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自述与孔祥明和王静婚姻前后的故事

聂卫平自述与孔祥明和王静婚姻前后的故事
     这是聂卫平在《围棋人生》一书中的自述，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他前两段婚姻的成、离过程和原因，从中也可了解一些聂的处事为人情况。

               孔祥明

   我和孔祥明在1965年就认识了，那时她作为成都的代表，我作为北京的代表，一起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少儿围棋比赛，那年她10岁，我13岁，还在儿童时期。

 1973年国家体委组建围棋集训队，我和她都应召入队，这样她来到北京，我们开始朝夕相处。这时她已经出落成18岁的少女，我也21岁了，正所谓青春年华。由于过去就认识，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摆棋复盘，谈经论道，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往其它方面想过，我只把她当做一个很不错的小师妹。

 73年我们集训队到成都巡回比赛，认识了不少四川下棋的女孩。那时我虽然刚从农场回到北京，还没进入职业棋手的角色，但在年轻人中棋力高一大块，她们水平低，都愿意跟我学棋。

 在学棋过程中，有三个女孩同时向我发动猛烈攻势。其中有一个叫何晓仁（任），是省长的女儿，我对她的印象最好，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发展到白热化程度。我曾对罗建文讲，我这辈子可能就交给她了。我到过她家，她也来过我家，双方的家长都很满意，认为万无一失。

 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何晓仁和我一样，喜欢打牌，按说有共同的爱好是件好事，可她特别好强。76年在安徽参加全国比赛期间，我们围棋队的几个人在一起打牌，她和我一头，她出的牌特别臭，我就顺口骂了她一句“臭大粪”。正因为她和我是这种关系我才会骂她，不熟悉的人我会骂吗？！她接受不了，可她当面没有说。

 打完牌出来，我正好从那个房间的窗前绕过，就听见何晓仁在里面对着围棋队的其他人大骂我，比我骂的难听多了，不是一点点难听。她以为我走了，听不见，没想到我从头到尾都在听着，当时我就下决心跟她“拜拜”。

 后她跟我哭，我仍坚决表示已经无法挽回。她骂得太难听了，她骂的可不是“臭大粪”之类，而是伤害我的人格，使我的自尊心受到重大打击。再说这样的女人我今后能跟她过好日子吗？我没有告诉她原因，就说咱们完全不合适。那时正是日本人捧我为聂旋风之后，围棋队的人都认为我地位变了，把人家给甩了，觉得我太不像话，全国围棋界也对我印象不好，但我始终没有解释过。

 几个月后事情发生变化，过去谴责过我的人现在也觉得她不对了，可能是有人透露出事实真相。后来何晓仁去了加拿大，和一个比她小很多的人结了婚。我由衷地祝愿她幸福美满。

 和何晓仁分手后，有不少人为我介绍过女朋友，有一次一天就给我介绍了十来个，搞得我眼花缭乱，这也不错，那也可以，不知道该跟谁好，可最后一个没成，甚至连名字都没记住。

 这期间要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个叫金小白的女孩，她父亲是国家体委办公厅主任。她对我挺好，也很主动，晚上老到我们宿舍来找我。我不觉得她特别好，也不觉得她不好，可以交往，试一试。那时我正带马晓春，他还很小，才１４岁，不大懂事，整天围着我转，赶都赶不走，金小白想趁没人时跟我亲热一下都不行，所以金小白特别讨厌马晓春。我爸爸住院期间，金小白还主动去医院看过我爸爸，我也到她家去过几次。

 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不合适，我爸爸和我姐姐也都反对，于是我想和她分手。可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也不敢去说。我就拉上华以刚一块请金小白吃烤鸭，吃完饭我找个茬先溜了，让华以刚替我跟她说不行。之后华以刚对我说，这辈子就干过这么一件恶劣的事。

 这件事对金小白的打击非常大，不到一个月她就和一个日本人结了婚，之后去了日本。后来我在飞机上碰到过她两次，还谈了话，没什么感觉，不像跟张红雁似的。

 还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碰到周寺观老人，他是老政协常委，跟周总理关系特好，在民主人士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也要帮我介绍女朋友，并保证让我满意，最低也是90分。我没法拒绝，就如约来到他家。

