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正的民主政体中,君主立宪制的优秀代表是英国、日本,共和制的优秀代表是美国、法国、韩国等。介于两者之间的,是虚君内阁制,优秀代表是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君主立宪制虽然虚君了,但君主作为国家象征,仍然拥有无形的权威。王室的喜好仍会传导给民众,再由民众间接影响内阁。虚君内阁制则完全将国家象征当成摆设。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继续承认英王为国家元首,但天高皇帝远,英王对他们的国外政治无任何影响力。德国这样的国家,设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总统职位,其意义与加拿大等国尊英王相差无几。在我国明朝,已现内阁制的雏形,但没有虚君也没有立宪,所以与现代君主立宪制、虚君内阁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如果明朝不亡,向这两种政治架构中的任何一种转型,都非常容易,绝不像满清那么难办。共和制也可称为总统制,真正至高无上的是宪法,总统权力虽大,却受到立法、司法和言论自由的严格约束。共和制国家,只有言论自由得到充分的保护,国家三权分立制度得到严格执行,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由于仅240年历史的美国获得举世无双的巨大成就,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所以在政体上,许多国家有意无意地仿效了美国。但好多国家照搬美国却纷纷走向失败或发生太多纠结,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当数利比里亚,这个有“小美国”之称的非洲国家。美国南北战争后,废除奴隶制成美国国策,可奴隶解放了,又怎么安置呢?当时的的门罗总统想到一个妙棋,就是在现在的利比里亚海滨买了一块地,于1821年开始将黑奴谴送到这块土地上。“利比里亚”这个名称就是“自由”之意。当然,只谴送了一部分。利比里亚先由美国派来的白人任总督。到了1847年,利比里亚宣布独立。这个新自由国家从此由黑人当家,他们的宪法、政府架构、选举方式等,完全照搬美国。国家也将自己分成几十个州,国旗也基本照抄美国,但只有一颗星,象征黑人团结。利比里亚也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利比里亚拥有钻石、黄金等矿产,咖啡豆、橡胶、红木等物产丰富,可这个国家却成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1980年代甚至还爆发过内战。前些年,埃博拉病 毒也将这个国家弄得十分困窘。令这个国家失败的原因,就是有三权分立之形而无三权分立之实,尤其是宪法、法律和言论自由得不到尊重。该国还倒回到部落酋长制和一夫多妻制。有的男人拥有一百多名妻子。这样,恶性政治纷争一直扰乱这个国家。我选上,你不服;你选上了,我便要激烈与你对抗。法律不是用来让大家遵守的,而是作为打压对手的工具。
非洲其他国家、拉美及亚洲不少国家,仿美多数不成功,基本都是类似的状况。共和政体没有宪法和法律保驾护航,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环境对国家进行有效舆论监督,就非常容易变成黑箱政治、腐败政治、威权乃至专制政治,反而不如名正言顺的君主专制国稳定。巴西、阿根廷、南非等本来非常有希望的国家,那种开明、具有社会契约精神的的政治体系,至今未能建立。
再回到本文的主旨,我们又看到一个基本事实,总体来看,君主立宪制不如共和制。英国从原来的世界第一强国沦为世界二流国家,就是一个铁证。现在的英国,不仅北爱尔兰存在分离主义情绪,而且连苏格兰都也不断要闹独立,国家凝聚力明显出现严重问题。二战以后,英国最大的历史遗恨是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之战。英国虽然赢了,但自己的损失太大,可谓惨胜,也暴露了这个国家的虚弱与民族自信心。当年。撒彻尔夫人虽然是英国难得的优秀首相,但已无力再带领英国恢复往日的荣耀。此后,英国甘心做美国的小弟弟,指望傍着老美的大船好出海,但越是依靠美国,越是显现出英国的笨拙。前首相布莱尔就了因为跟美国跟得太紧,积极参与伊拉克战争,令他的个人政治声誉受损。
最重要的在科技领域。英国仍然有强大的科技发明能力,创造力依然惊人,却从个人电脑(PC)时代开始,全面落后于美国。其实,电子计算机科技,英国最早的研究在美国之前。计算机理念中的一个重要创新概念图灵计算机,就是英国杰出科学家图灵先生构建的。而今电子计算机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也都以图灵计算机为基础。美国从个人电脑开始,进而发展互联网、智能手机、人工智能及与计算机相关连的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飞机、GPS系统、新型航天技术、新型超能战机和精确制导炸弹、新型航母与战舰技术、反导技术等,让英国只能望洋兴叹。话来如此,其他好多国家也同样同美国寂寞忌妒恨。只不过,英国回过头来想,会觉得更遗憾一些。因为他们曾经拥有过伟大的图灵先生。
英国工业革命时不断创造历史,国家的创新能力比现在的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渐渐地,这个过去的日不落帝国变得有些迟缓,有些敏锐力下降,有些进退失据,原因就是君主立宪制存在的先天不足。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初衷是限制王权。从光荣革命开始,英王的权力逐步受限制。英国出现特殊的议会架构,上议院即贵族院,由王公贵族组成,下议院是平民院,由公众举行政党产生。渐渐地,上议院也变成橡皮图章。也即一政党只要通过选举获胜就自动变成执政党,党魁自动变成首相。这让英国政治架构相对简单,但又让首相的任期变得不确定。有时,一名首相可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比如撒彻尔夫人就当了11年的首相;有时,一名首相所属党派败选或因党内斗争失势,任期就非常短。这种不确定性会令政府施政有时产生一定的偏差。二战前,英首相张伯伦的绥靖主义,导致英国对德政策非常被动,纵容了希特勒的国际政治野心,也令二战不可避免。换成丘吉尔任首相,即对德国执行完全不妥协的国策,又令英国在二战中消耗过多,伤了元气。
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从一战到二战,日本对战争的参与都显得比较轻率。二战中,更犯下多次全局性错误。既与德国、意大利结盟,却在德国疯狂进攻前苏联时作壁上观,与斯大林媾和。偷袭珍珠港,又导致美国正式卷入二战,令美日成为死敌。在中国战场,北进与东进相互矛盾,日本完全被蒋中正的松沪会战给弄乱了阵脚,随着国民政府“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顺利实施,令日本在中国战场陷入泥淖之中。
这样的情形只不过在战争时期暴露得最为明显,在经济等方面,君主立宪制国家同样因缺少必要的制衡,国家治理容易忽左忽右,政府政策错误的概率增大,令社会变得无所适从。社会缺少了一种有机的相互制衡,有些突出的社会问题就变得不容易解决,然后直接影响到企业家行为和社会创新的驱动力。日本企业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有文化因素,也受社会制度的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