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十四

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十四
原创 思目（jocole）

十四、不了了之的“整顿”

华东局对山东干部的整治，主要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集中打击地方干部——其时山东军队中的团以上干部大都是来自外省的红军，地方干部则基本为黎玉进入山东后培养的。而且主要打击的对象，是渤海区及胶东区的干部。二是分工明确。邓子恢负责对渤海区的干部“整顿”；饶漱石负责对黎玉和胶东干部的“整顿”。
从具体过程能够看出，由于得不到当地老百姓等的支持，邓子恢的率先发难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不得不于1947年10月暂时停下。在向中央报告并得到康生等的大力支持后，对渤海区景晓村等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的整肃得以顺利完成。依照现今可见的文献资料及亲历者回忆等史料记载，无论是黎玉还是景晓村等山东领导干部，除了思想上因不理解而产生的抵触情绪之外，并未在行动上有任何不当举动。
1947年12月25日——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召开会议，要求各解放区纠正土改与整党中出现的“左”与右、尤其是“左”的错误。此时，景晓村等被视为不可靠的原区、地、县的领导虽已被“搬了石头”，但尚未在组织上给予正式处理。
1948年1月20日，利用处置赵寄舟案的时机，在《渤海日报》上“用头版大字新闻刊出《华东军区命令》，内云‘渤海军区政治委员景晓村出身地主……表现极端严重的家长制度宗派主义与官僚作风……自土改以来，坚持富农路线，包庇袒护地主富农……同时纵容放任部属，镇压群众土地斗争，以致发生了赵寄舟等惨杀村支书的罪恶事件……实属严重错误，着将该员撤职，以昭警戒。’”（注1）如此以来，通过处置赵寄舟，坐实了渤海区书记景晓村的“罪名”。
1948年3月6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信中，深刻分析了各地土改复查中所犯错误的原因，并提出“你们及饶陈康邓似可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去阳谷，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注2）邓子恢随后在新组建的渤海区党委3月31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阶级立场与建党路线》的报告，宣告渤海区的整党与土改复查告一段落。此后，邓子恢被中央调至新成立的中原局担任第三书记，并于1948年5月上旬，带领金明等600多名地方干部离开山东。
邓子恢离开后，虽然以张晔为首的新渤海区党委早已建立健全，但中共中央派遣的土改代表团并未撤离，所以渤海区的土改与整党实际还是掌控在康生手里。根据原任区党委社会部长兼行署公安局长的李震回忆，其时他及景晓村等一干被撤职的渤海区干部，尚被集中住在何家坊区的党委招待所。
得知中央已经明确指示要纠正过左的倾向，李震坐不住了，为了那二十几个莫名其妙被关起来的公安局长找到康生说：“‘渤海的问题，根本不是锄奸政策上的「左」和右的问题，是军事政策上的问题。你不该把新解放区的部队撤走，造成了空子，叫敌人乘虚而入。党的土改政策，从来没提过肉体上消灭地主，现在不是实际上消灭了么？’康生这才懂得不是个‘特务问题’，而是个‘常务问题’。并装模作样地说：‘啊，有此事？’这时主席（毛泽东）已经召开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针对康生的问题，开始纠偏了。康生即派杨帆同志去处理渤海公安局的问题，把这二十几个公安局长全部放出来了。”（注3）
大概是由于形势发展较快，且忙于华东局的政务及胶东的整党与土改，饶漱石已无暇顾及渤海区的那些“小干部”的事了。时间转瞬来到1948年10月——景晓村等一干被撤职的干部已在招待所待了一年，康生来到何家坊，找景晓村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谈话。康生显然是代表组织来的，只是说他们的问题已经结束，没有再提给他们扣的大帽子——但组织下的是何结论也未言及，似乎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抗战时期的景晓村。（图片截取自网络）

至于他们的去向和工作分配有些难办，原来的工作和职位都已被新安排的同志接替了，显然想回也回不去了。而且大部分人心有余悸，不敢也不想再回去了——如原渤海行署副主任王见新，本打算安排他继续回行署工作，但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最终只好同意他南下。其时正值济南战役以胜利结束，华东野战军正准备发起淮海战役之际，于是大部分人被送去学习准备随军南下。景晓村被分配到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李人凤则被调入华东局财委，分配到淄博工矿特区工作。
对于胶东区的林浩、曹漫之等人，“饶大将军”似乎是断断不肯放过的！胶东既是山东最富庶的地区，又是华东联系东北的唯一枢纽，更重要的是被视为是黎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和“宗派主义”的最后领地。因此，“饶大将军”亲自出马——在由他主持召开的华东局“胶东区土地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胶东区所谓的党内组织不纯和土改中“富农路线”、“宗派主义”的错误，点名批判林浩犯了“宗派主义”及“个人包办”等错误，并大言不惭地宣称：“山东的工作比华中落后10年。”（注4）