 我刚走进客厅，就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女孩，长得确实漂亮。周老给我们介绍完就闪开了，我们就在客厅里聊了起来。开始她给我的印象还不错，可是聊了一会儿我发现，凡是谈的带有知识性的话题她基本上不懂，她只对认识名人，挣多少钱感兴趣，给人的感觉名利心很重，素质不高，没有再见的欲望。我当时不太懂，在正常的情况下谈到这种地步就应该早点走了，可我和她一直侃到夜里两三点，困得不得了，也没地方去了，只好在周老家过了一夜。周老见我们谈了这么长时间，还以为成了呢。

我爸爸也给我介绍过他们单位一个老同事的女儿，这个最难办，他问我怎么样，我只能说还不错，实际上根本不行。她人是真不错，挺能说，也很有知识，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可就是没感觉，这是最致命的一条，反而不好意思说。我就采取消极的态度，她感觉到后自己就算了。

在一个个都不行之后，我的婚姻成了“老大难”。1979年国家围棋队到日本访问比赛，我和孔祥明都去了。在一次和日本棋手的聚会中，大家互相开玩笑，一个日本棋手说，陈加（嘉）锐对孔祥明有意思。陈加锐原是我国的七段棋手，后去了日本，那天也来了。这时我们的一名棋手马上反驳说，你瞎说，孔祥明早就跟聂卫平了，根本不可能跟陈加锐。

 本来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猛地提出来，显得特别敏感，而且我突然发现小孔真的对我很好。这有点像我们棋手下棋，有的时候需要长考，一长考就是一两个小时，可决心一下，啪的一着就解决了。我的婚事就“长考”了几年都没结果，在那个偶然的场合一下子就给捅破了。我半开玩笑地问，这是真的吗？我这是试探，把球踢给了小孔。小孔在众人的目光下扭扭捏捏地说，可能是真的吧。她回答得很微妙，没有明说，但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真的。

 回到北京后，我们很快就结了婚，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小孔在围棋上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特别是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励。还在擂台赛之前，她就鼓励我要敢赢日本的超一流棋手，那时中国棋手还没有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记录。我说即使我不行，我后面还有我的学生。她说不对，在你能完成的事，你为什么要留给后人呢？！她还说，你有能力把棋下好，什么样的日本人你都能赢。

 这番话对我真是刻骨铭心，她说这话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以后的实战也证明她的话是对的，我战胜过所有现役日本超一流棋手，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在我成功的后面，有小孔很大的功劳。

 81年，我们的儿子降生，那时我不在北京，正在外地参加全国比赛。按照预产期计算，我知道她已经生了，可那时通讯还很落后，很难打长途电话。回到北京，我就给家里打电话问是儿子还是女儿。我当时打算如果是儿子我立刻就赶回去，如果是女儿我就先洗个澡收拾收拾再回去。我是喜欢儿子的。

 我弟弟接的电话，他告诉我是儿子，我放下电话立刻就回去了。我进屋时，小孔躺在床上，儿子就在她旁边。我第一眼看见他时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儿子，他长得很小，小极了，样子非常可爱。我把他抱起来，心里特得意。我给他起名聂云骢，意思是云中的骏马。

 离婚之后反思我们的关系，我认为有一步最大的“漏算”。在棋上我们有共同语言，这是没得说的，在家庭生活中她也很能干，持家是一把好手，另外很会关心人，这些都是她的重大优点。我们“漏算”的是两人的个性，或者说是兴趣爱好。可以这么说吧，除了围棋之外我们的兴趣爱好截然相反，作为朋友这无所谓，可是作为夫妻问题就严重了。

 比如我喜欢打桥牌，有时还把人招到家里来打。小孔对打牌反感之极，短时间还问题不大，长时间就无法容忍了。没办法，我就出去打，很晚才能回来。她明知我去打牌还要问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问得我很烦。她还特别讨厌我和女的一块打，认为我打牌是假的，和那些女的来往是真的，说出的话都出了格，这也使我无法忍受。打桥牌本来是一种很好的业余爱好，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调剂，有什么不好，她就偏偏反对。人就这样，你不让我打嘛我偏打，还就跟女的打，故意让她看。在打牌的事上我们搞得很僵。

 另外我还喜欢足球，可以这么说，凡是争胜负的我都喜欢。这个她也不喜欢，而且一点都不看。我多次跟她讲你也陪我看一场足球，可她从来没给过我这个面子，直到我们的关系出现危机时，她才陪我到外面看了一场，当时我们双方都在努力尽量做得好一点，实际结果却是没用的。

 相反，她喜欢的花样滑冰、花样游泳、艺术体操、音乐会等等，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记得我陪她听过一场音乐会，我真是太难受了，异常的痛苦，虽说是陪下来了，心想下次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我认为最大的失误就是婚结得太仓促了，如果多聊聊、多接触一段时间就好了。

