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让他成了国家敌人
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 ），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迫于国内压力而不得不拒绝领奖。
1958年10月23日，继伊万·布宁之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成为第二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因为在现代抒情诗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俄国古典散文传统的发扬。”
围绕此次授奖，始终争论不休：对帕斯捷尔纳克缺少好感的人至今相信，《日瓦戈医生》（Dr. Zhivago）继而是诺贝尔奖，充当了冷战武器。这是对帕斯捷尔纳克离奇的责难。苏联政权完全能够阻止将小说利用于冷战：只要出版这部作品即可，苏联体制不会因此而崩溃。济娜伊达·涅加乌斯在一封写给肖洛霍夫的未寄出的信中表达了正确的见解——后者对《日瓦戈医生》有过激烈的否定，尽管他也不觉得小说的少量印行会有何不妥：肖洛霍夫本人的《静静的顿河》显然更有可能“动摇（苏联的）基础”，结果非但没有动摇，反而跻身于经典作品之列；在相对自由的五十年代，这样的长篇巨著反而不见得能出版。
政治动机是否对授奖产生了显著影响？那些无望获此殊荣的人喜欢说，是的，诺贝尔奖早已是一个政治奖项，它的授予无论如何都不会依照“汉堡规则”……或许是这样吧，但二十世纪真正的大作家，几乎全都获得过诺贝尔奖；至于“乡土派”的马尔克斯和索尔仁尼琴何以获奖，而两位充满书卷气的后现代先知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却未曾获得，这个问题可以另行讨论。可我们不能否定，诺贝尔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奖项——姑且不说是不朽的；时局以及明显政治正确的考量偶尔会影响到授奖，但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而言，这些因素恰恰不值得夸大。把诺贝尔奖授予他，并非为了激怒苏联，因为整个世界都善意地期待着它的良好转变。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与其说是作为反苏分子，不如说是作为苏联的代表。诺贝尔委员会意欲选择和表彰的俄罗斯作家，乃是反潮流人士、人道主义者、用自己的声音抗拒谎言与教条的大师；况且在诺贝尔奖的授奖词中，帕斯捷尔纳克是被称作俄罗斯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传统的继承者，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他的作品同现实主义传统的关系十分有限。
不妨假设一下，倘若瑞典文学院院士们是出于时局的考量，有意褒奖一名勇于抗拒暴政的反苏分子，那他们就不能不明白，他们在此情形下的决定，其实无异于签署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死刑判决。与此相反，瑞典方面意识到时代变了，即使帕斯捷尔纳克因一部小说而获奖，也不会有生命的危险。他们真诚地以为，苏联会接受奖项并以此为荣。当然，诺贝尔委员会同样不希望引发一场针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迫害，否则，就一定会在授奖之前再三斟酌。
苏联政府的激烈反应——大概惊醒了欧美许多乐观派乃至合作与趋同的支持者——就连最敏锐的苏联问题专家也始料未及。
事实上，早在1958年春天，苏联为争夺诺贝尔奖已经提前开始了准备。严格地说，在世界潮流席卷俄罗斯的背景下，最有资格展开竞争的正是俄罗斯文坛上的对蹠者——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
五十年代末期，由于镇压和禁锢，苏联文学失血过多，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屈指可数，而瑞典方面却早已打算把诺贝尔奖授予一名苏联作家，因为俄罗斯正处于整个世界关注的中心：个人崇拜的揭露、自由宽松的气息、人造卫星……
1954年，肖洛霍夫的名字出现在诺贝尔奖的榜单上。当时瑞典皇家科学院按照惯例，向全世界的作家-院士征询意见，其中包括苏联作家、科学院院士谢尔盖·谢尔盖耶夫-岑斯基。
岑斯基提名的人选正是肖洛霍夫，此后，肖洛霍夫每年都获得提名，直到1965年终于荣获诺贝尔奖。1958年，苏联当局迫切希望他获奖，为此花费了整整一年，试图营造一场国际性的宏伟胜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日瓦戈医生》问世的同时，《静静的顿河》未经删节，首次被译成欧洲多国语言。在意大利，这两部小说于同一月份之内开始发售（《静静的顿河》的第一个译本早在1945年就已出版，只是做了很大程度的删改和剪裁）。
1958年1月，意共评论家卡尔罗·萨利纳里发表文章，对比了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对《日瓦戈医生》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这两位作家互为对蹠者，在排除任何口味偏好的前提下，需要对二者做出明确倾向的选择。有人采取不可靠的夸张，要让人相信，这部小说（《日瓦戈医生》——德·贝）堪称百年间最重要的小说，然而，谁都不愿自己花功夫来搞清楚为什么是这样。据说，小说‘揭示了人类自由的根源之所在’。围绕《日瓦戈医生》，首先展开了一场丑闻的运动……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人们格外留意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经验已然失败之类的流行观念……这是一场没有上帝的神秘剧……帕斯捷尔纳克从神秘莫测的个人主义角度看待社会事件和精神状况，相比之下，肖洛霍夫的思想观点则植根于牢靠的历史原则……”
