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曾領導2014年香港“佔中運動”的學生領袖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他們突然遭法院改判，量刑加重，從原先的社會服務令或緩刑，改判為六至八個月的監禁。這一改判，表面上由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做出，實際上，其背後體現的，卻是北京政權的旨意。
這一旨意的連接在於，檢察官原本“並不主張進一步推進案件”，但香港特區政府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卻“堅持上訴”。 而眾所周知，香港特區政府，是由北京任命的傀儡政府，必須依照北京政權的旨意行事。
北京干預香港司法，已經多次，已成惡習。這一回的干預，有多重意圖。主要有兩條：
其一，報復，針對2014年香港的“佔中運動”。這一報復行動，在北京欽定林鄭月娥為香港新任特首的第二天就開始了。林鄭“當選”次日，香港警方就立即對領導“佔中運動”或“雨傘運動”的九名市民或學生領袖預約拘捕或直接起訴（香港警方歸特區政府管轄）。如此進行，七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褫奪四名議員資格，至此，被褫奪資格的民主派議員達到六名；八月，香港高等法院改判三名學生領袖為監禁；隨後，法院又以“藐視法庭”的罪名，對黃之鋒、岑敖暉等20名學生領袖開庭審判。這一切證明，這是一套連環扣似的報復行動，中南海蓄謀已久。
其二，阻止深受香港民意支持的這三名學生領袖參加議會補選。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用毫不掩飾的口氣，洋洋自得道：“此次改判後，三人已無法參與明年初將要進行的立法會補選、2019年區議會換屆選舉、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報復，秋後算賬，以期達到殺一儆百、以儆效尤的寒蟬效應。這種做法，符合中共的黨文化：用報複代替和解，用仇恨代替寬容。如毛澤東所言：“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要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
然而，香港不是中國內地，普世價值已經根植於人心。北京的反攻倒算，立即激起了香港市民的憤慨，十四萬人上街遊行、示威、怒吼，直接嗆聲北京。中南海的權力傲慢和自以為是，醞釀的，只會是更多的港京對立與仇恨。
北京與香港民意為敵，何以如此不在乎？正如筆者多次指出的那樣，自從香港回歸中國之後，貪婪成性、貪腐成癮的中共高官就看上了這塊肥肉，垂涎欲滴，經過二十年的染指，上下其手，香港已經成為中共高官的洗錢中心。幾乎所有前任或現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等高官，都在香港擁有他們各自的經濟利益，從此死死抓住而絕不鬆手。
於是，以“國家利益”為藉口，百般阻礙香港民主進程，而所謂“國家利益”，不過就是中共統治階層的私家利益。以一黨之私、一家之私、一己之私，禍港人之利，禍一國之利。
港人紛紛移民，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成為他們的新大陸。對此，中南海暗喜，擠走港人，從而完整地霸占香港，正是中南海巴喜不得的事。從中共在的香港的代理人、幫閒、五毛黨、親共分子等口中，就可得知這一秘密。每當他們攻擊香港民主派或學生領袖，都會用上這類表述：“洋奴”、“漢奸”，任何人不喜歡中共統治，就該“滾出香港”。
香港“佔中三子”，原指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兩名中年知識份子和一名年長牧師，他們最早倡議“佔中運動”。後來，“佔中運動”演變為以學生為主體的“雨傘運動”。如今的“佔中三子”，又指三名學生領袖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被改判監禁後，傳出他們可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消息。
“佔中運動”的全稱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其目標與過程，都符合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一旦獲得提名，“佔中三子”極有可能獲獎。如果諾貝爾和平獎花落香港，將是對香港人民和中國人民的最大鼓舞，也將是對北京獨裁政權的最沉重打擊。
中南海謀殺了首位華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但將來要謀殺“佔中三子”，並非那麼容易。一則，這是三個人，並非一個人，一一謀殺他們，難度很高；二則，三人身處香港，並非中國內地，中共要謀殺他們，罪跡難掩。
劉曉波已逝，後繼者可期。中華民族需要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普世價值代言，為天下蒼生鼓與呼。設想下一位華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如果誕生在中國大陸，仍會受到中共當局的監禁和加害；如果誕生在海外，或對中國人影響力有限。但若誕生在香港，則是兩全其美。作為中國的自由燈塔，香港，若誕生一位或一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作為民主標杆，對內可影響中國，對外可輻射國際。
榮膺諾貝爾和平獎，年輕、智慧而英勇的“佔中三子”，讓我們充滿期待！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7年8月23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js-082420171028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