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金文中的大庙和诸庙（上）》

 金文中的大庙和诸庙（上）

一、金文中所见大庙考

①庙·宗庙

在金文中，“庙”字出现频率很多。其中，庙的重要作用大致有以下三点：

其一，周天子册命大臣在庙，如，《龙敦》铭文中的“佳元年既望丁亥王才雍位日王格庙即立宰忽右龙立中庭”。

其二，周天子发布命令在庙，如，《父乙甗》铭文中的“王命中先见南国贯行蓺位才庙”。

其三，周天子的大臣祭祖也在庙，如，《寰尊》铭文中的“才庙君命余乍册寰安人人白白宾用见布乍文考日癸旅宝□”。

庙的存在作用之大，以至于周天子的大臣要作器来献给庙，如，《阜父壶》铭文中的“□阜父乍□壶□□酉其庙”。

为此，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中主张：

古代对祭祀祖先的处所一律叫做庙。到战国时代还是这样。(P26)

在殷代金文中，著名的“亚”形图，古今诸多金文学者都以为这是宗庙的象征。如，在《山右金石记》一书中卷一对《亚爵》的注解为：

凡器著“亚”者，皆为亚室。而亚室者庙室也。庙之有室，如左氏所谓“宗袥”。而杜预以为宗庙中藏主石室者是也。又，商亚人辛尊曰：“亚者，此也”云云。按款识谓此者，亦庙也。二说原相通。“亚”形数见于商器，至周则罕见。故定有“亚”形者为商也。

《尔雅·释宫》中则解释说：

室有东西厢曰庙。

蔡邕在《独断》中更进一步阐述说：

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庙，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像朝，后制寝以像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像生之具。总谓之宫。

以上是从庙的建构上而言的。但是在儒家宗法思想统治了宗庙祭祀活动之后，对“庙”的理解就发生了变化。以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为代表，认为：

庙之为言貌也。思想仪貌而事之，故曰：“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俨然必有见乎其位。周旋出入，肃然必闻乎其容声。概然必闻乎其叹息之声，孝子之至也”。

一般来说，宗庙在建构上都有五室、十二堂和四门。典出贾公彦《周礼注疏》一书：

明堂，路寝及宗庙，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门，十二月听朔于十二堂。闰月各于时之门。故大史诏诰王居路寝门。

从考古学的证据来说，自1959年开始的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在一号宫殿遗址上发现了祭祀坑。而此坑东南角就是门的基址，在坑的四周则是排列整齐的柱础石。证明这里曾是宫庙的基址，祭祀坑位于宫庙的中央，即册命金文中所常见的“立中廷”的中庭，而门即册命金文中所说的“入门”之门。考古现场和册命金文的一致说明：册命制度虽然大盛于西周中期，但是殷周宫庙的建筑格局是大致相同的。再如，陈全方先生在《周原与周文化》一书中对陕西歧山凤雏西周宫庙建筑遗址的介绍，其中甲组建筑基址在影壁和中庭之间有大门和门房的存在，也为册命金文中的“入门立中廷”之记录提供了实证。而后部的宫室基址又正符合“前朝后寝”的西周宫庙建筑格局。

如果从“室有东西厢曰庙”的角度来说，在殷墟甲骨史料中常有“室”字出现。如：

祖丁室。《甲》491。

祖戊室。《京津》4345。

大尹室。《林》2·1·3。

此时的“室”是否有“东西厢”不得而知。考古学家们推测当时的“室”具有“庙”的性质在内。如果在当时“室”是表达了和祭祀的场所（庙）的话，那么宗·示二者则表达了祭祀者和受祭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宗）。二者的统一就是后世宗庙概念的具体由来。如：

才大宗。《佚》131。

才小宗。《珠》631。

隹大示。《金》515。

小示。《甲》712。

大宗和小宗，大示和小示划分的出现，意味着宗法制度上大宗·大示统辖小宗·小示制度的正式形成。如，《琱生簋》铭文中就记录了这一统辖活动。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中宗”、“上示”、“下示”等术语。而“上示”、“下示”的概念，在殷墟甲骨文中，按照曹定云先生的研究，认为是将直系先公先王按照先后世次分为两大前后祭祀群，世次靠上者为上示，世次靠下者为下示。(P291)

到了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将先公先王按照奇偶次序，分为两大祭祀群排列的昭穆制度。这是殷周宗法制度的最大区别。

有时“宗”和“庙”的概念可以等同起来。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有“曲沃，君之宗也”一语。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根据上述文中有“宗邑无主则民不威”一语解说“曲沃为先君宗庙所在”。因为“宗庙”的所在地才能称为“宗邑”。因此，“曲沃，君之宗也”即曲沃乃君之宗庙所在也。因为“庙”、“寝”存在着“总谓之宫”的称谓，所以在《左传》中多次宫、庙、寝可以互换使用的现象。为此，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考证说：

昭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郑引此者，欲见隶仆跸于宫中，亦得兼庙中。故《公羊》云：“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则天子之“庙”亦有“宫”称也。

杨鸿勋先生在《宫殿考古通论》一书中也主张：

祭祀祖先的“庙”，是从“宗”衍生出来的。二里头夏墟F2，提供了宗前有庙堂设置的实例。宗，是朝先人遗体礼拜的位置：“庙，尊先祖貌也”，是朝先人的代表物--神主，祭祀的位置。从二里头F2的复原考察可知，它既是宗、又是庙，应是由宗向庙过渡的形式。周朝时，已将宗与庙结合为一个词——“宗庙”。（P10）

