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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上海特派员史济美 ；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平以及李士群
博文内容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从开始单纯出卖同志到后来更有把中共地下组织整体清盘的计划。他向陈果夫、陈立夫和徐恩曾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根本，就应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同时对于自首政策必须切实贯彻，以架空、瓦解和最后消灭共产党组织；”
他还“建议开办特工人员训练班，由其帮助训练一批有特务工作能力，熟悉共产党情况的干部，充实各级特务机构；在上海，设立一个以行动工作为重心的上海行动区以组织对付组织，给共产党以不断打击。”
二陈及徐恩曾对顾顺章的建议极为欣赏，顾顺章是在在南京细柳巷4号先后开办了两期特工训练班，并亲自编写“特工丛书”六册作为教材。
徐恩曾对顾顺章的作用曾感慨道：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案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
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顾顺章除为中统培训特工人员外，还帮助军统培训特工人员，并把他“在共产党中培养的‘细胞’（卧底）全部贡献给戴笠”，以致军统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成果遍及了全国”，破获率超过了中统，风头也自然压过了中统。
军统的风头使徐恩曾芒刺在背，在顾顺章第一期特工培训班结束后，于1932年5月间派史济美前往上海，筹建上海行动区。
原中统上海区特派员黄凯因工作不力、生活腐败在中统内部会议上受到“猛烈攻击”，回到上海后更是麻烦不断，他的得力干员王斌、曹清澄被红队暗杀等，遂被撤职。“上海警察局长陈希曾保举他亲戚黄永华继任，但只两个月，就被暗杀掉。
徐恩曾派顾建中前往，顾不愿去，就改派原顾顺章的助手史济美任上海区特派员。
朱晓明在《上海法租界对中共态度的演变》一文是这样介绍的：
“马绍武的真名叫史济美，曾经是中共特科的人，在顾顺章手下做事。在顾顺章叛变后，1931年10月，马绍武步其后尘，投靠南京国民政府。”
作为顾顺章第一期特工培训班四名学员之一的史济美，初到上海筹备上海行动区的时候，以吕克勤的化名取得了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员的公开身份，
“首先在沪西地区开展细胞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史济美“几乎掌握了中共沪西地区整个基层组织活动的情况。”
为达到自己发展的“细胞”得到提拔以获取更多情报的目的，“在侦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对整个共产党区委进行破坏……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区委，而且使中统的基层细胞有机会被共产党提拔到区级职位上工作。”
“这些内线细胞一旦被提拔上去，对中统进行破坏活动十分有利，如沪西区的徐阿六、闸北区的姚长庚，就是在中统上海区的暗中帮助下掌握了共产党区委的领导权，从而侦查到共产党省级的情报的。”
除此之外，史济美又发展众多中共叛徒成为自己的部属：
1932年，被其姐夫胡洪涛“规劝”，自首叛变，加入中统的陈蔚如，被史济美秘密接上头，史让其“找机会打进去”以破坏中共组织。以破坏中共组织。
陈蔚如成为细胞后，与中央军委宣传部长李必刚接上了关系，经过跟踪，史济美带人前往法租界西门里25号逮捕了李必刚，“并在他家中搜出一大箱秘密文件，”
就在史济美等人押着李必刚走出弄堂时，“他们的军委书记刚刚进弄，见到李必刚被捕随即避开了。”
时任军委书记是武胡景，由于时间上的巧合让武胡景免遭被捕。
二
黄平对很多人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党史人物。
黄平（1901—1981），1923年经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推荐，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1924年经赵世炎、陈延年介绍在莫斯科入党，回国参加省港大罢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工委书记，当时陈延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周恩来是军委书记、邓颖超为妇女部长。