随即在大会上宣布，委托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暂时代理胶东区委书记工作，负责开展该区的土改复查工作总结和生产救灾。2月9日又发布山东省政府令：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曹漫之离职、由华东军区军工部部长兼政委的汪道涵为代理主任，汪道涵到任前暂由时任山东省政府支前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宋日昌（其时正在胶东区帮助工作）主持胶东行署工作。在此后举行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又形成了《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对林浩等人进行了不公正的处理。为了迫使林浩等人乖乖就范，饶漱石等采取了非常手段——“林浩说，那时他们不让你讲话，你要是争辩就要开除党籍，为了保留党籍，只好作违心的检查。”（注5）
“胶东区土地会议”结束后，林浩、曹漫之及张修己（时任胶东区各界救国总会会长）未被允许返回胶东，而是继续被留在五莲县的大茅庄——华东局的临时驻地。直至6月1日，新的胶东区党委方发出通知：原区党委书记林浩、军区副司令员王彬及各界抗日救国会会长张修己等已被调离开胶东，另行分配工作。
林浩先是同景晓村一样，先是被分配到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9月被调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还好，总算离开了华东局；曹漫之被调往淮海前线总前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张修己则被留在华东土改指挥部工作。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胶东区新的领导班子组建后，非但没有纠正“左”的错误甚至还有所发展，于是胶东区的土改再次掀起乱打乱杀的狂潮。由于林浩、曹漫之等原区领导干部的被调离，引起下面各级干部思想上极大的混乱。大概是唯恐惹火烧身，大部分干部采取观望和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少部分“精明”的则跟着新领导的指挥棒行事。之后胶东土改的乱打乱杀，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根据老同志的回忆，胶东区土改大规模乱打乱杀直到当年11月后，才算是基本停了下来。
近些年来，随着黎玉等原山东的冤案被平反后，不少文章及专著都将始作俑者完全推到饶漱石和康生的身上。毋庸置疑，时任华东局一把手的饶漱石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康生却未必然——毕竟他只参与了渤海区的整党与土改，且其时山东干部的任免当然还是华东局说了算。至于有文章称，胶东区的土改乱局康生也要负责任则有些言过其实——其秘书凌云在《康生与山东整党及其他》一文中说得明白：期间康生仅去过胶东一次，还是去探望许世友的，并没有染指胶东区的土改与整党。看过本文前面的分析及探讨就会明白，真正要对胶东区土改乱局负责的，除了饶漱石就是那位素有“书法家”之称的新领导人。康生充其量，也不过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那么，康生为何要不遗余力地支持饶漱石？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按照某些文章的观点，康生七大后开始走下坡路，所以要通过支持饶漱石捞取政治资本。但在笔者看来，这个观点难以成立——来山东之前，康生正以中央土改工作试点团团长的身份领导晋西北的土改，用曾彦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一文中的说法，康生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土改试点中“超左、大左、特左、左得出奇”！
因此推测，邓子恢等之所以点名请求中央派他来支援，恐怕与康生的“极左”有很大关系，而康生很可能对此恐怕也是心知肚明。但奇怪的是，康生来到山东后除了“摇旗呐喊”之外，更多的是起到“刀笔吏”的作用。据曾彦修的记叙，康生在晋西北土改试点中鬼点子很多，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感到康这人是二重人格，道理他全懂，为了乌纱帽，他只能做他明知不对的事。”（注6）
笔者以为，康生大概是意识到了他在晋西北土改试点中的某些“不妥”，因此在渤海区土改与整党中的作为主要就是喊“口号”。根据杨尚昆1949年3月9日的日记，康生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晋西北土改之‘左’偏，引为自己的责任。”其次，康生之后并未主动对山东干部采取严厉组织措施，可进一步佐证他的狡猾之处。
1948年7月，华东局在益都的闵家庄召开华东局扩大会议，宣布将鲁中、鲁南及滨海区合并为鲁中南区党委。之所以要成立这个新的鲁中南区党委，主要是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争支前的需要。同时将冀鲁豫边区一地委（泰西地委），也划归这个新成立的鲁中南区党委领导。同时，将冀鲁豫的泰西军分区划归新成立的鲁中南军区，部分基干武装组成鲁中南纵队，属山东兵团建制。
