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
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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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道出这种感受的人，阅历与信念各不相同——从脸膛红润的共青团员，到功成名就的异见人士，从执着的乐天派，到清高的厌世者。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尤其在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的映衬下，仿佛凯旋一般，这并非因为他死于天年，而后重新成为苏联作协会员——1989年的那场表决，正如三十一年前他被扫地出门，同样是一致的赞成。问题不在于正义的完胜。俄罗斯文学不习惯追认一个人身后的名誉。像自己的作品一样，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平也是和谐的奇迹，他置身其外，并为之骄傲。对天命的顺服与高于自我意识的创作意识，正是帕斯捷尔纳克世界观的基础：“你攥住我，/像攥住一件制品，/你收存时，像把戒指放回匣子。”【1】一件成功的制品。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妨碍那造物主。
“生命美好”，临终前，诸病缠身的他在病痛来袭时如是说。当时他正躺在别列捷尔金诺，孤绝无助：救护车无法驶出莫斯科城外，而政府医院和作家医院也不再收治他。“想做的事，我都做过了。”去世前三天，例行的输血暂时给了他力量。“假如就这样死去，也没什么可怕的”，他说道。即便在弥留之际，他怀着伤恸，承认自己被人世间的庸俗【2】所战胜，却仍然对妻子说：“我快乐。”说完这句话，他神志清醒地离去了。
“多么精彩的葬礼！”听到别人讲述送别帕斯捷尔纳克时的情形，阿赫玛托娃说道。她自己未能与他道别，由于心肌梗塞，她还躺在医院里。利季娅·金兹堡【3】这位回忆录作者的记述，道出了“对一个幸福之人最终的幸福所怀有的妒意。”作为虔诚的教徒，阿赫玛托娃不能不赞赏葬礼的妥善安排。
帕斯捷尔纳克下葬那天，正值明媚的初夏时节，盛开着苹果花、丁香花以及他喜爱的野花；八个帕斯捷尔纳克的“男孩”——他晚年的朋友与对话者，抬着灵柩，而他则漂在人群之上，其中没有偶遇的路人。后来，众人才蜂拥而至，他们的争相参与使葬礼更像某种示威而不仅是追荐仪式。不过，也就在此时，与帕斯捷尔纳克的道别才最具纯净的动机，不是为了制造骚乱，而只为悼念他。人们感觉像是参加一出神秘剧的最后一幕，在这出戏剧中，诗人的生命发生了蜕变；1960年6月2日，别列捷尔金诺带给人的万端感触，远远超乎一位天才文学家的生平履历。毋庸赘言，这是一个幸福之人最终的幸福。
这样的幸福伴随他整个一生。诚然，任何人的一生，假如不是病得无可救药或者生来背负着枷锁，都不妨称之为幸福的人生；问题取决于关注的视角。梦幻般的机遇和眩目的成功曾经不止一次降临于阿赫玛托娃，但自始至终的悲剧情结更符合她的气质：每每遭遇新的挫折，她便念念有词：“是我命该如此。”相形之下，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似乎毫不缺乏悲剧色彩：同父母的离散、妻子的疾病与继子【4】的夭亡、情人的被捕、日复一日苦役般的劳作、严酷的迫害。然而，他却有另一种情怀：他全身心向往着幸福，向往着节日，他的生命之花绽放在众人的爱戴中，对于不幸，则报之以平静的忍耐。正因如此，个人经历中那些伤感的纠葛，无论在1917、1930还是1947年，他一律视若在所难免的“意外事件”，而勃洛克也曾经声称要将它们消除殆尽。然而，如果说这种心绪对勃洛克实属罕见——在他一贯的忧郁情怀中，不过是偶然现象而已（“善与光的产儿”【5】是多么奇妙！），那么帕斯捷尔纳克则为幸福而沉醉，并且与之融为一体：
落在床前的一缕微光，
为我带来甜美的感知：
我和我的命运，
皆为你无价的恩赐！【6】
别忘了这是病中的诗行，当大面积的心肌梗塞发作之后，构思于“恶心及呕吐的间隙”，地点是鲍特金医院的走廊——病房里找不到空位。在他最后一次患病期间为他治病的大夫们，仍然记得七十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健美的肌肉组织”和“富有弹性的皮肤”，不必说四十四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如何满怀诗意的激情，用双手托起肥胖的格鲁吉亚客人；也不必说五十岁的他，如何饶有兴致地在田园耕锄：