接下来，还是以同样的论调，萨利纳里特别强调说，格利高里·梅列霍夫（《静静的顿河》主人公——译者注）经受的革命，比尤里·日瓦戈所经受的还要残酷。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最让这位党员评论家欣赏的是“乡村里的好空气”，可其中却看不到历史的真理；作者主要的诉求并未直观地呈现，而是包裹在一些美学思考中。萨利纳里还说，肖洛霍夫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论据，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一切则来源于个人主义的心理感受；而且十分明显的是，两者的差异背后潜藏着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在塑造其遭到毁灭和碾压的主人公时，肖洛霍夫倾向于论证并承认，压垮主人公的那一切不可避免，导致了他的生活彻底崩溃，不正确的选择之代价由此可见；帕斯捷尔纳克将日瓦戈引向了甚至更悲惨的结局（而格利高里终究活了下来），但这只是对他个人的证明，不是对整个时代。萨利纳里最反感的正是这一点。
相反，就在同一时间，即1958年1月，彼埃尔·朱恩在《文学通讯》杂志上撰文，欢迎帕斯捷尔纳克《中篇故事》的法语译本（在法国，对他的关注成为时尚，开始翻译和出版他所有能被找到的文字），并且表达了如下观点：“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他的诗人个性，他就像一位创作自由的卫士，代表着在自己国家被禁止或注定被遗忘的俄国作家的伟大一代。”
经过详尽的摘录和分析，所有这些评述均被送交苏共中央文化部。1958年3月31日，距离诺贝尔奖新的获奖者正式公布还有七个月，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向苏共中央寄去了一封加盖“秘密”字样的信件：
“不久前，国际瑞典笔会讨论了诺贝尔文学奖问题。下列作家被提名为候选人：米哈伊尔·肖洛霍夫、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埃兹拉·庞德（美国）以及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意大利）。鉴于瑞典作家们发表了有利于米·亚·肖洛霍夫的言论，但作家们的心情远非永远可靠，在与苏联代表团（格·莫·马尔科夫同志和帕·马·托别尔同志）的会谈中，一位对我方态度友善的瑞典作家埃里克·阿斯科伦德提出，有必要在我国报刊上报导米·肖洛霍夫的活动，并提高其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知名度，他认为，这可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决选问题产生预期的影响。请中央指示。”
作协秘书处下达的任务，包括不惜任何代价促成肖洛霍夫通过诺贝尔奖提名，因而西蒙诺夫进一步请示苏共中央，以使这曾让自己受辱的昔日敌人向世界声誉迈进。
4月5日，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波利卡尔波夫下令《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和《新时代报》刊发文章，介绍肖洛霍夫创作的巨大意义，这些文章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别看在1953至1958年间，自《一个人的遭遇》问世以来，肖洛霍夫没有发表过一篇文学作品，但他的沉寂却是因为一直在埋头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当被问到作品何时完成，肖洛霍夫本人开玩笑地敷衍说：“活干得越快，越容易生出瞎子来。”苏联官员把赌注押在埃里克·阿斯科伦德和斯温·斯托克这两位重要的苏联友人身上。马尔科夫还补充了他个人的建议（苏共中央4月7日记录，又是附带着“秘密”字样）：
“显然，不排除其他手段，包括国外和苏联一些重要活动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其他国家各个机构就此问题发表言论。”就在当天，一封绝密电报急速发往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苏联大使。有情报称一批知名人士打算推举帕斯捷尔纳克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有必要通过与我们关系亲密的文化活动家让瑞典社会知道，如果诺贝尔奖授予肖洛霍夫，苏联将予以高度赞赏。因此应当强调肖洛霍夫作为杰出作家与社会活动家的工作之正面意义，他去年的斯堪的纳维亚之行也可用作素材。同样重要的是，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名文学家，并未获得苏联作家和其他国家进步文学家们的认可。推举帕斯捷尔纳克角逐诺贝尔奖，将被视为针对苏联社会的不友善举动。”
《日瓦戈医生》在苏联禁止出版之后，为避免局势公开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鲍里斯·波列沃依（俄苏记者，散文家——译者注）致苏共中央一封惊慌失措的书信（1958年9月17日收到并登记）明显表现出这一点，信中说，既然诺贝尔奖授予一部叛逆小说这件事情可能被制造成一起轰动的反苏新闻，何不反其道而行之，尽快刊印此书，印数限定在五千到一万册之间？苏尔科夫对此表示同意：书可以出，不能发售，只能“在内部渠道”流传。有意思的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居然认真审议了此项建议：