饶漱石在大会上，除了说明成立鲁中南战略区的意义之外，还着重强调了由康生兼任鲁中南区党委书记的意义——“他说：鲁中南这个地区很重要，中央很重视，本来应当我下去做这个区党委书记，康生同志留在华东局。但康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他下去任区党委书记，不仅可以加强鲁中南区党委的领导，还可以给中央取得直接经验。”（注7）宣布完康生任鲁中南区党委书记后，饶漱石又宣布任命傅秋涛任区党委第一副书记、高克亭任第二副书记，以及区党委常委和委员的任命等。
会议结束以后，康生将要到鲁中南区党委赴任。临行前，康生叫上第二副书记高克亭（傅秋涛因故未出席此次会议），一同前往饶漱石那里请示工作。据高克亭回忆，“康生对饶讲：‘饶政委（饶漱石当时兼任华东军区政委），我到鲁中南工作三不熟，一地区不熟，二干部不熟，三工作不熟。我想，目前的工作是否抓战争支前，生产土改？’饶漱石当即表示：‘你说得对，就这样安排好了。’随后又加了一句：‘你去那里工作我们放心。’康生表示请华东局多加指示帮助。”（注8）
其时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饶漱石只不过是中央委员而已，按常理说，饶对康应保持起码的尊重。但品味二人上述对话口吻，却完全给人一种上级对下级的感觉。康生对饶漱石的趾高气昂与忘乎所以，心里自然是非常地不痛快。在返回的路上，其时鲁中区党委驻地位于沂水城附近的武家洼，康生对同车的高克亭说：“‘饶政委现在本事大了。过去他在我领导下工作。’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们二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听了他们的对话及康生的讲话，总觉得他们之间有点客套、戒备。”（注9）
康生对饶漱石的戒备，回去后马上就表现出来。过去，鲁中区是一个星期向华东局汇报一次工作，成立鲁中南区后康生却要求每三天汇报一次。高克亭感到三天一次没有多少大事可汇报的，但康生却坚持认为还是三天一次为好，并解释说汇报的勤一点儿能得到华东局更多的指示。后来高克亭才领悟到，实际上康生是要避免饶漱石对他产生不尊重的嫌疑。由此可见，康生对饶漱石的确是有所顾忌。可改为三天一汇报之后，华东局的有关同志却有些不厌其烦——“别的区党委都是一星期汇报一次，就你们是三天汇报一次，让我们怎么跟领导反映，整天忙你们的事了。”（注10）
康生来鲁中南工作时，自己带了一部电台和中央直接联系，与区党委的电台并不共同使用。饶漱石离开华东局机关期间，作为华东局副书记的康生便回到华东局主持日常工作，但鲁中南区党委的大小事还要向他请示报告，一直到后来华东局南下山东分局成立。对于康生在鲁中南区党委工作的这段时间，高克亭回忆：“我认为他是在‘夹着尾巴做人’，没有像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在晋绥搞土改、在渤海区整人时那样张狂，这也许与他同饶漱石的微妙关系有关。”（注11）
与之相反的是，由于饶漱石对黎玉、林浩等山东干部无情的颐指气使，或多或少地对其他与之有关的人士产生一定的影响。据时任鲁中南区第二副书记的高克亭回忆，在打下徐州后的一次前后方工作联席会议上，他刚介绍完后方支前各项工作情况，便遭到时任鲁中南区第一副书记兼徐州军管会主任傅秋涛的责难，而且态度也颇不冷静。可又没有讲出到底有什么具体不满意的地方。
为此一头雾水的高克亭，只好态度诚恳地向其解释说：“你认为哪些工作有问题，讲具体点，我们回去好改正。”“但他似乎没听进去，但又没讲出什么具体的意见。这样就出现了僵局，会议一直开到吃午饭。郭子化同志对我说：‘克亭同志，要忍耐，相忍为国么！’”“大概吃饭的时候，张雨帆等同志也做了傅秋涛同志的工作，下午继续开会时，他的态度有了转变，承认后方的工作做得好，要什么给什么，花费了很大力气，没有什么可责怪的，上午讲的话有点过头了，请原谅等等。”（注12）虽说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用高克亭的话说“以后，我和秋涛同志在工作上，依然配合得很好。”（注13）但傅秋涛这十分突兀的举动，着实让人很难理解。

1949年2月下旬，饶漱石等前往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准备参加即将在那里举行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由于早在上年12月，华东局就以“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宣传个人”等罪名向中央打了报告，其时山东唯一的中央（候补）委员黎玉已被取消了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资格。所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饶漱石等提出的“黎玉问题”决议，毫不费力的得以顺利通过——随着黎玉的所谓错误被认定，其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被正式解除。
此时，心满意得的“饶大将军”大概有些飘飘然，按照其《年谱》记载：在3月7日晚上的发言中，说“华东负担过重，与周恩来发生争执。”（注14）但此说法，与杨尚昆在其日记里的记载，却有所不同：“饶之发言中，又提到华东局处理统一问题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甚为尖锐。从此将涉及宽了，不知书记处对此是何方针。”（注15）但在针对周恩来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昨日X发言，实际是对周。周以此深为不安。”（注16）所以饶漱石“与周恩来发生争执”，并非《饶漱石年谱初编》中所言“华东负担过重”——而是《杨尚昆日记》中记载的“统一”问题。