我甩掉衣衫，
在地里干活。
热浪冲刷我的脊背，
如同灼烤着陶土。
哪儿酷热难耐，阳光刺目，
我就站在哪儿，
从头到脚
裹上烧陶的釉彩。【7】
如果说他在五十岁甚至六十岁的年纪依然显得像是一个青年，关于二十七岁的帕斯捷尔纳克以及少年帕斯捷尔纳克，我们又能说些什么：
青春随幸福漂流，有如
童年的微鼾中
一只睡瘪的枕套。【8】
这种幸福的元素也会传递给读者，对他们来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好比节日的礼单、璀璨的烟花和涌溅着奇思妙想的瀑布；从普希金时代起，还没有一位俄罗斯诗人（或许除了费特【9】之外。但费特哪能有帕斯捷尔纳克式的陶醉！）放散出如此单纯质朴的快乐。有关仁爱、馈赠和献礼的主题，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是透明的：
生命终究只是一瞬，
唯有把我们自己
融化于他人，才算是
对于他们的惠赠。【10】
他预先做好了迎接幸福的准备，命运果真报之以慷慨的馈赠：在自己的时代的一连串噩梦中，他安然无损，既没有被帝国战争吞噬，也没有在国内战争中受伤，虽然也曾冒着生命危险扑灭过莫斯科屋顶上的燃烧弹，甚至加入作家的编队去往前线。他躲过了四次镇压的浪潮——分别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中期和后期以及四十年代末。他一直在写作和出版作品，而当那些独一无二的诗篇得不到发表时，就以翻译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在翻译方面的禀赋同样是与生俱来（他留下了俄罗斯最好的《浮士德》和不可超越的《奥赛罗》——这些成就，足以带给人终生的荣耀，可对他不过是主业之外的雕虫小技）。他平生持久而幸福地爱过三次，对方也一样爱着他（所有这三次罗曼史当中的悲剧变故另当别论——重要的是爱的相互性）。最终，充斥着迫害、国家监控与人人彼此撕咬的时代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被阿赫玛托娃及后来许多人所称的“素食主义”时代——相对人道的赫鲁晓夫时代。就像某些居心险恶之人自己所说——此类人在帕斯捷尔纳克周围比比皆是——这是“设施完备的各各他”【11】；有关这一各各他的“设施”，我们将在相关章节中细述，但从旁观的角度来看，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浮沉，确实不能与曼德尔施塔姆或茨维塔耶娃的悲惨命运相提并论。
2
幸福也可能是有失分寸、不合时宜和自私自利的，这样的幸福不啻于凌辱。纵览二十世纪，有多少不食人间烟火的幸福之人！又有多少命运的宠儿，他们所铭记的三十年代，仅仅是工业迅猛发展，黑鱼子酱可以自由出售的年代！
帕斯捷尔纳克对于幸福的追寻则令众人怦然心动。有位同时代者保留了一份记录：那是1947年春天，英俊、健康、热恋中的帕斯捷尔纳克，旋风般手舞足蹈地闯进一个绝症患者的病房，用宏亮的嗓音赞美天气、春光和落日，仿佛压根儿不曾觉察——幸福的光晕在他周围舞动……当然，眼神是随意而又兴奋的；或许，帕斯捷尔纳克正想以此来安慰那个女病人——以自己的方式，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方式……因为死亡在他看来，不是结束，而只是我们无法判定的转变（“死是与我们不相干的事情”，就在《日瓦戈医生》的最初几页里，他为一场关于生死的交谈画上了句号）。即便不了解帕斯捷尔纳克，不曾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他的人，也会为他的诗歌中那种陌生的激情而触动——尤其在惯于书写失意与民怨的单调乏味的俄罗斯文学语境下。在此意义上，幸福之人是凤毛麟角的少数，因此他们之间的相似也就在所难免。“他的诗风，彻底暴露出与别涅季克托夫【12】之间不可救药的亲缘关系。”对帕斯捷尔纳克一向不怀善意的纳博科夫写道。然而，早期别涅季克托夫（他后来停止了欢唱，读者也不再爱他）的欢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情场好手、私有者和玩世不恭的青年人的欢乐，是一个消化能力格外出众的享乐者的激情洋溢，对客观存在所固有的悲剧性，他无动于衷。