么失败？败在军力不足，还是败在兵勇不强、武备不精？都不是！左宗棠所看到的是，统治者的腐败使一个民族失去了斗志，哪能有不败的道理？左宗棠在西北时的一名下属，后来撰文攻击左宗棠，说他在总督署中常有“反词”出口，对朝廷大不敬，也许并非虚言。如果说左宗棠这么一位耿直的人杰，会对腐败的清廷歌功颂德，无一微词，倒是很难令人置信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左宗棠对清廷的失望，已经入骨三分。

     其次，左宗棠还对清廷，尤其是对慈禧，寄予一点点期望。他在口授的奏章中说：

     伏乞皇太后皇上于诸臣海军之议速赐乾断，期于必成，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左宗棠愿与国家同命运，只要国家富强，他虽死犹生。读了他留下的遗言，谁还能说他偏重塞防、轻视海防呢？他一生中引以为憾的，就是没能凭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立一支像样的现代化海军。福建海军在马尾一仗被法国军舰的炮火轰了个干干净净，令他痛心不已，他希望朝廷加大建设海军的力度。

     左宗棠去世的噩耗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言犹在耳，可是，这个中国不能缺少的人物撒手而去了。

     左宗棠是个汉人，是个强硬的汉人，从无奴颜媚态，但是，慈禧不但要依靠他，还竭力维护他。尽管万寿圣节他没来参加行礼，慈禧也不便说什么。她知道，在大清国所有的官员中，像左宗棠这样大公无私的人是凤毛麟角。人死不能复生，慈禧还能做什么呢？她只能为这个汉人勋臣安排一场风光体面的葬礼。否则，还会有谁愿意为风雨飘摇的清廷卖命呢？

     左宗棠的遗书呈达清廷，最高层震悼。八月十九日，左宗棠去世后的第二十二天，朝廷颁旨，缅怀死者事迹。上谕称：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在事忠诚，叠著战功，运筹决胜，底定回疆，厥功尤伟，尽心民事，禅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着追赠太傅，赏治丧银三千两，入祀京师昭忠祠和贤良祠，加恩予谥“文襄”。

     从此，他以“左文襄公”名垂青史。

     左宗棠的灵柩停放在福州市鼓楼广场，停殡一个月，供人瞻仰。国葬就在福州举行，各部和各省大员到福州凭悼。这个葬礼，比曾国藩的告别仪式还要隆重。

     一条条、一幅幅的挽联，追颂左公的功绩，表达人们的哀思：

     光佐中兴，功在社稷。

     伊犁一胜，南越三捷，军威国威，光大咸同。

     星陨闽江，生荣死哀。

     驾鹤而去，邦国殄瘁。

     军机大臣翁同龢十分惋惜好友的壮志未酬身先死，他还记得一年前两人依依不舍的分别，还记得左宗棠心中的慷慨激昂，于是，他的挽联写道：

     盖世丰功犹抱恨，临分苦雨敢忘情？

     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认为左宗棠不愧为当代的诸葛亮，为其新疆的军功而感慨不已，于是写道：

     诸葛大名垂宇宙，空同西极过昆仑。

     最令人关注的，还是左宗棠为自己所作的那一副挽联，叫做“自挽联”。

     上联是：

     痛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荒草，满腔血洒向空林，问谁来歌骚歌曲？听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魂魄，愤激千秋，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

     下联写道：

     喜今朝化鹤东归，一瓣香祝还本性，三生月现出金身，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海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窃恐苍天厄我，又作劳人。

     这副挽联，上联悲愤雄豪，下联潇洒浪漫，左宗棠这个性情中人自描自画，惟妙惟肖。

     公祭结束后，左宗棠的灵柩被送回原籍湖南。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前，没有了写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取而代之的，是罩上白纱的长明灯。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这盏盏白灯，以及军营里马头上、炮口上和刺刀上装饰的白花，宣告了一个强者生命的终结。在一个本来可以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里，左宗棠应运而生，应运而崛起，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他早已是二等恪靖侯爵，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可以身穿皇家赏赐的黄马褂，在暮年还两入军机，其间出任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最后督办抗法的军务。这个男人坎坷了大半生，也风光了二十多年，但外侮未除，他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再也不能报效灾难深重的祖国。

