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总结一下陈寅恪暴得大名十大法宝

让我们总结一下陈寅恪暴得大名十大法宝

1、《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公然抢夺了梁启超的撰写权，他成为王国维先生自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寅恪私自发表并严重违反了审查结论不公开的基本规定！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一个没有任何洋学历的人却可以审查堂堂正正的留美洋博士的学术著作”的阴暗心理、客观上实现了对冯友兰先生的打压。

3、陈寅恪编造了梁启超说自己“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之谣言。以舍弃真正的推荐人吴宓而抱梁启超先生大腿的形式为自己吹牛。

4、傅斯年先生为了追求陈家女人公开捧臭脚说陈寅恪“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四处放料并传播这句话，让傅斯年先生为自己出头。他充分地利用了和傅斯年先生的姻亲关系，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5、晚清官宦陈宝箴之孙、民初旧体诗人陈三立之子、岭南画家陈师曾之弟。陈寅恪时不时就要放料这三大头衔和名片，加大他的家世和背景故事，为自己增加筹码。

6、陈寅恪伪造了“和鲁迅是同学”这样的天大谎言。陈寅恪两次来日却连正式的留学生资格都没取得，也根本不是著名的弘文学院的正式学生，却长期斗胆自称是“官费留日”而招摇撞骗。

7、靠老同学吴宓的举荐而取得清华国学院导师资格和名誉。清华国学研究院被撤证明了陈寅恪根本不能胜任国学院的导师教学工作，也无法继承王国维先生的学统。

8、陈寅恪占用了梁启超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首倡权。不能因为被他写入了王国维纪念碑文，就成了他的专利!

9、陈寅恪自称或被人看作擅长多种外语，实际上在外十几年却因是从未通过任何一门外语考试而因签证到期被驱逐出境和无法获得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录取资格！

10、学术观点故作荒诞出格之论，以博取学界注意和耳目。如，华陀是印度人说、扁鹊不存在说、李唐王朝是中亚人种说、曹冲称象抄袭印度说……等等!他搞乱了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历史传统!

没有任何陈寅恪的家人或者弟子、再传弟子曾经得罪过我！我撰写批判陈寅恪，完全是出于对学术界神化陈氏及陈氏自我造假的理性反思和事实揭示。不但我和陈寅恪关系人无怨无仇，相反，我家祖上一直和陈家关系人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1859年，我高祖和张之洞、翁增源同年同科举人。1863年，我高祖和张之洞、翁增源同年同科进士及第。因为高祖是北京本地人，张、翁属于进京赶考。所以张、翁和高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高祖多次在家接待来访的张、翁等同科举人、同科进士。而1859年—1863年之间，正是陈宝箴在北京四处结交北京地区的权贵和举人、进士之时，他是否和张之洞、翁增源等人同时来访过我家，我现在已经不可得知了！因为高祖那时很得意，在他日记中记载了很多“谈笑有鸿儒”的科举功名者的到访和交游。而对于没有科举功名的如陈宝箴等来访者一律以“张某”、“李某”的简称草草说明而已。正是在张、翁二人的介绍下，高祖成了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幕僚。陈寅恪所说的他自己“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就是指的这两个人！张之洞在山西任职多年、多个职务，每次张之洞晋升之后，接替他的旧职位的人总是我高祖。足见他们二人的深厚情谊！众所周知，陈寅恪是曾国荃的后代曾昭燏的表哥。老北京话说“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一点关系”，说的就是现在的我和陈寅恪关系人的一点联系缘由。

