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商周史官制度的神话起源及其宗教学职能》

商周史官制度的神话起源及其宗教学职能

    

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提出: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

一、古代神话记载中的史官      

最著名的史官就是苍颉了。《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中记载：“仓颉作书”。《说文解字序》中云：“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蹄沆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

这里本来没有神话的意味。但是，到了汉代，作为黄帝史官的他，形象开始被神话化了：《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载：“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论衡•骨相》：“苍颉四目，为黄帝史。”

 

四目图像的含义，古今很少有人言及。目，取其明察秋毫之职能，但是为何是“四”？我们知道古代神话中有“三头六臂”之说。三头的神话，从凌家滩出土的三头鸟玉器算起，至少有了七、八千年的“异常图像”传承史了。但是四目的图像如果是正常的双倍考虑的话，那么三头只需要两头就足够了。因此，取“四”之数，可能在图像上和东西南北四方是相对应的。但是，苍颉四目图像却出现在平面上，而不是所谓脑后还长了两眼。因此，平面异常图像，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具有了立体职能。在古代中国基本上，目的异常总是围绕着平面的正脸展开的。如二郎神、马王爷的第三只眼。但是，四目却是苍颉的独特神格，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朝代图像造神活动的影响。

上古中国在对史官的神话和非神话的描绘上，表现出两个极端的对立图像：一个是四目图像。一个是瞽目图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四只眼的异常人和看不见任何东西的盲人，却是天生具备了成为史官的资格。从生理特征上看，这是一对儿矛盾的现象。二者只能有一个适合成为史官，但是在商周时代的中国，此二者却同时具有了成为史官的天赋和条件。

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究其原因，就是对图像的感知程度：四目的超常生理感知和瞽目的特异生理感知决定了史官的天赋资格，这样异常图像的体验者是沟通天命鬼神意识的不二人选。

数字“四”的神格特点还体现在“黄帝四面”传说上。为何是四面？《淮南子•天训》的解释是：“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只四方”，可见，四面图像是针对四方而来的异常图像。但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中对四面的解释是：“昔者，黄帝质实好信，作自为像，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这已经具有五行格局的含义在内。

不过，也许我们还可以上追到对鸟图像信仰上。《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的白民之国、黑齿之国、玄股，可以“使四鸟”。还有一个人名张弘，也可以“使四鸟”。是四种鸟还是名叫“四鸟”的鸟？郝义行主张四鸟是“虎豹熊罴”，非也！《山海经》多次出现“使四鸟、虎、豹、熊、罴”和“使四鸟”，可见“四鸟”和后面出现的“虎、豹、熊、罴”合并为五种动物，并非“虎、豹、熊、罴”是解释“四鸟”所指内涵。我们还是倾向于主张：四鸟是指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

见下图：

 

四鸟，作为一种异常动物图像，是古代图像文化史上超常能力的象征。

关于他的姓氏。根据《太平寰宇记》中记载：“苍颉，姓侯冈氏，冯翊人，黄帝史官，造书契。”又见《春秋元命苞》中记载：“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

以上史料更详细记载在《路史》：

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上天作令，为百王宪。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而创文字形，位成声具，以相生为字，以正君臣之分，以严父子之仪，以肃尊卑之序。法度以出，礼乐以兴，刑法以着，为政立教，领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墬之蕴尽矣。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文字备，于以存乎记注，乃着绩，别生、正名、孚号，而升封于介丘，纪文字以昭异世，而文乱日昌矣。乱百有一十载，都于阳武，终葬衙之利乡亭南，书，人禋之。后有仓氏、史氏、侯氏、侯冈氏、夷门氏、仓颉氏。

可是笔者在商周金文中并没有复姓“侯冈氏”存在的铭文证据，对于此古代复姓或复氏的有无颇为怀疑。甚至有人主张“仓颉姓侯冈，姓氏之说乃后人附会不可信，而侯冈则颇有可说者，其分明是后庚之音变。后、侯音同，庚、冈双声叠韵，古音最近。”

而古代有沮姓。见《风俗通》记载：“沮，姓也。黄帝时史官沮诵之后。”

