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50年，从嬉皮世代到中产阶级
“爱之夏基本上是提出一个问题：你想要继续五十年代的无聊，或者你想要翻转一切事情，就像十九世纪末的巴黎那样。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翻转这眼前的世界……”
——Grace Slick（Jefferson Airplane的主唱）
五十年前的夏天，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前往旧金山，他们穿着色彩斑斓的服装，终日弹吉他、唱歌、做爱、用迷幻药，寻求自我与集体的解放，在彼此的怀抱中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他们不是颓废地自我放逐，而是要寻找一个美丽新世界：他们试图对让人异化的资本主义工作伦理、控制这个世界如机器般的体制，这个人与人互相憎恨与残杀的世界，进行一场乌托邦式的反叛。
人们称他们为嬉皮（hippie），或花之子（children of flower）。
在旧金山这个夏天所发生的文化革命，却是美丽而鲜艳的──或者，太过鲜艳而让人迷失了。
那个1967年的夏天，被人们称作“爱之夏”（Summer of Love）。
一开始是在旧金山的北滩（North Beach）。
1950年代中期，敲打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诗人在这里创办“城市之光”书店，诗人艾伦·金斯堡在这里念出震撼美国的诗歌《嚎叫》（Howl），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经典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屡屡拜访此地。
在北滩的咖啡店中，诗人、民谣歌手与艺术家们啜饮着espresso，品尝自由的味道。在这个看似富足但其实无聊的战后美国，他们在这里构筑一个可挑战世俗价值，追求艺术自由的避难所。
《在路上》成为广大年轻人的圣经，更多人想要来旧金山寻找自由。例如一个白人年轻女歌手Janis Joplin，她在1963年从德州来到旧金山，为了成为敲打族（beatniks）的一员。她每晚在咖啡店中唱歌，用她彷佛早已沧桑一世的喉咙，或慵懒或激昂地把人魂魄吸进去般地唱着。
越来越多逍遥青年们涌入北滩追寻敲打族的梦，房租不断上涨，警察不断骚扰，人们开始转移到较便宜的海特区（Haight-Ashbury）（注：Haight和Ashbury是分别是两条街名）。这里附近有旧金山州立大学，比较有反叛气息，且是没落的工人小区，所以房租低廉。到了1965年，这已经变成一个令人注目的城市景观，一名记者把这群新敲打族称为嬉皮（hippies）。
彼时，人们也刚发现一个进入神秘世界的钥匙：迷幻药（LSD）。
青年Ken Kesey在 1959年曾加过一个CIA支持的LSD实验，他在那个医院的经验让他写下一本小说《飞越杜鹃窝》，并一夕成名。1963年，他组成一个团体Merry Pranksters，买了一台旧的学校巴士，涂满炫丽色彩，巡回全美来推广药物带来的迷幻体验。
Merry Pranksters的成员有十几人的团体，包括杰克·凯鲁亚克的好友Neal Cassady（也是小说《在路上》的主角原型）和Stewart Brand——这个人在嬉皮时代结束后会创办一本《全球图鉴》（Whole Earth Catalog），影响了一整代另类青年和网络文化先驱者，尤其其中一句话深深影响了当时也在旧金山的青年乔布斯：Stay Hungary， Stay Foolish。
1965年，旧金山的嬉皮场景也开始添上配乐。音乐史正好在彼时进入一个新隧道：民谣开始褪色，迪伦开始插上电，Beatles从泡泡糖歌曲转为更成熟复杂的摇滚。旧金山的嬉皮开始结合蓝调、民谣、乡村以及“迷幻”感受，创造了所谓旧金山之声：迷幻摇滚。
在这迷幻摇滚的元年，Jefferson Airplane成军、Grateful Dead开始正式演出。1966年一月，Ken Kessy举办了“旅程音乐祭”（The Trips Festival），结合了迷幻摇滚和迷幻药：Grateful Dead和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主唱是Janis Joplin）在诡异瑰丽的投影中演唱，有上万人参加。
不过，正如一名滚石杂志记者说：“旧金山的秘密不是舞蹈、灯光秀、海报或是朴素的舞台动作，而是一种所有人去创造一个社群的想法”。是的，一如在更早前纽约格林威治村的民歌场景，是歌手和歌迷一起生活在村子中，迷幻乐队们也坚守嬉皮的社群精神：他们就住在海特区与大家为邻，嬉皮们也认为他们就是“我们的乐队”。
