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幺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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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人说，老房子才是真正的家。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老房子都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了。最近常做梦，老梦见我家在重庆市中区（现在的渝中区）棉花街的老房子，梦见父母、梦见哥姐和小伙伴……那些发生在棉花街47号老房子的故事还记忆犹新，然而故人何在？伊在何方？
记得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大约有一两年时间，那个只比我年长两岁，长得很清秀的S妹（我妈这样叫她，孩子们也跟着这样叫），几乎每天下午都站在我家大门外仰头大叫：“六妹，开门！六妹……” 她是专门来找我玩的。我们常在一起下跳棋、聊天。她通常穿一件浅灰色的咔叽布上装，留着两条齐肩的小辫子，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大多数时候，白净的脸上挂着笑容，她的牙齿长得很整齐，笑起来很好看，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幼儿，不过她偶尔会莫名其妙的伤心掉泪。
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母亲耳语般地告诉我，她患了轻微的间歇性精神病，并嘱咐道，这种病不能受刺激，千万不要惹她生气，更不要到处去说她得了什么病。可我觉得她没有什么特别反常的行为呀，总的来说她的个性比较温和，只是说话有些东拉西扯，但我觉得不碍事，所以，我和她一直友好相处。
S妹的母亲C阿姨和我母亲是街道办事处的同事。C原本是重庆市市中区政府机关的干部，她丈夫S先生是区里有名的领导，解放前是中共川东地下党的党员。文革以后，S先生被打成叛徒，让红卫兵造反派给抓走了。我听C阿姨说主要是江青说过一句话：川东地下党都是叛徒。这下完了，那非得一网打尽，包括《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以及书中那些存活下来的真实的地下工作者，一夜之间都被打成了叛徒。C阿姨也因此受牵连靠边站了，过了好几年才被发配到最低一级的行政机关——街道办事处工作。
这个黑五类家庭一共四个孩子，大儿子受不了株连的刺激，精神失常后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C阿姨常在下班后和我母亲一道来家闲聊，有时候聊到饭点上，母亲就留她吃晚饭。她的胃口不错，一边吃一边对我妈妈的烹调手艺赞不绝口：好吃，好吃。关于他们家的具体情况，就是在她们聊天的时候旁听来的。
C阿姨是川西人，一口成都腔，中等身材，长得白白净净，头发少许花白，高度近视，戴一副黑边眼镜，看上去颇有知识范儿；她伶牙俐齿，说话语速超快，每一次聊天都喋喋不休，一发不可收，依然还是在台上作报告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形象。真的是特殊材料打造的人。朋友，你想想，大难当头，夫离子病，小女儿的状况不容乐观，可她却在人前表现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镇定得就像泰山顶上的一棵青松，烈日炎炎晒不死，严寒冰雪郁葱葱。
记得有一段时间，有小伙伴用一种嘲笑的口气问我，为什么疯子总喜欢和你一块玩耍？我觉得她们可能快把我也当成疯子了，于是我开始回避S妹，记得有那么两次，她在楼下大声叫门，我在楼上装着没有听见，任凭她怎么叫，我就不给她开门。她叫了好久，我的心就咚咚地跳了好久。想着她失望而归的样子，其实我也挺难受的。说实话，我从没有嫌弃过她是黑五类子女，只是受不了别人也把我当疯子看，然后很可能不跟我玩了。
夏天的一个晚上，她又来了。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喊：“六妹，快下来！我们家的昙花开了，快点跟我去看，不然一会儿就看不见咯，快点，你听说过昙花一现吗？六妹，快点，我妈说了，叫你们都去看……” 我抵挡不住昙花的诱惑和她真心实意，于是就跑下楼去开了门，记得当时我妈妈和几个姐姐都去了。
我们来到小什字罗汉寺附近她家的宿舍，只见院子里一大堆人围在她家窗台前静静地欣赏悠然绽放的昙花。在薄弱的灯光下，花盆中间一朵拳头大的昙花，皎白的千层长瓣一颤又一颤地抻开，将玲珑剔透的花容呈现在爱花人面前；它在黑夜里、在带刺的叶片之上，静悄悄的尽情展现迷人的风貌和情怀，将淡淡的清香抛洒在空气里；它似乎忘记了自己最多只有三个小时的生命，忘记了时光和周围的一切，而只专注于当下的盛开。
灯影下S妹汗津津的脸庞露出兴奋而稚气的笑容，那对亮晶晶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好像在给昙花拍照，好将它那迅速变幻的美姿收藏起来。今晚来了这么多客人，也是她高兴的理由。她一定是向好几户人家发出了邀请，哪怕这些人都是冲着昙花来的，也足以让她兴奋一个晚上。因为他们家早就门庭冷落马鞍稀了。难怪今天她像过节一样高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近距离观赏昙花。 S妹的纯洁友爱让我深感内疚，于是，我又开始和她在一起玩耍而不再避嫌。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下乡落户后就再没有和她来往了。文革结束，1977年我参加高考返城以后，听母亲说C阿姨和丈夫都官复原职回到区级机关工作了，S妹的病情基本好转并且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只是她那个患重病的哥哥恐怕是难以康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