商周金文中似乎并没有“沮”姓的存在。疑此姓初作与“具”姓。西周早期有《具父乙鼎》，铭文有“具父乙”三字。“具”通“沮”字。

而通过《世本·作篇》宋衷注记载，我们知道黄帝的史官除了苍颉，还有一个是沮诵，即：“沮诵、苍颉，黄帝史官。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苍颉居其职矣。”而根据王应麟 《小学绀珠·名臣·四史》中的记载，黄帝史官共有四人：“沮诵、苍颉、隶首、孔甲，黄帝四史官。”

二、巫史问题      

在商周时代，将从事占卜等活动的职官叫作“巫”，将掌管天文、星象、历数、史册的职官叫作“史”。这些人往往由一人兼任，统称“巫史”。故此，《礼记·礼运》：“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是谓幽国。”《后汉书·臧洪传》：“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祷羣神。”李贤注：“巫，女巫也。史，祝史也。”

《周易•巽卦》爻辞也出现了“用巫史纷若”的记载。

巫史之位是世袭制，客观上造成了殷周时代巫史盛行，并且地位显赫的局面。而金文中的“巫”字，基本就一种写法。关于巫字，《说文解字注》：“巫，巫祝也。依韵会本。三字一句。按祝乃觋之误。巫、觋皆巫也。故觋篆下总言其义。示部曰。祝，祭主赞辞者。《周礼》祝与巫分职，二者虽相须为用，不得以祝释巫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无、舞皆与巫叠韵。《周礼》女巫无数，旱叹则舞雩。许云能以舞降神者，故其字象舞褎。象人两褎形，谓从也。”关于史字，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中主张：“古文事、使一字，象手执简，立于旗下，史臣奉使之义。”故此，当时的史官多是可以持旗旄为标志的。《膳鼎》铭文中就出现了“赐汝乃祖旂用事”的记载，也就是可以继承其祖父的旗旄，作为自己出行使用的标志。而巫则没有这一权利。这是巫师和史官的一个区别。王国维主张：“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间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虚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而殷虚卜辞则称‘御史’。是御事亦名‘史’也。” 此说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巫•史起源说。因此，《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更是说明了具有巫术传统的先秦道家来源于商周史官文化，也是巫师和史官一致性在后代的表现和演变。

三、史官和商周原始宗教

 

在商周金文中，史官的称谓主要体现在四大类：

尹、册、史、吏。

尹，《说文解字》：“尹，治也。”《说文解字注》：“握事者也。”所谓“握事者”也就是掌管一定职能的官。

册，《说文解字》：“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者也。”也就是所谓的“册命”之“册”。《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解释说：“后人多假‘策’为之。”商周天子进行完整的册命过程，就是商周礼的典型体现之一。具体的册命过程还需要册命官、傧相、作册等具有史官职能的人在场，共同完成这一过程。册命的仪式本身就具有高度的宗教性质。李平心总结：“作册不仅为史官的首长，其权力之大，与后汉以令，唐宋之中书舍人，翰林学士 明之大学士相当”。当然，此说基本上是沿袭王国维之论。王说如下：

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说文解字》：“事，职也，从史省声。”又：“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然殷人卜辞皆以史为事，是《尚书》无“事”字。周初之器，如《毛公鼎》、《番生敦》二器，卿事作事，大史作史，始别为二字。然《毛公鼎》之事作，《小子师敦》之卿事作，《师寰敦》之啬事作，从中，上有斿，又持之，亦史之繁文。或者作，皆所以微与史之本字相别，其实犹是一字也。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间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书·牧誓》是以为大夫卿士。《洪范》：“谋及卿士”。又：“卿士惟月”。《顾命》：“卿士邦君”。《诗·商颂》：“降予卿士”。是殷周间已有卿士之称。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墟卜辞作卿史。《殷虚书契》前编卷二篇第二十三叶，又卷四第二十一叶），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书·牧誓》：“我友邦冢君御事”。《大诰》：“猷，大诰献尔多邦，越尔御事”。又，“肆余告我友邦君，越严氏，庶士，御事”。《酒诰》：“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又：“我西士集健邦君御事小子”。《梓材》：“王其郊邦君，越御事”。《召诰》：“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又：“王先服殷御事，比尔于我有周御事”。《洛诰》：“予旦以多子，越御事”。

史，《说文解字注》：“史，记事者也。《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以记事包之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但是，在“史”字中还有“事”、“使”等字也和史直接有关，甚至可以通用。

吏，《说文解字》：“吏，治人者也。”