广州起义时，黄平是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张太雷、黄平、周文雍。起义失败后到上海，参加全国总工会工作， 协助苏兆征领导秘密斗争。
1928 年黄平作为共产国际的特约代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曾两次入列宁学院学习。1930 年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 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
1930年9 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 年8 月回国，9月初，黄平抵达上海，随后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9名委员之一，负责交通工作， 建立秘密电台，沟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设立中央与各苏维埃区域之间的交通线。
“中央给国际的电报，由我译出英文，编成密码，交报务员发出去。国际来的电报，也是由我译成中文。”
王明在1931年10月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前对博古说的“切记”中有：
“从1932年1月1日起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更换新密码，绝对不准用于对苏区的电讯上”
因此就在黄平送周恩来去十六铺码头之前，李敬永、朱子纯（朱自舜）夫妇奉命从莫斯科前往上海，他们抵达上海后，李敬永接替了黄平的工作。
黄平在回忆录中说：“中央调我担任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并叫我把无线电台和交通工作，移交给一个莫斯科回来的人……
我懂得这个调动是迟早要来的，因为秦邦宪他们肯定是不喜欢一个他们集团之外的人知道他们与共产国际通报的内容。”
黄平担任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后，与同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具体负责上海工运的刘少奇接触就多了，“我每星期都要到他那里一次，听他的汇报。”
当黄平听说河北的工运搞得好，在征得中央同意后，黄平前往河北视察。
经北平到天津视察时，黄平曾在刘少文、王一知“家里”住了几天，并在他们家里碰到了来与刘少文联系工作的万源湘绣庄总经理龚饮冰。
当时，已经出狱的张越霞已随陈铁铮（孔原）来到天津开展情报工作。为使刘少文他们暴露的风险降到最低，黄平几天后搬到旅馆居住，碰到了叛徒张开运（张克云），由于他的出卖，黄平于1932年12月14日在天津被捕。
被捕后，黄平被看押在招待所，他趁看守不备，卸下房间灯泡，将两根电线接入口中，通电自杀，没想触电时，电线从嘴里跳了出来，仅仅将他击昏和烧焦嘴唇而已。
求死不得，黄平被严密看管，由于害怕严刑逼供而招出重要情报，黄平选择自首，在供词中他“供出了北京三四个接头地址，和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至于中央机关，政治局开会的地点，国际代表的地址，地下电台的情况，我都只字没提。”
当然，刘少文、王一知、龚饮冰的情况也只字未提。
狱中的黄平，又通过看守送信，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六姊，
“我的六姊用电话找到了于树德，约好在中山公园见面，并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于树德也把这个消息转告了党。”
刘少奇等人因有于树德的通风报信而及时转移，免受牢狱。
鉴于黄平的身份和职务，他的被捕犹如牛兰夫妇被捕一样，惊动了中共中央，也惊动了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不相信黄平会自首，请宋庆龄设法营救，鲁迅也亲笔写信给宋庆龄和蔡元培，请他们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进行营救。
宋庆龄于是亲自出马前往南京，通过汪精卫的安排，在南京扬子饭店见到了黄平。
黄平被一个精通俄语、英语的特务凌康（化名）带着，领到宋庆龄下榻的扬子饭店房间，她和杨杏佛在特务凌康的监视下与黄平用德语对话，当她确认黄平已自首后，神情显得沮丧，也不愿再与黄平说话了。
回到上海后，宋庆龄写了一份确认黄平已自首的报告，送给了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才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始料未及的事实。”