旧金山成为真正的迷幻异域。
1966年十月，嬉皮在金门公园中了举办一场“爱的游行”（Love Pageant）抗议加州政府宣布LSD非法。他们认为LSD让人们可以更认识自我，可以让人去冥想、创造和表达艺术，LSD是追求心灵解放的工具，甚至可以产生新的音乐、新的艺术风格，和新的生活态度。
最有意识建立嬉皮进步哲学的，是海特区的一个游击街头剧场团体叫“掘地者”（The Digger），主要成员Peter Coyote原本就是一个旧金山的街头剧场成员，他曾说自己最有兴趣的两件事就是“推翻政府”以及“和女孩上床”。而他人生的信念是：“我们给自己的任务就是想象一个我们想要居住的世界，而我们就是靠我们的演出来实现这个想象。”
掘地人每天在路上进行各种和人互动的演出，每天免费发放食物，设立免费诊所，建立免费商店——他们深信自由，相信把自由/免费（free）这个字放在任何东西前面，就会改变一切。
1967年一月，嬉皮在金门大桥公园举办更大规模的集会，称为“人的聚会”（Human Be-In）。这个集会是要让“不同部落聚集在一起”（“gathering of the tribes“），他们希望“柏克莱的政治运动份子和海特区的爱之世代，以及全国各地属于新国度的子民一起来欢庆一个属于解放的、爱与和平的、关怀的和人类大同的时代”。在传单上一开始就说，“一个新的国度正在从腐朽的旧世界中诞生”，而结尾是：“把你的恐惧放在门外，加入未来吧。如果你不相信，请张开双眼，自己来看。”
在舞台上，诗人艾伦·金斯堡吟诗，LSD的宗师利瑞（Timothy Leary）鼓吹LSD的体验，迷幻摇滚乐队the Grateful Dead、Jefferson Airplane演出。这场聚会两万人，让旧金山的新文化成为全国焦点，也让伦敦和世界其他地方，开始认识旧金山的嬉皮迷幻文化。
1967年六月，披头四发行专辑《Sgt. Pepper Lonely Heart Club’s Band》（胡椒军曹的寂寞芳心俱乐部乐队）和单曲《All You Need is Love》，成为嬉皮世代的国歌（而海特区的区歌可以说是Jefferson Airplane描述迷幻体验的歌曲《White Rabbit》。）
也在这个月，Scott Mckenzie的歌曲“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Flowers In Your Hair”/《旧金山（一定要在你的头上戴上花）》唱遍全美。
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
一定要在头上戴着鲜花
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
你将会遇到许多和善的人
对那些要去旧金山的人
夏天将会充满了爱…
——San Francisco
于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头上插着花朵，从美国各地而来，想要挤入海特区成为这个爱之小城，寻找新的文化与生命体验。 六月六日，新闻周刊《Newsweek》用了一个大标：《嬉皮来了》（“The Hippies are Coming.”）。
他们来了，在那个本来应该属于爱的夏天。
战后美国初期是一个繁荣的年代，但丰盛的物质背后却是精神生活的贫困。这也是最保守的年代，女人被传统桎梏束缚，社会被冷战下的恐共主义绑架，年轻人开始不满，用名作家Joan Didion的话来说，“在1964年到1967年之间，我们似乎忘了告诉孩子们我们所进行的游戏规则……这些孩子的成长环境似乎没有一个由叔叔、阿姨、一生的邻居所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传统上告诫和强迫社会价值的机制”。
的确，嬉皮们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被允许作自己，去表现自我。
1967年七月的“时代杂志”以《嬉皮：一种次文化的哲学》做为封面故事，摘要了嬉皮哲学：
“嬉皮们希望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丰盛的精神世界。他们扬弃传统的思维：西方的、生产导向的、目标导向的等。”
“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不论何时，何地。改变每个你遇到的人的心灵。打开他们的心——-如果不是靠药物，那就依靠美、爱、诚实与愉悦。”