而上述四者都具有的职能特点是所谓的“正也”。这是最早的对史德的要求。

相应的，这四大类称谓中出现的人名和铭文，又多于当时原始宗教信仰相配合，他们是当时宗教仪式的主要构成人。

史官制度的出现，在本质上是国家宗教仪式的主持人和见证人。史官在祭祀活动中含有重要地位，所以史的巫术职能是其文化职能的内核。

在个别场合，“师”也具有史官的职能。

在《周礼》，史官制度已经十分严格和繁琐，几乎出现在任何政府机构。

如最基本的“天官•冢宰第一”中，“太宰”下面就各自有“史”的存在：

旅，史十有二人。宫正，史四人。宫伯，史二人。膳夫，史四人。包人，史四人。内饔，史四人。外饔，史四人。亨人，史二人。甸师，史二人。兽人，史四人。渔人，史四人。鳖人，史二人。腊人．史二人。医师，史二人。酒正，史八人。凌人，史二人。宫人，史四人。　掌舍，史四人。幕人，史二人。掌次，史二人。大府，史八人。玉府，史二人。内府，史二人。外府，史二人。司会，史八人。司书，史四人。职内，史四人。职岁，史八人。职币，史四人。司裘，史四人。掌皮，史四人。内宰，史八人。内小臣，史二人。九嫔、世妇、女御，女史八人。典妇功，史四人。典丝，史二人。典枲，史二人。染人，史二人。追师，史二人。屦人，史一人。夏采，史一人。

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在其他政府机构中更多具有的是书记官的职能，而真正关乎王朝大事的“史”，则又划分为内史、外史、太史、女史等等。完整的史官制度保证了商周宗教仪式的有序进行。史官是商周宗教制度和仪式的真正执行人和监护人。

任何图像及其文字必须经过史官的记录才可以流传下来。因此今天所有的商周史料全是经过史官加工后的产物。这一点是早期中国图像文化的传承是经过史官之手进行的。因此，记录史实是史官的第一要素。其次是主持册命和祭祀活动，这使史官成为宗教制度和仪式的执行人。史官的这一职能成为他们在当时国家宗教制度中成为不可替代的人物。刘师培由此而来论述了中国学术起源于史官：

《汉书•艺文志•叙列九流》谓道家出于史官，吾谓九流学术皆源于史，匪仅道德一家。儒家出于司徒，然周史六韬以及周制周法皆入儒家，则儒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然羲和苗裔为司马氏，作史于周，则阴阳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然考之周官之制，太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有事于庙，非史即巫，即墨家出于史官。纵横家出于行人，然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亦太史之职，则纵横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然德行礼义，史之所记，则法、名两家亦出于史官。杂家出于议官，而孔甲盘盂亦与其列；农家出于农稷，而孔安国书册参列其中；小说家出于稗官，而虞初周说杂伺其间，则杂家、农家、小说家亦莫不出于史官，岂仅道家云乎哉？盖班志所言，就诸子道术而分之，非就诸子渊源分之也。仁和龚氏有言，诸子学术，皆周史支孽小宗，后世子与史分，古代子与史合，此周史之所职掌者二也。

因为学术起源于史官，而史官又同时具有巫师的身份。因此，此说本质等于间接地承认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原始儒家文化的巫术起源论。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对儒家思想产生过程的论述：

儒家注重文化教养，以求在道德上超离野蛮状态，强调控制情感、保持仪节风度、注重举止合宜，而排斥巫术，这样一种理性化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文化史的漫长演进的结果，它是一种由夏以前的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又由祭祀文化的殷商高峰而发展为周代的礼乐文化，才最终产生形成。

他俨然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作为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断代特征，这显然很值得推敲。因为我们只需要看看《论语•为政》中孔子有关“夏礼”、“殷礼”和“周礼”的论述就立刻可以发现上述观点是如何的牵强了。严一萍在《夏商周文化异同考》一文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综观察家三代文化，纵有异同之处，未逾损益相因，寻其本则一脉相承，未尝有变焉。”而且，大量考古学证据也证明了商周时代同时存在着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而并非是如陈氏及一些学者所设想那样“由夏以前的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又由祭祀文化的殷商高峰而发展为周代的礼乐文化”。既然三代文化的断代特征不是如陈氏等人所构想那样，则原始儒家的产生也就不可能如其所言它是在周代的礼乐文化出现后“才最终产生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