临时中央政治局9名委员中，黄平、卢福坦、王云程、李竹声先后被捕自首，黄平是第一个，但他是造成损失最小的一个，黄平算是一个讲究策略的自首者，他尽自己所能，把对组织的损害缩小到了最低极限，所以是得以善终的一个。
上海一解放，黄平即找到上海市政府领导，将自己被捕自首的情况详细进行了说明，上海市政府经请示周恩来、刘少奇后，对他不予追究，并将其安排在复旦大学任教。
上面名册中的黄有恒就是黄平，外文系4级教授。
三
《潘汉年传》的作者尹骐，在写作《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时，国安部对其开放了所有关于潘汉年的涉密资料，包括潘汉年假释期间写的自述材料，因此《潘汉年的情报生涯》是一本被称为史料价值较高的纪实作品。
该书写到李士群时，有以下叙述：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初期，李士群曾在中共情报部门工作……他和潘汉年过去就是相识的……
李士群这个人，虽然最后的结局是死于汉奸特务的内部斗争之中，终其一生，微功不足以抵其大罪，但其人其事的复杂性，仍值得后人予以应有的重视和研究。”
李士群（1905年-1943年9月），浙江遂昌人，出身寒门，毕业于上海大学，早年曾参加群众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次同乡联谊会上，李士群巧遇遂昌同乡、富家千金叶吉卿，后发展为恋爱关系。
在叶吉卿的资助下，已是中共党员的李士群于1926年冬转入“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上海大学化学系，与方山同住一个宿舍，但“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被蒋介石封闭，李转学没有成功，不再回美专，也没有进别的学校读书，后来当上了蜀闻通讯社的记者。”
李士群的妹妹李维英、妹夫谢文潮（谢云巢）以及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叶吉卿也都参加了革命。
从叶吉卿后来成为康生的直接下属、李维英成为康生的交通员这些情况分析，作为学弟的李士群与康生应该相识。
1927-1928年，李士群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特种警察学校学习，与他一同学习的还有山东济宁人苏成德。
1929年，李士群回上海后进入特科。在此期间，李士群的公开身份是蜀闻通讯社的记者。
李士群与富家千金叶吉卿结婚后，又继承了亡故岳丈的大笔遗产，受累于家庭生活的叶吉卿，少女时代的革命梦想变得遥远起来，多次劝李士群脱离革命，安稳度日。而李士群仍是不听妻子劝告，继续革命，在一次活动中被租界巡捕房逮捕。
李士群在捕房监所里死扛，叶吉卿在外面四处托人营救，经人介绍引荐，叶吉卿带了一大笔钱来到青帮大佬季云卿处。
季云卿收钱后，给巡捕房打了一个电话，又派了一个人去巡捕房办了保释手续，李士群就放出来了。李士群出来后，拜救命恩人季云卿为师。
季云卿刚帮助李士群摆平租界捕房的麻烦，没想到又突然杀出个史济美来。
1932年5月史济美到上海筹建行动区不久，李士群再次被捕，这次他没有上次那样的好运气了，因为叶吉卿也同时被抓了。
史济美初到上海，立功心切，一切事宜都是亲自上阵，无论是追捕还是审讯。
李士群自然免不了这样的毒打，他抗住了史济美的这一招，但史济美找准了李士群的软肋是叶吉卿，在史济美“指挥的特务们即将强暴轮奸叶吉卿的最后时刻”，李士群屈服了，但也记恨了。
屈服的李士群、叶吉卿自然要办理自首手续，并拍照留档，这是切断变节者的退路、防止自首人员反水的铁证。中共内部对自首叛逆者，历来都是深恶痛疾、拒之千里之外的。
李士群成为史济美的下属情报员，公开身份是《社会新闻》的编辑，当李士群来到《社会新闻》社址，见到了另两个同事丁默邨和唐惠民时，唐惠民笑了：
“我们仨，原来都是同一个山头的，现在又在一起了！”
他们不但现在在一起，以后还一起走到臭名昭著的76号特工总部，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特务。
在蒋介石首肯下，其黄埔亲信们成立了秘密组织力行社及公开的外围组织复兴社。
二陈的CC系为与戴笠争锋，“决定将潘公展手下对付学运的特务组织‘力社’和吴醒亚的‘湖北帮’，再加（上海）市党部吴开先掌握的特工力量，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组成一个新的组织，定名‘干社’。”
干社成立于1933年5月，由吴醒亚任理事长，潘公展、吴开先为副职，丁默邨因曾给陈立夫做过秘书，被任命为干社的书记长。他又力荐李士群，担任干社的行动股股长；袁殊有吴醒亚的保举，担任了干社的情报股股长。
当时还不是党员的李剑华，因参加抗日爱国运动被抓捕，妻子胡绣枫托人营救，在一个朋友家里碰到了李士群，经朋友介绍，李士群答应帮忙，并给了胡绣枫一张《社会新闻》外勤记者的名片。