关于周恩来所说的这个“统一”问题，杨尚昆在其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解释：“统观现势，目前主观客观条件，均要求逐步走上统一；而方针，毛主席早有明确之规定，即‘可能与必须’。我觉得问题就在此。……过去我们处理一些事务，未能好好解决这个矛盾，致发生乱子。就我个人意见：统一就是加以限制，加以管束。要统一就要使若干人不‘自由’，不舒服。这是必须经过思想斗争来克服的，不能有所姑息；……这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乱干，也要反对‘游击主义’。否则，全国革命将无法前进。”（注17）
杨尚昆这段日记足以说明，周恩来所言的“统一”问题，指的是“全党一盘棋”，并非专指华东局。这是否是事实呢？我们可再来参照一下，饶漱石自己的说法——“许多年后，饶漱石在自己的检讨中也提到了当时的情景：‘在财力和干部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他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注18）
通过上述这些史实，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时的“饶大将军”自我感觉良好——准确地说，是自我膨胀、忘乎所以！最令人诧异的，是他对中央的态度——毋庸置疑，周恩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是中央的意见，如果有意见或不满，完全可以会后向中央反映。而这位骄傲的“饶大将军”，却仅仅因为对中央统一决策不满意，便在其正式发言中，随意便对党中央第三把手的周恩来横加指责！
如果饶漱石平时是位虚怀若谷有容人雅量的领导，还勉强可用口直心快、不唯上的性情中人来解释，可从他对黎玉的尖酸刻薄、气量狭小就会晓得，他并非大度之人！我们可以简单设想一下，如果其他局的领导也如法炮制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饶漱石这种为所欲为藐视领导的不当举动，大有“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气概。
1948年，中共中央于9月8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一亿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由此推算，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类干部，5.3万人左右。
1948年12月，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在闵家庄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其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12月25日，在《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中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指示》还要求，抽调南下的1.5万名干部分为两期集结：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抽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抽调1.2万人。同时要求各级党委选送的党员干部，速到华东局党校所在地——黄楼镇的王岗村集结学习。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会议决议。10日，前线传来好消息：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12日，中央军委电令华野及中野：由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
2月，华东军区机关离开山东，同第三野战军（由华东野战军改称）一起南下。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的山东军区，归华东军区领导。随即山东军区在青州重建,由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兼任司令员,康生任政治委员，许世友任第一副司令员,袁也烈任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傅秋涛、向明任副政治委员,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
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电令，要求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前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一同工作，集中精力部署南进。华东局随即指示华东局党校南移临城，并要求党校在临城接受南下各战略区的1.5万名干部。