不过，我也想公开表明一下：“我是最讨厌陈寅恪的陈寅恪研究者”。

讨厌他的哗众取宠。

讨厌他的自我放料。

讨厌他的躲躲闪闪……

我的全部观点，无论对错，都欢迎学术界讨论、研究、批判，来自陈粉们的任何激烈的言辞和无知的愤怒我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我已经做好了“听取蛙声一片”的心理准备。我只为自己申明一点：我是严肃而认真的客观的学术讨论，从来不是也不想被别有用心的人理解、歪曲成对陈寅恪的人身攻击。仅此一句，这就够了。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陈瑛在《〈陈寅恪的晚年姿态〉说明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一文中，针对陈粉们所赞美的所谓“不与中国政权合作”的陈寅恪，提出如下主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于陈先生的尊重和礼遇，从周恩来、陈毅，到陶铸、郭沫若，都非常关照他，这正是党和政府关心爱护和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体现。且不说陈先生并不像某些人所宣传的那样“敌视”人民政府，他也曾经同意担任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并在一些刊物上发表文章。该文作者罔顾这一事实，却大肆宣扬陈先生所谓“不降志，不辱身”，“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试问，作者这里的“义命”是指什么，“志” 和“身”又是什么?陈先生的许多老朋友，像前面提到的各位，都是热诚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的，他们投入到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事业中来，作出了许多贡献。更不必说像钱学森、邓稼先等爱国的知识分子那样，冲破种种阻挠，坚决回国参加“两弹一星”建设，难道他们都是不讲“义命”，都是“降志辱身”?相比起来，陈先生当时的高自位置、“挟以自重”的消极态度，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光荣，还是毛病?恐怕需要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分析判定。

虽然此文的观点是处处立足于中共的统战政策的立场上，但是我们知道刚一建国，陈寅恪就联系几个兄弟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章士钊、郑振铎、周扬等最高领导层写信，要求解决他们家的祖坟被征用的问题。这就不仅不是不合作，完全是在向新政权讨要特殊待遇了：“陈氏兄弟联名信二通（陈方恪执笔），陈隆恪家书二通，围绕陈三立墓迁葬及陈氏兄弟建国后景状而作，谈及陈寅恪、李四光等。刘少奇帮助保护陈氏祖茔一事鲜为人知。其中，致刘少奇信作于1951年，内含陈叔通信札抄件。当年，陈氏兄弟得知解放军海军某部将征用牌坊山之地建荣军疗养院后，陈三立、陈师曾墓均在迁葬之列，遂分头向陈叔通、章士钊、李一平等求助，后得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协助，疗养院改换地址，陈氏祖茔得以保全。陈氏兄弟联名信既为感谢刘少奇而作。”

实际上，根据笔者的调查和了解：大陆学术界和陈粉们所津津乐道的陈氏的反党反马列主义的那些“气节”和“风骨”，其实在其背后一直就有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脉背景在支持着他！只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等陈粉们的粉饰他的那些“气节”和“风骨”现代陈粉们主观叙述出的专著，可是却隐瞒了这个背后的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脉背景！我们在本书和《陈寅恪别传》中揭示了部分事件和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脉背景的直接、间接关系。比如，陳三立、陳師曾墓均在遷葬问题、再比如陈方恪躲避了汉奸审判和解决工作问题、又比如陈寅恪当选为学部位委员的问题、再比如陈寅恪享有三个护士待遇的问题、乃至于陈寅恪的著作可以在港出版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了那个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信和拒绝在家接待康生等事件。

——陈寅恪的这些“气节”和“风骨”言行，某种意义上充分证明了“公子、少爷们从来不怕事，因为朝里有人、背后有爷”这样一个江湖真理。我们只要公开陈氏写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陶铸、章士钊、郑振铎、周扬等等众多中共集权主义制度下的顶级大领导们的私人来信，就立刻明白了这个人的“气节”和“风骨”言行，无非是事出有因的个人秀而已。