因李士群的倾力相助，李剑华被救出狱，两家便开始走动，胡绣枫的姐姐关露也因此认识了李士群夫妇。
李剑华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劳动部副部长，行政8级
关露任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行政11级
后来，关露因给《中华时报》的副刊《动向》投递了抗日诗篇，被中统注目，李士群通知胡绣枫让关露外出避避风头。李士群连救胡绣枫两个亲人，两家关系自此更为亲密。
干社成立大会后，李士群或是通过妹妹李维英、或是与潘汉年的助手欧阳新、或是与潘汉年直接联系，不管是哪一个渠道，李士群找到了原组织——中央特科。
“要求中共允许他归队，中共情报机关……为考验他的诚意，令他参与执行消灭叛徒丁默邨的任务。”
黄平于天津被捕后，由陈云负责全国总工会工作，特科改由康生负责，夏采曦（化名李菊村）正式被任命为行动科科长。
夏采曦是最没有存在感的行动科科长，一是因为他在任时间太短，二是牵涉丁玲“绑架”事件，曾被视为“自首变节者”雪藏了数十年。但也因为丁玲案，夏采曦与史济美有了交集，这一交集也加速了史济美的死亡。
1932年11月，史济美负责筹建的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史济美又以马绍武的化名取得了中央特派员的身份。
他一手拉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的关系，一手和租界巡捕房打交道，一招两手抓，使上海区办案更加顺畅、审讯更加灵活，可以说手中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上海行动区总部设在南市沿马路（中华路）东侧，这个地址除行动区各股股长知道外，一般特务都无从知晓，因为史济美对斯文里事件仍心有余悸，不得不多加防范。
“上海新闸路斯文里1040号是史济美与各行动特务的接头处，他每天都在这里听取报告，筹划阴谋，指挥特务的破坏活动。除此以外，部分在沪的自首人员每天9-10时也要到这里汇报情况，听候史济美的安排。”
“（1932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注：陈蔚如）因一点私事耽搁，去斯文里接头处的时间稍迟了一些，当我刚走到弄口就看见特务郝鸣（他是接头处的监护，以摆水果摊为掩护）在向我暗示，
我走近他，就听他说：‘老陈，你不要进去了，里面出事了，王寿喜被打死，赵伯谦眼角被子弹擦伤，他女友也被弹伤小腿，吴修跳楼跌伤了拐骨，都被带到捕房去了。’”
史济美与陈蔚如都因晚到，而躲过了这一次刺杀行动，事后他们得知是自首分子汤醒白带着红队的枪手突袭了这个秘密接头点。
斯文里事件后，史济美依旧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大事搜捕中共党员。他“利用帮会关系得到线索，逮捕了（团中央）青工部部长胡大海（陈庆斋），并利用胡的岳父京剧艺人钱化佛促胡叛变，并吸收他为特务。
不久，团中委吴振鹏和前任团中央书记袁炳辉被捕，吴振鹏大义凛然绝不屈从，年余后病死狱中。袁叛变，成为帮凶，并积极出谋献策，参加设计、行动。接着，继任（团中央）书记胡敦云（胡均鹤）也被捕叛变。”
胡大海的叛变直接导致了前后两任团中央书记被捕，并蔓延至“破反委”（江苏省委破坏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书记帅孟奇和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身上。
这个“破反委”也是王明离沪前设立的，他“调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擅长于做群众工作的帅孟奇任破反委书记。”王明希望通过“内线有陈云、潘汉年的中央特科，外线有帅孟奇的破反委”，来保护临时政治局的安全。
帅孟奇不幸在一次接头中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叛徒是她的一个汉寿老乡，名叫杨怀三。
帅孟奇经受住了种种酷刑，即使因刑致一目失明，坐老虎凳被压断右腿，依旧没有出卖组织。
特务又到团中央机关的张闻天住所搜捕，与张闻天假扮夫妻的李崇善急忙“取下一串红辣椒”，张闻天回家见警号已撤，便一个月没有回家，躲在马立斯新村（今重北公寓）的安全屋里，并做好了撤往苏区的准备，李崇善则身陷囹圄。
紧接着，卢福坦被捕，他是继黄平之后第二个被捕叛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被史济美请进“环境比较好”的东方旅馆，“在劝降特务和他谈话之后，他很快表示愿意自首，并为中统上海区对中共江苏省委的连续破坏提供了很多情报”。
刘少奇则在：“1932年底，全国总工会原委员长卢福坦被捕叛变，与其接触频密的父亲，紧急撤离上海。”
刘少奇的妻子何葆贞留在了上海，自此一别，遂成永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