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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教授李振麟谈1956年复旦的工资改革
本文作者李北宏是李振麟教授的儿子，曾任《上海教育》常务副总编辑
复旦大学葛剑雄先生曾在报上发表《1949年以后教授的评级和工资》一文，各网站随后纷纷转载，影响不小。读罢，以我所了解的情况看，以为基本是属实的，然而，也有些地方则和我知道的有所出入。葛剑雄是谭其骧先生的学生，如他在文中所说：“进校以后，我从老师们，特别是从谭其骧先生那里听到过关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学教授工资、职称的一些事情。”不过，有关1956年复旦工改情况，由于谭其骧先生不是复旦当年工改委员会委员，情况不一定了解太多。
生物系“八仙过海”与历史系“七君子”
试举其中一段：复旦当时有所谓“八仙过海”“五子登科”，是说二级以上教授中文系有八位，历史系有五位。不过最终公布结果与校内评定并不一致。其中，周谷城原本在校内定为二级教授，据说公布结果前，市委的小汽车开到了校党委，结果周谷城就成了一级教授。中文系吴文祺教授经常生病、不大做事情，结果被定为二级教授，而且“文革”时也有人保护他。大家都说吴文祺有贵人相助，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早期党员。这些事情在教授中引起了不平。其实，解放后复旦已经历过几次运动，政治方面的考量对教授评级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这次教授评级的结果与教授的专业水平并不完全相符。1956年以后到“文革”结束之前，再没进行过教授级别的调整和评定。
对上述文字，我所知道的却是有些不一样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大）毕业，在教育媒体工作。那时候社会思想解放，家父李振麟也放得开，周末常和我聊陈年往事。有几次就谈到过1956年的复旦“工改”，他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也是复旦工资改革委员会委员。出于职业习惯，我做了些记录。
父亲告诉我，复旦大学工改委员会主任是苏步青（民盟），副主任是王零（党委）、卢于道（九三）、周予同等。委员中有物理系王恒守，生物系谈家桢、张孟闻，历史系周谷城，哲学系胡曲园，新闻系曹亨闻，体育部周达云等，委员多是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出生，工改委员会共有二三十人。他作为年轻教授（1914年生）代表也被吸纳。当时，一级、二级教授经工改委员会讨论并提出意见，由校长同意后报高教部审批。三级至六级教授、副教授则报请校长批准。当然，这些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上文中提及的“八仙过海”指的是中文系发生的情况就与家父告诉我的有出入。据父亲说，“八仙过海”其实指的是生物系的事情。当时生物系高手林立，大牌教授不少，比如卢于道先生重庆时期已经在复旦当生物系系主任并参加民主运动；吴定良先生是人类学家，名气相当大，是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国81人，复旦仅有2人，另一位是苏步青先生）；谈家桢先生是摩尔根大弟子，成名很早。按理说，生物系应该至少出两个一级教授，可是北京的政务院下拨名额有限，于是生物系仅入围8个二级教授，他们是谈家桢、卢于道、吴定良、王鸣岐、张孟闻、焦启源、孙宗彭、刘咸，于是在教授群中戏称为“八仙过海”。可最终发榜只有7人获评二级，刘咸先生改为三级教授。这就是“八仙过海”的传说。
家父还提到，当时还有“七君子”一说（谐称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七君子”），这是指当年历史系有7位教授被评为一级或二级教授。他们是：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蔡尚思、谭其骧、王造时（上世纪30年代七君子之一）、胡厚宣（后调至北京中科院历史研究所）。
中文系和外文系的评级风波
葛剑雄文中有“1956年以后到‘文革’结束之前，再没进行过教授级别的调整和评定”，此话和实际情况也略有出入，应该是“评定”没有，“调整”还是有的。据了解，中文系在1956年评级时，郭绍虞曾经和朱东润私下交流说，“这次我们两人都评二级，应该也就可以了”。可公布名单时，郭绍虞是一级，朱东润则是三级。朱先生很为不满，自嘲说：“从不自高自大，但等高等大，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矮。”当年评定协商期间，朱先生曾向家父反映过情况。朱先生是英国留学生，学贯中西，评三级确实有点对不住人家。以后复旦确实也纠偏了，在上世纪60年代（“文革”前）将朱先生调整到二级教授。“文革”期间的1967年至1978年，我们家和朱家同住复旦庐山村，分住5号和6号，记得70年代初的早晨，家父和朱先生经常在院落内交谈，朱先生的字有骨子，和郭绍虞各有千秋，朱先生还曾赠几幅墨宝给家父。