 有一段时间，报纸上猛烈地宣传我们夫妇如何如何，还称孔祥明为“贤内助”。我记得“贤内助”这个词就是那时叫响的。我看了报太难受了，因为那时正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而且我还不敢动。邓小平请她吃饭、坐专列，还说我们四川姑娘怎样怎样，我哪敢动呀！我一直顾及邓老爷子，所以就那么维持着。

 孔祥明作为一个朋友是极好的人，她本人也曾获得过女子全国冠军，但她的个性太强，作为妻子对我来说就不太合适了。有一次，在一个公众场合，有人介绍她时说，这是聂卫平的太太，她马上站起来更正：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孔祥明。弄得我非常尴尬。这种事发生了不止一次，这我日子还怎么过？明显让人感觉到我们关系不好嘛。

 后来我们发展到吵架，特别是每逢我出去参加重大比赛之前，她总要找点茬吵上一顿。比如和林海峰争夺富士通冠军，和曹熏铉下应氏杯……每次都吵，我说能不能不吵了，马上出去比赛，而且是争世界冠军。她说我不管，都失去理智了。我不是埋怨因为她我才输了，我是说比赛前有个好的心情，至少是个有利的因素。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环境，心里就不容易躁，就容易发挥水平。擂台赛期间我心里就特别平静，所以发挥得特别好。

 我和孔祥明最后的裂痕是我认识了王静，在此之前她不断提出离婚，是我没同意。首先是影响太坏了，那时报纸上都在宣传我们这对“模范夫妇”，其次儿子当然要归她，这我也无法接受，所以一直维持着。后来王静怀孕，又不肯把孩子打掉，使事态急转直下，我迫于无奈，正式向她提出离婚。

 小孔对此早就有思想准备，很平静地接受了。她提出把儿子带走，并帮她们做好去日本的安排。这本来都是应该的，她不说我也自然会办。在经济上她没提出一点要求，就连当时比赛的奖金，虽不多，但对她们来说还是重要的，她都不要，如数还给了我。她们到日本后，我通过在日本的朋友尽量给她们安排得好一点。

 办离婚手续那天，我们把儿子也带去了，那年他10岁，在办事处大哭，不让我们离。我也是不愿意，舍不得啊！我是真的没办法，心情很矛盾。在我离婚这件事上，除了王静和王刚希望我离外，没人希望我离。我妈妈大骂我，你怎么能这样？！她思想正统，说得也难听，说我找了个歌女。邓朴方专门把我找到他家里，批评我太不检点了，不同意我离婚。伍绍祖、李富荣等我的直接上级和朋友找我谈话，做工作。万里虽没明说，也是很不以为然。姜昆最绝，一见面就说，原来你也是人啊！我们都以为你不是人是圣呢！话虽幽默却不乏挖苦之意。社会上骂我的就更多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我自己也不愿意离，没办法，这有点像下棋，走错一步，步步皆错。我非常后悔，小孔有很多的不是，其实我心里都可以原谅她，她对我的事业毕竟帮助很大，而且她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即使我对她谈不上感情，我觉得可以为她忍耐，为儿子忍耐，就这么混下去。可当时确实没办法，王静肚里的孩子怎么办？她是坚决不打，打了就没有今天了。我也不能甩手不认这个帐，那我这人就显得太差了。我那时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不知道该干什么，比赛也一塌糊涂，而王静的肚子却一天比一天大，什么叫烦？那才真叫烦啊！后来我想，作为一个男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王静负责，也为那个未出生的孩子负责，我只有这华山一条路了。

 我和小孔离婚后，骢骢一直跟着她在日本学棋，后来她给他改名叫孔令文。他回北京从来不去我家，也没见过王静，他都是到棋院来找我，我怕触动他也没和他谈过弟弟的事。他跟我说很想回来学棋，我说我跟你妈妈说过，我希望你能回来学棋，国内条件会更好，提高得快。他目前的棋力还不行，在日本还没入段，16岁在国内都是国手了。他不能继承我挺遗憾的，不过还没有一个棋手的儿子能继承自己的，藤则秀行的儿子水平差极了，他要是能行就成奇迹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回来好好培养培养他，也不是小孔不让他回来，是日本的规矩不让他回来，入了段就可以回来了。