帕斯捷尔纳克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帕斯捷尔纳克式的幸福中，悲剧性充当着不可或缺的成分，但“对生活哀伤的感知”，决不是呻吟和抱怨，而是向现实的宽广幅度的致敬。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和散文中所有哭泣的女性形象，首先都是美好的。这里还有一个文学巧合于生活的奇妙事例——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葬礼上，许多人记住了哭泣的伊文斯卡娅【13】。“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美貌，虽然她哭得满面通红，腾不出捧着鲜花的手来擦去泪水。”玛丽娅·洛扎诺娃讲述道。这位手捧鲜花哀哭的美人，堪称帕斯捷尔纳克对待世界的最佳写照，在此，正如在他一生所跨入的所有主战场上，那主导万物的艺术家再次显示了威力。
正因如此，他的诗歌备受苦役犯们喜爱。瓦尔拉姆·沙拉莫夫【14】，或许是俄罗斯整个二十世纪最受磨难与摧残的作家——境遇相仿者当然还大有人在——写道：“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无法成为人的救命稻草——真正的生命，而非苟存的生命。”而叶甫盖尼娅·金兹堡【15】，《陡峻的路线》的作者，当听到对自己的宣判——不是枪决，而是十年劳改时，几乎抑制不住幸福的泪水，默念着那部叙事长诗《施密特中尉》中的诗句：“咬住帽子，千万别哭泣！/涅尔青大道几俄里之外/就是矿井。/苦役，多么美好的恩赐！”
从二十世纪当中，许多人得到基督教式的感悟，将生命视为无价的馈赠，因为隐喻真实地应验着：生命被剥夺了——但有时，由于那动人的慈爱，突然又被归还。为了让苦役作为一种恩赐被接受，需要很好地处置俄罗斯民众（在这一方面，苏联政权比沙皇政权走得更远）。二十世纪的苦役犯们喜爱帕斯捷尔纳克，原因在于他饱受苦痛度过了奇迹的一生。这种幸福不是一个自爱之人的凯旋，而是突然间获得赦免的受审者的凯旋。
他的诗之所以成为那根“最后的稻草”，是由于饱满的生命感在每一诗行中都发出被人遗忘的奇幻的闪光：这些诗句并不刻意描绘自然，它们本来就是它的延续。所以说，寻求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就显得煞风景了：它们如急雨，骤然来袭，如枝条，婆娑作响。语言不再是描绘世界的手段，而变成他重建世界的工具。
单纯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就足以带来欢乐，其中的原因还在于：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份充分完成的馈赠。“我很幸运，能够道出全部”。这是毫不夸张的自我评价。面对自己时代的诱惑，帕斯捷尔纳克勇敢地与之抗争，并且向众人奉献了他的礼物；他的胜利不在于完美无缺，而在于完整、贴切地表达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也在于他不惧怕承担这一切）。我们同他一道为这场凯旋而喜悦。在这样的生命之后，死亡已不再是一副反自然的残酷面容，反而是整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对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的这种死亡旋律，某些同时代人不能理解：最令他们困惑的是《八月》一诗。“纯粹是关于死亡，同时又有多少生命包含其中！”——被震撼的费定【16】说道，而此后不久，他就出卖了作者，自己多年的好友。
“别了，基督变容节的蓝天
和第二救主节【17】的金辉。
愿女人最后的温存
抚慰我命中的苦痛。
别了！夭亡的岁月。
别了！勇敢的女人，
在耻辱的深渊中抗争，
我正是你的战场。”
别了，奋力张开的翅膀，
倔强地向上飞翔，
世界的形象在奇迹中显现，
在词语和艺术中开创。”
这是自由与坚忍的结合，是因世界的形象而引发的骄傲，它如此充分地显现于词语之中，仿佛我们自己也身临其境（因为慷慨的作者赋予我们读者以共同参与其创作的机会），因而，只要一说出“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名字，我们就会被幸福所填充。