笔者曾和苏州大学某位著名老学者谈到隐藏在陈寅恪的那些“气节”和“风骨”言行背后的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脉背景问题，他说：“有朋友问我陈寅恪学问如何？是否比钱锺书大？人既扣之，不得不鸣。聊相答如下，且转发了高明就正焉。陈在唐代政治史及隋唐制度的渊源的研究上是有成就的。他在给刘文典《庄子补正》所作的序中说‘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这种诚实值得称赞。他对魏晋南北朝也不懂，反映在他说陶渊明有新自然观此说上。宋以后更非他所研究的领域，学问有，但就这么大。不过家世显赫，公子意气，自非平民能比。有些豪语，有些虚骄，也在情理之中。其实他父亲陈三立作为晚清宋诗派代表诗人，历史地位比他高。三代人中，实他最差。世人不知于此也。不过，陈寅恪最让我不理解的，不是编谎说抗日云云、自夸学问如何打等，而是他享受和共产党的特殊的照顾，（三年困难时家中鸡鸭鱼甚丰，又三个护士照顾，我看他虽未国民党员，虽然蒋氏对大知识分子比较礼敬，也不会给他此种待遇。） 然而他却是一腔遗老孤愤与悲凉，乃寄托于柳如是身上。待遇要的，气节也要的。这就让我不知哪一面是真了。至于钱锺书的比较，下午我才看了一篇批钱氏的文章，说他将沈约的忏悔文与卢梭的忏悔录联系比较，不伦不类。这批得失对的。钱氏有的大都属于知识而已，学问上真正有建树的领域，没人知道。至于吹嘘外语会多少种，以此定学问大小，殊无意义。外语是工具，只有用外语作出研究成果了，外语才算派上了用处。浅见如上。燕赵苍茫 8月7日苏州。”

这一评价非常中肯。也反映了老一代学者对陈寅恪现象的基本看法。所以，很多陈粉们总以为他们的大神很有“气节”和“风骨”，却完全不知道其背后的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脉背景问题。更不知道中共政治体制虽然很集权，并且严厉打压和管控一切涉及到意识形态的言行和学术研究，但是他们有个基本的底线是不动摇的，那就是：面对有着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和人脉背景的大知识分子和大民主人士、著名的社会贤达们，国家统战部门是需要给他们以必要的保护的！而这些人在和中共长期的政治狩猎和逃生的游戏规则中已经彻底学会了和适应了与狡猾的狩猎者的周旋！这也就难怪新中国刚一建国之时，大批的所谓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被人们嗤之以鼻、痛骂他们缺德又毫无气节！

最后，我们顺便再谈一下在时下陈粉们笔下和口中津津乐道的陈三立先生的两个抗日“神迹”：一个是忧愤而死的故事，一个是拒绝汉奸和日军拉拢的故事。

陈寅恪自己在《第七次交代底稿》中曾说：“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八十五岁老父亲因见大局如此，忧愤不食而死。”这个故事出自文革时代，在当时美化自我，以求解脱的因素是可以理解的。到了汪东《义宁陈伯严挽诗》的序中，则变成“二十六年秋，倭寇陷北平，欲招置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詗者日伺其门，怒呼佣媪持慧帚逐之。因发愤不食五日死。”由此看来，则“发愤不食五日死”的起因是“倭寇陷北平，欲招置先生”之故。看看，日寇总是想“招置”大小两代陈先生！然而证据何在呢？从1937年7月7日事件发生到9月14日陈三立死亡之间，北京日伪政权尚未真正运载，何谈“倭寇陷北平，欲招置先生”！汪东先生此文并没有给出任何证明。我们在旧北京时期日伪档案、河北省保存的全部日伪时期档案和审判汉奸档案中和日本军方各类档案文献中，也没有查到任何有关“倭寇陷北平，欲招置先生”的记载和文献！哪怕是其他汉奸的证词也没有！那么，这一说是如何产生的呢？难道又是有人在制造“套路”？这一“套路”的制造者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就实现了军事现代化的侵华日军及其情报部队，每天、每周有详细的《工作日志》，并且这些《工作日志》每月底必须交送到日本国内的日本军部及其档案馆保存。真想“招置”谁，全有准备工作记录和施行结果记录等相关档案文献。根本不是信口开河、查无实据的这些“口述史学”所能理解和揣测的。再有，一个病重快要死亡的人，绝食说有意义吗？哪个病重快死之人准备饱吃一顿？！根据旧北京档案，七·七事件前在医院的病死人数大约是35人，基本全没有吃东西，难道他们全是为了抗日忧愤绝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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