11日，中央军委在同意总前委渡江行动建议的复电中，指令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参加华东局并为委员。15日，华东局在徐州召开会议，讨论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把军队编为工作队”、渡江之前工作以及干部配备等指示。
19日，山东第一期南下干部3000多人与华东局党校校部乘同一列火车从驻地出发，经张店、周村、济南、泰安，于21日晨到达临城车站。
3月，中共中央根据华东局即将南下的新形势，批准由康生等九人组成新的山东分局，书记由康生担任。驻青州的山东省政府委员会改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政委会及省参议会推选康生为省政府主席，郭子化任第一副主席、方毅任第二副主席。
3月中旬，从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军区抽调的大批南下干部，以及从华东局财政部所属专门学校、华东大学抽调的部分干部和学生共计1.2万余人，分两批出发，陆续从四面八方汇聚临城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第一批南下干部汇合。
至此，从山东抽调的1.5万名南下干部队伍己全部抵达，分布在临城沙沟镇及微山湖一带的乡村地区。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决定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抽调一部分提前南下，参加渡江作战——随军筹集粮草。3月下旬，随军筹粮干部集合于临城沙沟火车站，乘火车沿津浦线向南开去，在夜幕笼罩下到达徐州车站。第二天，火车到达蚌埠，转由淮南铁路进抵合肥。

其时山东南下干部乘火车南下情形。（图片取自网络）

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市长。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为委员；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伯承、张鼎丞、曾山、粟裕为常委。
同时组成新的华东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陈毅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第一政委，饶漱石为第二政委。统一指挥第二和第三野战军以及华东军区所辖部队，并另从四野“借兵”(由军委调拨)——以四野第十二兵团部率领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共约十二万人，组成渡江先遣兵团，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
自3月起，华东局各机关分批离开青州，开始随军南下。跟随南下的山东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由刘少卿任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并按准备接管的地区，分为四个支队。队伍在合肥住了三五天的时间，经各干部大队与华东局支前指挥部联系，华东局与总前委有关部门决定：各干部大队分散编入各集团军，受谭震林指挥，并拟定了随军行动方案。同时，兵团部还派出代表，协理大队行军及供给事宜。
4月2日，华东军区开始启程离开山东，时至8月华东局机关全部南下。山东那些干部也纷纷踏上新的征途：黎玉、景晓村、李人风、曹漫之等跟随华东局南下；郭子化留在山东；李林调往东北；原渤海区公安局长李震，则被曾山安排去了济南铁路局。
注释：
注1：见《沈家营事件的时代背景》一文——沈家营事件的时代背景_前辈_烽火HOME http://www.wphoto.net/qianbei/article/ts/show/articleid/29808/
 注2：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301页。
注3：回忆战时在山东的公安保卫工作（文/李震）_前辈_烽火HOME  http://www.wphoto.net/qianbei/article/ts/show/articleid/17056/
注4、5：均见王文正著“1947年胶东解放区土改复查的问题”，《百年潮》2005年第05期。
注6：见曾彦修著《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一文。
注7、8、9、10、11：见《高克亭回忆录》，“难忘鲁中南（一、鲁中南区党委的成立）”章节。
注12、13：见《高克亭回忆录》，“难忘鲁中南（三、支援淮海战役）”章节。
注14：见《饶漱石年谱初编》，第193页。
注15、16：见《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8页。
注17：见《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8、49页。
注18：见闫志峰著《“全国一盘棋”是怎样被提出来的》，“历史背景：财经统一问题摆到共产党人面前”，《党史博采：理论版》，2010年第10期。
注19：见凌云著《读<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引出来的话——康生与山东土改整党及其他》，《炎黄春秋》“读者来信摘登（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