 现在小孔经常回国，作为夫妻我们不太合适，但作为朋友关系还不错，经常在一块吃吃饭什么的，还一起参加混双比赛。她有个男搭档，我有个女搭档，去年我们就输给了她们，我那个搭档就把所有的责任一股脑推给我，说我故意输给她，其实我不是故意，就是下不了狠招。我很不愿意下这样的棋，而且我跟她下棋感觉也比较奇怪。今年我们又遇上她，真是“冤家路窄”，在关键的时候，我又下了一步缓棋，被人家抓住，最终导致败局。

                  王静

 我这个人对音乐可以说基本上没兴趣，记得有一次陈昊苏请我去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我碍于情面不得不去，结果在主席台上睡着了，呼声通过主席台上的扩音器传了出去，王昆差点没跟我急了。而王静是总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我们本来不应该认识，如果不是去湖南参加一次活动，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

 90年春节前夕，湖南电视台想请北京的一些名人去参加他们的春节晚会，他们通过训练局的一个湖南籍副局长找到我。我根本不愿参加这类活动，局长让我给他点面子，并说就两天时间，飞机去飞机回，我没办法，同意了。

 那时我的名气非常大，资格也老，出差都是车到楼门口来接。出发前突然接到电话，让我自己到训练局大门口上车。我住的那个楼和大门口还有一段距离，再说一月份天气正冷，我出差都是有车有暖气，从不穿棉衣，我就说车多跑一圈不是很快嘛！他说总政的女演员王静要跟我一块走，说好了在大门口等她。我听了心里就不大愉快，可没办法，只得自己提着包，冒着寒风来到大门口。坐到车里又等了半天，王静没来，我们不能再等，直接去了机场。我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可又没处发泄。

 走进机场大厅，有人过来对我说王静在那边，你是不是过去见见她。我从远处看见那边有一个女的，穿得很时髦，我心想王静算什么，凭什么要我去见她？但嘴上却说她愿意见我叫她来，我不可能去。那人离开我后又朝王静那边走去，后来听王静说，人家也对她说，聂卫平到了，是不是去见一下。她也觉得我算什么，为什么要来拜见我？当时我们都拿着堂，没见成。那时我知道她就是王静了。

 其实这次演出真正的名人不多，也就孙正平、郝爱民、黄志宏和后来成名的景冈山，可能坐那趟班机的就我和王静最有名，也就是所谓的大腕，所以到了长沙，特别为我们俩安排了一辆高级小轿车，其他人都坐大轿。开始我并不知道，人家让我上小轿车我就坐了上去，等了半天不走，我就问司机怎么还不开车，司机说王静没来，得等她。我说为什么非要等她，她可以坐别的车呀。司机说领导安排就得让她坐这辆车。我听了就更不舒服了。我出门只拿一个包，随身携带，她是演员，带了很多箱子，装演出服什么的，需要托运，结果等了很长时间她才出来。她见我坐后排，也没打招呼，就坐在前排驾驶员旁边，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

 吃饭时，主办单位又把她安排在我旁边，这时我们才交谈了几句，但话不多，也就是应酬吧。现在如果问王静喝不喝酒，她肯定说不喝。当时人家问她她却说喝，于是人家纷纷向她敬酒。她还挺能喝，这引起我的注意。我的酒量很好，我就想借这个机会把她灌醉，让她出出丑，也好发泄一下憋在心里的怨气。

 我开始拼命灌她，话自然就多了，喝到后来居然没把她灌倒，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对她说晚上有空还可以再接着喝，我是非要把她放倒不可，她居然也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但没什么来往。

 最重要的是回来没飞机，我、孙正平、郝爱民和王静乘坐一个软卧包厢，一天一夜没事干，就在一起闲聊，互相之间也就熟了，还互相留了电话。

 回到北京后，她给我打电话，约我去卡拉OK。我过去从来没去过卡拉OK，这是第一次，在东单附近的一个卡拉OK厅。她不唱，我不会唱，我们要了点酒，一边喝一边聊天。我感觉到她对我有好感，我再傻也不会傻到一点感觉都没有。再说我那时和小孔的关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别说是王静，就是任何一个女孩来找我，我都会同她交往的。

 春节期间付亮在家里搞了个party ，邀请我和小孔参加。我希望王静也能参加，但又不能让小孔知道是我请的，我就叫付亮弄个车把王静接去。女人的感觉真厉害，当时还请了很多文艺界的人，而且那天晚上我和王静几乎都没说话，小孔还是感觉到我和王静的关系。