这种哲学似乎意味着嬉皮们更关心脑袋里发生的东西甚于世界上发生的事。一般常区分1960年代反文化的两条路线，一是政治反抗，是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改造，另一种则是嬉皮文化，追求心灵和生活方式的解放。西岸是嬉皮文化的基地，听的是迷幻摇滚；在东岸则是听着民谣的知识愤青。甚至在西岸的旧金山，也有两个不同的场景，在柏克莱大学是激进的新左派，在海特街则是嬉皮游乐园。
但嬉皮哲学并不是与外在的世界无关。嬉皮们批评中产阶级价值、反对核子武器、反越战，要把美国从战争的残暴、旧道德观和物质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相信，爱会取代恐惧，而小社群可以取代父权的家庭制度和大众社会的集体异化。他们拒绝成为资本主义下“单向度的人”（法兰克福派哲学家马尔库塞的概念）。
Merry Pranker成员、Jerry Garcia的妻子 Carolyn ‘Mountain Girl’ Garcia，就说“我们给予人们免费食物和免费诊所，我们在街上进行游击音乐。这一切都是关于小区。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价值，并找到不同的方式来介入现实。”
尤其嬉皮对爱与和平的追求态度，是响应冷战结构下战争的隆隆鼓声。所以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口号是“做爱不作战”，最有名的照片则是一名女嬉皮把花朵插在枪口。
嬉皮头上的花朵很快开始凋零。因为“花的力量”（flower power）成为商业的彩色标签。
1967年六月，蒙特利流行音乐节（Monterey Pop Festival）在旧金山南方附近举办，这是摇滚史上第一场的大型巨星音乐节，更是嬉皮文化与迷幻摇滚的高潮吶喊，摇滚明星从Janis Joplin 到Jimi Hendrix都在这里诞生。不过，这音乐会反映了后面推手看到了一个新的音乐文化、一个新市场的出现。这是洛杉矶乐团Mamas and the Papas的John Philips和其制作人想要结合旧金山与加州的音乐场景，并利用花之世代的卷标来举办一场音乐节。
但对旧金山的嬉皮来说，旧金山代表着物质与商业主义。掘地者就说，这个音乐节会是一个富人的音乐节，因为洛杉矶的商人不了解旧金山的乐队不是和小区分离的，而是就住在大家的街上。旧金山的著名音乐人Joe McDonald也说，洛杉矶的唱片公司是要出卖我们的梦想，要把我们榨干、吸干。直到后来Paul Simon、David Crosby等人出面，旧金山乐队才信任原来的主办者。
蒙特利音乐节是后来摇滚产业成形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迷幻摇滚音乐人成为脱离嬉皮生活的开始：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投入迪伦的经纪人Albert Grossman的怀抱、Jefferson Airplane跑到洛杉矶录音过着奢华的生活，并且越来越像摇滚巨星，而不再是海特区嬉皮居民的小区乐队。越来越多人举办演唱会不是为了创造新文化，而是为了金钱。
当摇滚成为商业，海特区的嬉皮生活也成为媒体窥视的对象，和商业机器的诱人果实。巴士公司推出了嬉皮之旅，人们把海特区当作一种奇观，来这里购买属于嬉皮文化的各种商品，因此也有更多人进驻做起生意──直到现在。
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奇怪的宗教狂热份子或毒贩进来搅和，也有越来越多逃家少年来到这里藏匿，暴力、强暴等犯罪事件越来越频繁。披头四的乔治·哈里逊在八月带着好奇来到海特区，却被此处乱象吓到了。他在后来说他所见到的景象让他一生都不敢用药。
于是，当生活转变为奇观、团结变成失序、文化成为商机、迷幻之旅成为黑暗深渊时，一个自发地追求爱与理想的社群开始逐渐崩解。
于是，当嬉皮文化本来要在爱之夏达到高潮时，却宣告了这是一个结束的开始；或者说，“爱之夏”精神在1967年的夏天来临之时，就已经濒临死亡了。
在秋日的十月，掘地者举办了一场“嬉皮之死”游行；他们抬着棺材，吶喊着：“由于你饥渴地同意，媒体创造出了嬉皮”；“不要被照片和文字所收买。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去争取你所拥有的……”
是的，媒体创造了嬉皮文化的风行，也用力敲打着他们的丧钟。夏天过去后，他们大量报导这里的吸毒、街头流浪汉，以及部分人的犯罪行为。