     左宗棠走了，法国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活着时，曾与他们摆开决战架式，发出“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知道，左宗棠是一头雄狮，一头愤怒的雄狮，他的存在，就是对入侵者的威胁。他身边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听从他的号令。但是，左宗棠一死，他们便群龙无首了。

     左宗棠生前最不服气使用武力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趾高气扬的英国人。他在收复新疆时，考虑过再借外债。但他说，借外债来收复国土，是他这个大臣的罪过，即便要借，也决不向英国人伸手。他发现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起“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勃然大怒，命令侍卫将牌子捣毁，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现在，左宗棠死了，他们会不会暗自庆幸呢？

     俄国人对左宗棠一直是尊重的，他们的使者同左宗棠交往，对他敬佩有加。左宗棠为了从这个沙皇帝国手中收回伊犁，亲自坐镇哈密，严阵以待，等候谈判桌上的消息。他带去的棺材表明，他为了收复国土，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左宗棠的铮铮铁骨，和他麾下的恪靖军劲旅，令俄国人不敢轻开衅端。左宗棠走了，俄国人的心情，想必是相当复杂的。

     左宗棠去世了，也许，李鸿章的心情最为微妙。他知道左宗棠临死也不会原谅自己。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国社会舆论哗然。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确实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却在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了字。有人说，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一贯鄙视他在外交上的软弱和妥协，说他自命为懂洋务者，其实一窍不通，只会和洋人搞一搞私交，中国就败在这样的大臣手中。左宗棠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他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左宗棠的指责掀起了全国舆论的高潮，众怒难犯，李二先生自然狼狈不堪，但他并不服气。他恼怒这个湖南人不懂官僚体制潜在的规则，以及中国贫弱的国情。他也不喜欢左宗棠的那些下属，他们都跟着左宗棠指责自己。他一气之下，指使亲信潘鼎新和刘铭传等人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等人，要将他们充军流放。左宗棠生前得知此事，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眼看就要翻过案来。现在，左宗棠死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李鸿章面对这个时代强者的死亡，终于松了一口气。谁还会像左宗棠那样严厉地指责他呢？他以自己的洋务经验与列强周旋，不惜代价地讲和，就不用顾忌有人戳他的脊梁骨了。直到若干年后，左宗棠的门生安维峻指斥他为国贼，请求朝廷诛杀之，他才发现，左宗棠的魂魄并未离去，还在与他缠斗。

     但在此时，李鸿章还未料到左宗棠会有身后的巨大影响，他感觉到自己的时代到来了。不过，在踌躇满志的同时，也许他也感到了丝丝悲凉。中兴重臣一个个在他前面逝去，林则徐早就归天了，他的老师曾国藩也已不在人世，现在左宗棠又永远闭上了眼睛。如今，中兴名臣，楚淮大帅，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能把大清王朝继续支撑下去吗？英国人傲慢，法国人强横，俄国人狡诈，日本人嚣张，而他只能陪着笑脸周旋于其间，茫茫九州，复兴的希望在哪里？也许，大清的气数已经耗尽了，而他靠着出卖国家资源来换取短暂的苟安，也是无力回天，只有一点值得他暗自庆幸：虽然国运日衰，他的私财却在增长。也许左宗棠的这个敌手，就是靠着这种得失观来维持内心的平衡。

     总之，左宗棠去世的消息传开，有人悲痛欲绝，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茫然失措。但是，那些头脑清醒的国人却悟出了一些道理：左宗棠这么一个忠肝义胆、文武双全的当代诸葛，为什么壮志难酬？为什么对外妥协的大臣屡屡得逞？是不是朝廷出了问题？天下有志之士继续为清廷卖力，是否值得？这种思考，使许多清醒的国人觉悟，不愿再为腐朽的清廷效忠。

     不管人们对左宗棠去世的感受如何，左宗棠是生而无愧，死而有值。他自幼倾慕诸葛武侯，以这位古代的名臣自况，其实，他本人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臣，比之于他效法的那位前辈，或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一生备受先贤激励，苏武饮血茹毛，威武不屈；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班超没笔从戎，西戎不敢过天山；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史可法慷慨殉国，魂傍梅花；那些人，那一段段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都有仰天长啸的悲壮，都有可歌可泣的精神，令他景仰，令他唏嘘，都是他效法的榜样。但是，有谁能像他一样，率领一支军队远征，所向披靡，收复大片国土？左宗棠身后给人留下的最强烈的印象，可以用一言而蔽之：他为我们的祖国收复了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左宗棠乃千古一人。