传记作品通常有两种创作手法。第一种是赞颂式的（占绝大多数）。第二种有意采取低调，为的是避免老生常谈，也可以说，是为了反衬传主的伟大（譬如阿布拉姆·特尔茨写普希金，纳博科夫写车尔尼雪夫斯基，兹维列夫写纳博科夫）。倘若用低调的语言加以表述，帕斯捷尔纳克实属俄罗斯文学中最具折衷性的人物。这在赞颂式的语言中，则被称作兼容并蓄。
古典传统的延续者与现代主义者；著名苏联诗人与叛逆的非苏联诗人；知识分子，平民思想者，近乎于旧贵族阶层的唯美主义者同时也是来自农民阶层的良师益友；精英人士与不被官方认可的大众人士——但也未曾遭到禁绝（这导致1958年之前那种“模棱两可的状况，”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为此而困惑，不过，这也决定着他当时独一无二的地位）。犹太人——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的继承者，言谈中对其犹太属性表示不喜爱与不认同的基督教作家。哲学家，音乐家，文人——植根于日常生活，躬耕田园并且像真正的农民一样生火炉取暖的普通人。帕斯捷尔纳克之于俄罗斯读者，是如此和谐的矛盾统一体，就连他的别墅，也俨如私人的“地产”（瑞典国王曾经在一封写给赫鲁晓夫的私人信中请求不要剥夺帕斯捷尔纳克的“封地”），而其实不过是国有地块上一座两层的木屋。帕斯捷尔纳克这位别墅诗人，引得无数苏联读者遐想联翩：在别墅中，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方式生起火炉，燃着枯枝，畅想那“盛宴上异教的祭坛”，然后去采蘑菇，去编织一段浪漫韵事，到了夜晚，则伴着刷刷的细雨，凑向恋人耳边低语：“别墅里入睡了。/背风的花园，/纷纷扬扬洒落一片喧声……”【18】另有一些同行鄙薄地称帕斯捷尔纳克为“住别墅的人”——他拒绝参观访问全苏各地的建筑工地、劳改营和集体农庄，并且不无挑衅地宣称，这种所谓的生活体验对作家毫无必要，因为他所需要的一切，从窗外就能望见。说到他居住了二十五年的别列捷尔金诺，同样也是城市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统一体：距离莫斯科不到二十公里，却如童话般美丽、静谧。
俄罗斯语言艺术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压力来自结构主义者与非结构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与“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的辩护士与符号学的骁勇战将，他们的咄咄逼人丝毫不亚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制——唯一的区别在于，曾几何时，非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艺术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而如今，拒绝用“鸟语”写作，最多只是被排斥在文坛之外。然而，感谢上帝，文学自有公道，既然当年被处决的人们都能够回归它的怀抱，又何必为那些遭受詈骂、无门无派的文学人士鸣冤叫屈呢？
帕斯捷尔纳克作为诗人，以自己全部的经验证明着有效合成这一思想，他一劳永逸地排除了非此即彼的经常性选择。他的兼容并蓄、对所有人和每个人的亲和力、将任何读者都引为同怀知己的态度——使人意识到，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陈述，哪怕只是百分之一的真理，假如始终采取单一的文体和单一的价值立场，原则上说都是不可行的。命运和文本对他是同一件事物（或者说，命运是完全等同于文本的部分）；他从来不会忽视作者与同时代人之间的关联、个人境遇的社会背景以及看待研究对象的私人立场——一切恰到好处。只有运用这种合成的语言才能叙说帕斯捷尔纳克，以分析其作品的方式分析其生平。在艺术文本中，他首先推崇的是耦合与节奏——这是他从年轻时代就一直钟爱的两个词，而帕斯捷尔纳克的平生遭遇，恰好因为耦合与节奏，成为研究者取之不尽的素材。