外文系戚叔含教授先是定在三级与四级之间，所以他自己戏称为“不三不四之人”，到后来揭榜定为三级（戚先生早年获斯坦福大学文学硕士，很有学问，和家父相熟同为农工党成员，年纪相差16岁，父亲称他为“戚公”）。当时在评职称时，孙大雨比较活跃，孙先生建政前是“大教联”主要干事（负责人）之一，在反对国民党政权方面冲锋在前，建政后他感到被边缘化，心生不满，得知自己不在一级教授入围范围，很有怨气，遂向家父反映（家父和他清华先后同学，小9岁），并直接找王零谈。他说：“苏步青一级，我也应该评一级。全世界翻译莎士比亚最好的是德国和苏联，在中国我翻译莎士比亚是第一，和德国的同一个水平。”但最终他还是评为二级教授，于是大为不悦。孙大雨先生的举动，有为了薪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认为自己的国际水平不被认可而产生的抗争，身上的傲气尽显。孙大雨有学问，自视甚高，好胜好斗认死理，有点狷狂，这种性格会吃亏，1957年的“反右”印证了这一点，他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关进提篮桥监狱6年。
同是评级，复旦确实严苛得多
家父由于是工改委员会成员，党委王零找他谈话：“评职称要看学识，还要看年资，以及党派等因素，你还年轻，又是工改委员，西光同志说这次‘压你一级，以后再解决’”，并问是否有意见。家父当时的回答是：“服从组织决定。”
在工改上，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教授明显占了先机，这也是针对实际做出的选择。因为当时一医、二医许多教授同时还是大医生，在医院行医工资相当高（有保留工资这一块），或者自己开有医院或诊所，这些人如果在评级上低了会对高校教学带来问题。比如院系调整前的同济大学医学院裘法祖教授开有中美医院，又是名牌教授等。于是，上海第一医学院评上16个一级教授，上海第二医学院也评上6个一级教授。而当时复旦虽名师众多，因名额限制，普遍将教授级别压得较低，而北京则宽出不少。家父说，他和卢鹤绂、索天章都是1914年的。卢先生早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时已经出名，被美国人誉为“发现原子弹秘密的人”，他学识是领先的，但是如果在复旦，则很难有机会。这是因为复旦名额比北京少得多，而且有论资排辈因素。卢鹤绂就是因为被借调到北京培养原子弹科技人员，在北京被评为一级教授的。北京大学大学仅文科就有7人获评一级教授，于是复旦的二级教授刘大杰先生听说游国恩先生在北大评到一级，立刻很不服气。
1956年工改，复旦评出6个一级教授，加上不占复旦名额的卢鹤绂教授，一共是7人，分别是：陈望道（1891年）、苏步青（1902年）、陈建功（1893年）、周同庆（1907年）、卢鹤绂（1914年）、周谷城（1898年）、郭绍虞（1893年）。计算下来，复旦评出的6位一级教授平均年龄在58.7岁，接近退休年龄了。如加上北京评的卢鹤绂教授，平均则为56.3岁，年轻了几岁。
1956年复旦评级，教授、副教授一共评出150名左右。 按照当时上海八类地区（北京六类地区）定级的标准是：一级360元，二级306元，三级256元，四级218元，五级180元，六级160元。13级为中共高级干部，薪资160元，复旦党委徐常太曾住复旦徐汇村30号，我家和他们家是邻居住31号，他是13级干部，享受华东医院医疗待遇。这次评聘教授也是空前绝后，以后数十年没有再评过，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了新一轮教授评定。
时隔33年圆了“一级”梦
有一个插曲是，1956年生物学家张孟闻先生“八仙过海”评了二级，1957年蒙冤成为右派，被发配到黑龙江大学。“文革”后平反曾到我们家及数位复旦老朋友处，谈起想回复旦，但最终被婉拒。以后，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北农大调来、浙大毕业）慧眼识宝，邀请他去华东师大。张孟闻在华东师大如鱼得水，迎来科研第二春，并于1989年在华东师大被评为一级教授，恐怕这也是1956年评级后的唯一一名老人获评此级别。另一位同样想回复旦也回不了复旦、被施平觅去的孙大雨教授则最终没有圆他的“一级”梦，不过，孙大雨先生有另一个安慰：他的反蒋政权历史得到承认，成为光荣的离休干部。他以92岁高龄在华东医院去世。
让人想不到的是，1956年的教授评级以后和政治待遇挂钩了。政府出于关心高级知识分子，在茂名南路、即原来的法国总会开设了“上海文化俱乐部”，三级以上教授可去参加活动，并且每月有15张就餐券，可以享受美食，在三年困难期间这不啻是一份大礼；三级以上教授可去华东医院就医（中共高干13级以上）；复旦工会二楼有小卖部，一定级别的教授凭卡可购买紧俏商品，如上海咖啡厂出的“上海咖啡”，群英（0.45元）、牡丹（0.49元）、红塔山（0.56元）、中华牌（0.80元）香烟等，家父常叫我去购买，故有印象。这就形成一种特权，客观上造成了不平等。教授评级异化了，它已经不仅仅是衡量业务水平，恐怕这是有违初衷的。
原标题为《听父亲李振麟谈1956年复旦“工改”》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2期
这篇文章内容基本准确，其父是复旦工资改革委员会委员，他们谈话的内容作者都做了笔记，所以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