 从那以后，王静经常到体委来找我，也不怕别人议论。我去她那总是躲躲藏藏，不敢公开，冬天大衣领子都竖起来，低着头，从来不敢抬头走路。那时她还住筒子楼，人多眼杂，我觉得特别危险，所以去的不多，主要是她来找我。后来人们议论的多了，可能有逆反心理，反而不在乎了。

 90年３月，是我和孔祥明结婚十周年，她一定要我给她搞个纪念活动，她说最后搞这么一次就可以分手了。我满足了她的愿望，搞得很隆重，有好几百人参加。那天王静和她哥哥王刚也去了。那时我和小孔的婚姻已经完了，可以说那是一次“告别晚会”。

 接下来的事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我和孔祥明离婚后，马上就和王静结了婚，因为时间已经刻不容缓。没过多久，王静的预产期到了，并有了反应，我和她的女友杨英把她送进同仁医院，然后到医院旁边的新侨饭店边喝饮料边等，杨英不时地来回探听消息。

 在等待的过程中，一个服务小姐莫名其妙地把一堆饮料倒在我的身上，就在这一刻，杨英告诉我王静生了，是个儿子，这使我异常高兴，也顾不上擦干身上的饮料，急忙向医院赶去。我就喜欢儿子，在喝饮料时我就对杨英讲，如生女儿叫她去看。后王刚给我们这个儿子起名叫聂云青。

 云青小时候没云骢聪明，六岁时学算术还掰手指头，气得我说你怎么这么蠢啊，你还是我的儿子？王静总抱怨我不好好教他，我是没好好教他，可我怎么教得了，教孩子得有一定水平，我是教不来的，而且我一教就要揍他，真上火！当然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就是觉得他有点笨。

 去年，云青六岁时，我们准备让他上学。我过去是北京小学的，也希望他能上北京小学，可我们的户口不在北京小学的招生范围内，于是我去找了北京小学的校长，问他像我儿子这种情况能不能收。校长说可以，但要通过考试。他同时告诉我，六岁上学不好，根据他们的经验，太早了孩子各方面的发育都比人差一块，这容易给孩子的自尊心造成影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不利。在校长的劝导下，我下决心没让孩子入学。

 今年，我亲自带着儿子去报考北京小学，在考试期间，我也像其他家长一样，在考场外面的操场站着等着，六月份，天气已经很热了，站了一会儿就觉得吃不消。后来有个老师发现了我，把我叫到里面坐，情况就不一样了。考试持续好几个小时，我看着仍然站在外面的家长，深感作家长的不易。考完试，我看老师给儿子的评语不太好，说他不注意听讲，老师讲课时他唱歌。可他后来很是被录取了，我也谁都没找。事后我想，像这种评价，如是一般的孩子恐怕要被淘汰，因为是我的儿子，那天我又去了，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和王静平时的日常生活还说得过去，但真正感情上的交流很少，在生活上她也很少关心我，我出差的东西她从来没帮我收拾过，都得我自己来，这在以前小孔早就给我打点好了，而且什么时候该穿哪个该带哪个事先就交代清楚了。现在我自己就经常弄错，该带的没带，不该带的倒是带了一大堆，累多了。在棋上她对我就更没帮助了，我比赛输赢她从来不问，也不关心，她关心的都是自己的事。在经济上都是我养家，她说需要多少钱，我就拿回来，她有多少收入我不知道，也没问过。她在外面跟人家合伙做生意，在崇文门搞了个加油站，详细情况我都不知道，外面传是我的，其实我根本就没参与，是她在那儿当副董事长，只是在筹办时打着我的旗号找各方面的关系，把手续办了下来。现在加油站的经营情况我也一点都不知道，也不问。另外我出去她从来不跟着，她的活动我也很少参加，除了出去吃饭或到哪儿玩，需要带孩子，她才去，孩子我带不了，管不住他。

 尽管如此，我对王静还是很负责任的，她要搞独唱音乐会，光凭她自己的实力是搞不起来的，首先经济上就不行。我通过我的朋友给她大力支持，还请了不少领导，在保利大厦搞得很隆重，很成功。

 前面我提到过，我家里人对王静都不大好，以前春节我们还一起回我父母家看看，最近一两年都没去。平时看父母她也不去，都是我带儿子回去。这也不能全怪她，人家不待见她，她感到精神上有负担，这可以理解。她妈妈住在北京，本来我还经常去看她妈妈，后她不去看我妈妈了，我也不去看她妈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