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明确分为三个时期，正如俄罗斯人的别墅之夏——分为三个月。无论他写下多少迷人的冬天的诗篇——从初露头角的《一九零五年》到临终前的《雪在下》，他对世人而言终究是一种夏天的现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尤里·日瓦戈称勃洛克为“圣诞现象（Явление Рождества）”。构成帕斯捷尔纳克的元素，是洋溢着夏之欢乐的丰沛降雨、炽热的太阳、繁花盛开和果实成熟；他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夏天——与恋人的相遇、最出色的构思、精神上的转变。我们用这个隐喻来记述他的一生。
（本文是《帕斯捷尔纳克传》第一章，作者贝科夫，译者王嘎）
注释
【1】引自《在医院》（1956）。
【2】帕斯捷尔纳克临终前反复念叨说“周围有太多的庸俗”。在俄语中，“庸俗”（пошлость）一词具有丰富的意涵。纳博科夫认为，这个俄语词不受时空、阶层、职业等限制，难以对等地翻译，“庸俗不仅是明显的低劣，还是假重要、假漂亮、假聪明、假迷人。”
【3】 利季娅·雅科夫列夫娜·金兹堡（1902—1990），俄苏文学评论家，散文家。
【4】 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二任妻子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与音乐家涅加乌斯生有两子，其中，长子亚德里安（阿季克）早年夭亡。
【5】这是勃洛克《哦，我要疯狂地活着》（1914）中的抒情形象。
【6】 引自《在医院》（1956）。
【7】 引自《夏天》（1941）。
【8】 引自《海伦》（1917）。
【9】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费特（1820—1892），俄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善于描绘自然风光和捕捉心灵的瞬间。
【10】引自《婚礼》（1953）。
【11】圣经中耶稣被钉死之地，又意译为“髑髅地，”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丘。
【12】 弗拉基米尔·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涅季克托夫（1807—1873），俄国诗人，翻译家。他的抒情诗充满浪漫色彩，曾经名噪一时，但不久便被人遗忘。
【13】奥丽嘉·弗谢沃洛多夫娜·伊文斯卡娅（1913—1995），编辑、翻译家。1946年与帕斯捷尔纳克相识，成为他的红颜知己。
【14】 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沙拉莫夫（1907—1982），俄罗斯作家、诗人。一生两次因莫须有罪名遭逮捕，长期被流放在远东地区的科雷马劳改营。生前鲜为人知，去世后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科雷马故事》震惊世界文坛。
【15】叶甫盖尼娅·所罗门诺夫娜·金兹堡（1904—1977），苏联女作家。斯大林当政期间，遭到长期监禁和劳改。其回忆录《陡峻的路线》创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88年首次发表，并轰动文坛。
【16】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费定（1892—1977），苏联作家，苏联文坛高层人物。
【17】旧历8月6日，东正教节日，即基督变容节，亦称为“主显圣容节”，为纪念耶稣登山显现圣容而设立。据福音书记述，耶稣登上高山，在门徒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耶稣预感到自己的死，因此要在“有人未尝死味”之前，让他们看到“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以此坚定他们的信心。
【18】引自《第二叙事曲》（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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