“鲍·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乃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斗争实践的敌对之作，是对革命活动家和参与者的恶意诋毁。在小说中，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塑造，均是从一个怀恨的小市民异样的立场出发，革命对他而言，无异于一场无谓和残酷的暴动，充斥着混乱和野蛮。（……）至于资本主义的宣传，则需要认识到，这部诺贝尔奖提名小说在我国的仓促出版，无论如何都会被用来诋毁苏联缺乏‘创作自由’。”
1958年10月，形势明朗了，帕斯捷尔纳克几乎握有百分之百的获奖希望。苏共中央文化部和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已经无力回天。然而，苏共中央下属两个部门——文化部和宣传部，还是制定了一份进攻行动计划：
“近来，一批敌视苏联的外国人士发起了一场运动，以使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其背后目的则是利用此事反对我国。在这种敌对行动可能得逞的情形下，我们认为有必要从我方立场出发，采取下列回应措施：
组织《新世界》杂志编委会在报刊上发表关于此事的言论。以缩写形式刊发该杂志编委会成员1956年9月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函，此信对小说（《日瓦戈医生》）提出了全面批评，并解释了杂志为何不发表这部毁谤之作。
刊发苏联著名作家的集体言论，以表明奖金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乃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为。
在国外新闻界一些代表人物中间，也有人推测说，诺贝尔奖可能会由帕斯捷尔纳克和肖洛霍夫两人分享。倘若米·亚·肖洛霍夫同志与帕斯捷尔纳克一道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奖，那么，为表示抗议，肖洛霍夫同志应公开拒绝该奖，并在报刊上发表声明，称自己无意获得某一为达到反苏目的而授予的奖项。肖洛霍夫同志的这种言论将更有必要，如果该奖果真在他和帕斯捷尔纳克之间分享。
如果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他应当让世人相信，他将拒不接受此类意图明显有悖于我们祖国利益的奖项。为表明这一立场，帕斯捷尔纳克可利用自己对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利涅里的声明，反对将未经修改的小说公诸于众。为实现这一目的（让帕斯捷尔纳克表态），有必要借助资格最老的无党派作家康·费定和弗谢·伊万诺夫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多年以来，帕斯捷尔纳克与这两人关系密切，他经常会考虑他们的意见。（……）最好是邀请作家康·亚·费定和弗谢·维·伊万诺夫到苏共中央书记处，就此问题进行商讨。
德·波利卡尔波夫、列·伊里伊乔夫（苏联哲学家，党务活动家，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译者注）。”
诺贝尔委员会，正像上文所说，并未让苏共中央委员会得偿所愿。1958年10月23日，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的命名日前夕，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这下该怎么办？苏联方面没有就此达成统一意见。自由之翼折断在云间，保守势力在向后倒退，温和派沉入水底——这种不确定的局面使得所有人都心浮气躁，怨愤十足。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蠢行和丑剧，在斯大林时期，是不可能弄出这些名堂的。
10月2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鲍·帕斯捷尔纳克毁谤性长篇小说的特别决议》：
“认定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是向我国发起的敌对行为，是国际反动势力用来燃起冷战的武器，在这部小说中，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均遭到诋毁式的描述。命令《新世界》杂志和《文学报》刊登《新世界》编委会当初的信函……责成《真理报》筹备并发表杂文，对帕斯捷尔纳克小说本身予以严厉批判，进而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借助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一事所展开的敌对运动之目的。组织并发表一批苏联著名作家的言论，务须说明，向帕斯捷尔纳克的授奖实属引燃冷战之图谋。”
紧接着，苏共中央头号思想家、“苦行僧”和“灰衣主教”米·安·苏斯洛夫（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长期担任苏共中央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主要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译者注）发出一道特别手谕，命令火速联系费定，以便通过他来“影响”帕斯捷尔纳克。10月24日，波利卡尔波夫亲自找到费定，要求费定尽快到朋友那里去，说服他拒绝诺贝尔奖。
于是，费定就去了。
（本文是《帕斯捷尔纳克传》第四十五章第一节，作者贝科夫，译者王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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