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邻居

难忘的邻居    

陈殿兴                                                 

 一

1957年。

我在沈阳俄专工作，住在学校的家属宿舍里。那是两室一厕一厨的住宅，设计者的本意看来是给一家人住的，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由我们两家住。两室的面积大约各有十五六平方米。我是讲师，虽然未婚单身，但分配我一个人住一室。我的邻居老夫妇俩带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儿住一间。男邻居个子不高，一头银白色短髮，面色红润，慈眉善目，大约已有六十多岁了，姓张（遗憾，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女儿的名字叫玉玲），是个老中医，在我们学校的卫生所当医生，据说抗战时在河北一带给八路军当过军医。老太太五十来岁，是家庭妇女。平时，我跟他们几乎不说话，因为没有共同语言。

我在俄专本来是很受重视的，人缘也不错。陈校长对我很倚重：他讲话要我到台上给他当翻译；到北京参加全国会议，带教务处长和我；《俄文教学》杂志向他约稿，他让我替他起草。可是“整风”时，教务处长三番两次劝我提意见，甚至星期天还特意登门劝我。我盛情难却，也是怨我少不更事，就给陈校长提了几条工作方法方面的意见；陈校长嘴里不说，心里肯定颇为不满：“整风”变成“反右”以后，他立即发动群众，罗织罪名 ，把我打成右派。一时间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连平日的好朋友好学生这时也都怕受到牵连，急忙跟着揭发、批判，借以表示跟我划清界线。会下见面都绷着脸，冷若冰霜。没有人敢表现出一点点的温情，人人自危。

一天批斗完之后，我回到宿舍。进房间前，在狭小的走廊里遇到了我的邻居张大夫。他对我说：

“你是个好人！”

只这一句话，再没有说别的。那时，人们心里有看法，不敢说，连偷偷地也不敢说——当时告密成风，有些被批判的右派也不惜把告密当作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情右派，自己就可能被打成右派！张大夫说这句话是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而且还要相信我是不会告密的。这句话在当时真像朔风怒号彤云密布的天空透出的一绺阳光，使我感到了无比的温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他的话并非溢美之词，有以下两件事为证。

第一件事。我1961年右派摘帽以后，随即转到校办农场担任采购员，替校办农场采购生产用具（组织部门说是为了过渡一下，然后好回系里教书）。这样，我就到了一家下杂商店。这家下杂商店的负责人说：“反右前你稿费收入很多，比别人有钱，无论谁跟你借钱，你都没拒绝过，而且从不讨还。你是好人，我破格卖给你一些要你采购的东西，使你回去好交差。”当时物资奇缺，有很多物资是靠向商店提供有利的交换条件才能买到的，我提供不出任何有利的交换条件。 由于他的帮助，我保住了采购员这个位置，可以长期住在市内。

第二件事。辽宁大学（沈阳俄专1958年7月并入辽宁大学）2009年为庆祝建校六十周年选出的六十名模范人物中还有我一个，虽然当时我离开辽大已近三十年了。

 二

1958年。

反右批判结束以后，我被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昌图县三家子村跟下放干部一起劳动，等待处分。春节放假回来。新婚妻子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回来度寒假。 我们是在反右斗争的硝烟刚刚消散的1957年9月在北京结婚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自己家里团聚。

刚过完春节，一个叫李玉满的同事来到我家。他是反右积极分子，是炙手可热的新左派，本是学俄语的，说起来还当过我的学生，俄语没学好，改行教政治。一进门，毫不客气地对我说：

“你们平时不在家，这房空着，我要结婚，给我腾出来。你是右派，表现要好些，否则……”

话没有说完，但那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我知道他不是学校领导，而且学校领导也没有权利撵我搬家，但那是一个无法无天、无处讲理的时代，那是用造谣、诬蔑、构陷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时代。他是靠反右爬上去的新宠，在学校领导前说话是有分量的，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是待罪之人，不能不怕。我被迫同意腾房子。妻子回北京上学，我回乡下劳动，可以不住在这里，可是东西放到哪儿?学校的家俱可以退给学校，而我自己买的一个大衣柜和一张大写字台放到哪儿呢？

我正在犯难的时候，一天我的邻居张大夫说话了：

“衣柜和写字台寄放到我家里好啦。”

只这一句话，没有多说什么，但态度极为诚恳。那个时候，我真是年轻不懂事，没有想到一个十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间住三个人再放上我的大衣柜和大写字台会有多挤，便接受了他的提议，把这两件家俱放在人家家里。一放就是三四 年，后来也没有好好地谢谢人家！

等我的情况好转，想到要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搬走了。听说张大夫回河北老家养老去了——据说他老家有他跟前妻生的儿女。他的太太跟女儿留在沈阳，但无人知道她们住在哪儿。

我一生搬过许多次家，有过很多好邻居，可是只有他们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我经常想到他们。今生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只能祈祷上苍保佑他们全家平安幸福！

2019年6月3日于洛杉矶

（载《世界日报》2019／8／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