     在左宗棠去世之前，从同治九年（1870）到光绪十年（1884）的十四年之间，大清帝国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真正意义上的中兴。这个中兴，由一系列卫国战争的胜利组成。许多历史学家把这些重大的国防胜利视为“晚清中兴”最主要的标志，而在这一系列胜利中，左宗棠始终在唱主角。民国时期，南京中央大学一名文史教授曾说：“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还有历史学家说：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永远打不败的将军：汉朝的韩信、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和清朝的左宗棠。这些话是否言过其实，我们不加评说，但我们可以肯定：左宗棠不愧为同治中兴的名臣和一代名将，是对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时，法国有一位评论家指出：亚洲是在三大强国——俄国、英国和中国的手中；而在左宗棠去世之后，大清帝国再也没有一次足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史绩。

     左宗棠是效法古贤刻苦努力不言放弃的才子，也是时势造就的英雄，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物。但我们不能忘记，他是含恨而死的。即便他鞠躬尽瘁，在国际风云际会中国尚未变法图强的暴风雨前的沉闷岁月里，这个强势的男人也无法力挽狂澜，甚至无法抵消晚清官僚集团代表人物李鸿章妥协消极势力对朝廷的影响。那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朝代，那是一个封闭落后的社会，由于战乱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尽管英雄辈出，却无法挽救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颓运。左宗棠徒怀指点江山的豪情，徒有秋风扫落叶般的霸气，在最高决策层孤掌难鸣，无法找到一剂神药挽救大清垂亡的肌体，未能改变中国再遭屈辱的命运，但他尽了自己的努力，他收复了新疆，保卫了台湾，为中国保住了弥足珍贵的家底，为国人留下了发愤图强的追求与骨气，以至于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走在其奋斗的轨迹之上。

     从年轻时代开始，左宗棠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他在思考西部国防的时候，很难唤起别人的共鸣。幸亏有一个和他一样感到孤独寒冷的老人，与他一拍即合，相得益彰。所以，他在晚年回到福州，直奔林公祠，以新疆的收复告慰林则徐的在天之灵，也想借林公的威望提高官兵的士气。但是，中法战争以中国不败而败而收场，左宗棠只得含恨而逝，又有谁来告慰他呢？

     左宗棠走了，带着悲愤，也带着希望。中国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中国也在水深火热中觉醒。左宗棠在谢世前的日子里，从学者林琴南的口中得知，他的学生严复正在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外国名著。他的另一些学生，如邓世昌，如詹天佑，如萨镇冰，也将把燃烧在他心中的富国强民的希望，在后世承传下去。

     左宗棠在他的时代是一个先驱者，特别是在国防和外交方面，他看得太远，走得太快，真可谓“世人皆醉我独醒”。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保持着强健的心态，希望用自己的抗争唤起民众的响应，阻止国破家亡的悲剧延续下去。尽管没有群英会，他也要独领风骚。他心中的希望，跨越那个已成昨日黄花的清王朝，将在新的世代，由后人前仆后继的奋斗，才能最终实现。左宗棠怀着这种希望，鞠躬尽瘁，做了他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也许，这就是他生命的最高意义吧。

     左宗棠的灵柩要回家了。江浙关陇的士民听到消息，奔走哀悼，如同失去了亲人。 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二十五日，左宗棠的遗体运抵湖南省城长沙。一个多月后，其灵柩下葬于善化县八都杨梅河柏竹塘的山阳。墓碑上刻的文字是：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之墓。他静静地躺在那里，直到将近百年之后，随着一声爆炸的巨响，一度出土。好在有人令他重归墓穴，直至今天，接受人们零零星星的祭奠。

     除了左宗棠的墓葬，人们还有许多地方可以祭奠这位国防先驱。他离开甘肃时，所过之处，人们往往在山谷之间为他修建生祠，以表明对他的纪念。他去世后，浙江、福建、江南、江西、陕西、甘肃、新疆、湖南各省，纷纷为他建立专祠。也许这些古迹在今天有许多已经消失，也许它们的修复还有待时日，但如今已有大量的文字在传播，把左相国祠建在了人们心中，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国人庆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