1967年底之后，原先怀抱着梦想的嬉皮纷纷离开海特区，有人去了农田继续实践另类生活，更多的参与者则走向美国各角落，继续传播嬉皮精神的火种。
两年后，火种们一度聚集到东岸的乌史塔克（Woodstock）。在这里，一场三天三夜的演唱会成为六零年代爱与和平精神最盛大的火焰。但一如1967年在旧金山爱之夏的高潮后接续着死亡，乌史塔克嬉皮精神的猛烈燃烧之后，是挥之不去的浓烈黑烟，让嬉皮的缤纷面貌变成深沉的黑暗脏乱。就在这个1969年的夏天，吸引许多嬉皮跟随、并住过海特区的曼森家族，犯下数起严重凶杀案。十二月，滚石乐队在加州阿特蒙的一场演唱会上，一人在骚动中死亡。
嬉皮文化本来最反对的暴力成为自身的墓志铭。
接着，1970年九月，吉他之神Jimi Hendrix猝死；十月，嬉皮之后Janis Joplin因为过度服用海洛因而死亡。迷彩终于被迫换上黑色丧服。
派对结束了。一场美丽的盛宴转变为令人不堪的杯盘狼藉。
嬉皮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体制中最伟大的一场文化革命。当然，这场革命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他们虽然看到了体制的部分病征：异化、对自然的剥削，对人类创造性的束缚等，但没有提出改变的方案。他们只是想天真地逃逸出体制，建立一个华丽的乌托邦，而不是想要改变捆绑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政经权力。所以他们创造出的文化与音乐注定被商业体制吞噬，而花之子们注定会对持续的逃逸感到疲惫与困顿。
尤其进入下一年，1968年，金恩博士以及肯尼迪总统之弟劳勃·肯尼迪，先后遭到暗杀；美军在越南马赖屠杀五百个平民，震惊世界，反战运动完全不能阻止战争；黑人贫民区每年都在燃烧中暴动，和平的民权运动转换成主张暴力的黑权运动。
革命夭折了，嬉皮们也长大了，成为既得利益的中产阶级。进入1980年代，里根总统创造了新保守主义的时代精神，贪婪、自利、追求成功成为时代信念，金钱成为主导美国的价值。1960年代的嬉皮在1980年代变成了“雅痞”──他们在经济上是保守的物质主义者，但在社会价值上他们却不甘被里根收编，而继承了1960年代的自由开放。在1990年代，他们选出了克林顿当选总统。
这是1967年爱之夏迟到的革命果实。当年的起义虽然失败，但却使得原本保守的布尔乔亚中产阶级从此染上波希米亚的迷彩想象。迷幻药宗师利瑞早在1966年就预言到这一切：他说，不用担心这个LSD世代的命运。他们有些人会回到主流体制中，但会为体制注入新思想；有些人会继续挑战体制成为艺术家和作家……
是的，如今我们都是嬉皮之子了，因为他们当年高举的旗帜始终在一代代人心中激起回音：那是对于爱与和平的追求，对于小区凝聚的渴望，对于逃离资本主义铁笼的向往，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视等等。
甚至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网络文化，都是承继着嬉皮精神。从嬉皮到网络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桥梁Stewart Brand说，“1960年代嬉皮的小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政治观构成了现代网络革命的起源。当时，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心态看起来是危险的，但是……这为去中心化的网络和整个个人计算机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机基础”。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有去想象另一种可能的勇气，而且去在生活中实践出来。正如Jefferson Airplane的主唱Grace Slick在多年后说，“我想‘爱之夏’就像一个神奇宝物。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艺术提醒了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和如何到达那。这是艺术如何改变世界。‘爱之夏’也是如此：它提醒了我们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和我们试图建立的未来。”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