杨鸿勋先生以考古学的角度来解说“宗”的含义，是比较有新义的。他倾向于把宗庙制度的起源上溯到二里头文化。

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四)》一文中认为：

古文字“庙”从朝，朝庭之朝当源自大庙朝见群臣。……由于王者朝见群臣，群臣立于大庭或中庭之中，所以后世有“朝庭”之称。(P91)

即所谓的“群臣立于大庭或中庭之中”，此说的由来是册命金文中必然出现的“立中庭”一语。所谓“古文字庙从朝”一语，前人也提出了异议，见吴式芬《攈古录金文》一书卷二·二中引翁祖庚对《癸未尊》铭文的考证：

读此文者皆曰“王才圃”，予独谓是“王才庙”。庿，古庙字，见《仪礼·士冠礼注》：“《诗·清庙序》，《释文》本作庿”。古艸字亦作屮。中从苗而外围四周之象，非庙而何？

《左传》中出现的“庙”的诸多概念有：

庙、朝庙、大庙、清庙、宗庙、告庙、祖庙、祢庙、周庙、庄·共之庙、家庙、游氏之庙、子大叔之庙、季氏之庙。

共十四种。作为某一公侯的庙为庄·公之庙、家庙、游氏之庙、子大叔之庙四种。相反，《左传》中出现了武宫、庄宫，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分别解说为“武公庙”、“庄王庙”。所以《春秋谷梁传·僖公十五年》中记录的“震夷伯之庙”一事，并发出感叹说“因此以见天子至于士皆有庙”之论。所以，周王室宗庙之外，大臣和士也有庙。吴荣光在《筠清馆金文》一书中收录了一件铜器，名为《周臣庙彝》，其铭文为：“王乍臣庙彝”，可以为证。而且还是周天子赏赐下属宗庙彝器。《左传》中的“游氏之庙”和“季氏之庙”也都属于大臣庙。在此，铜器铭文的记载和史书的记载完全一致。出土的考古资料（铜器铭文，即地下资料）为传统史书（史传，地上资料）的真实性提供了证据。

《礼记·祭法》中所说的“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之说，在金文中则是一般使用“用乍文考、皇考、且考宝尊彝”之类的述语，还不存在上述七个庙的概念。可见，这七个庙名概念是后起的。但是，类似的七个庙在金文中是存在的。而且，在殷墟卜辞和金文中，一般只是称“父某”，而没有使用“文考”或“皇考”等概念。为此，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就曾主张说“余意称父为考，始于周人”。（P80） 因此，庙制大备于周初当是毫无问题的。

其中，根据《元年师斾簋》铭文中的“王才淢甲寅王格庙”一语，可知在“淢”地也有周庙存在。淢，李学勤先生在《论西周郑的地望》一文中以为“并非一处大的都邑，而是需要设置临时居所的地方”。（P46） 此说值得考虑。又见《蔡簋》铭文中“王才雍旦王格于庙”一语，可见在“雍”地也有周庙存在。如果淢为临时居所的话，那么这里的雍看来也是临时性的。但是，临时性的居所是否一定有周庙存在呢？毕竟临时性的祭祀周人先祖的活动和周庙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倾向于淢和雍为地名，是在宗周并建有周庙之地。在金文中，淢字还有  、棫两种写法。卢连成先生在《周都淢郑考》一文中认为：“淢水可能就是流经凤翔县境内的一条主要河流雍水”。（P9） 此说是把淢和雍等同起来，并且以为淢“就在古周原一带”。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旁证吧。

在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王。《元年师斾簋》。在此铭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为是厉王。

遟公。《元年师斾簋》。

师斾。《元年师斾簋》。

乍册尹克。《元年师斾簋》。

文且益中。《元年师斾簋》。

②太庙·大庙

“太庙”和“大庙”本来是一样的。在古文字中，作“太”作“大”并无意义上的区别，只是写法的异同。故此放在一起加以讨论。在金文中，“大庙”一词出现也比较多。如：

     《亢敦》：“佳十又二月初吉王才周昧爽王格于大庙”。

    《逆钟》：“佳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叔氏才大庙”。

但是，在更多的场合，“大庙”是周天子册命大臣之处。如：《师酉敦》、《同簋》、《同彝》、《师兑簋》等铜器铭文中。所以，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中总结说“爵禄必赐于大庙，示不敢专”。实际上，根据古今金文学家们的研究，爵禄不一定非在大庙，还可以在其他宫室庙中进行。

就此，引黄然伟先生在《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一书中的结论说明如下：

周有宗庙，除可见于文献外，金文中亦屡屡有之。文献记录赐爵授禄时，必行于大庙。金文之册命赏赐，亦多于大庙中行之。唯其名称不一，或曰“庙”，或称“大庙”，“周庙”，……而除行礼于庙之外，尚有在“室”，“宫”，“射”等处行之。(P88)

其中，册命之地在成周的，铭文中一般只称为“成周”，有时称为“周”，即西周的东都洛邑；在宗周的，铭文中一般又称为“宗周”，有时称为“镐”或“镐京”，即西周的旧都镐京。关于西周时期的两都问题，朱凤瀚先生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中曾考证说：

孔颖达《疏》曰：“周以镐京为西都，王城即洛邑。《汉书·地理志》云：‘初，洛邑与宗周同封畿，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覆千里’。韦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巨瓒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为方百里者六十四。东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前里也’。《秦谱》云：‘横有两京畿内八百里之地。是郑以西部为八百，东部为六百，其言与瓒同也’……”西周时明确有东西两京，故汉以来学者所云西周时王畿之地有二之说可从。（P298）

在其它地方的(如，在吴)，铭文中一定加以说明（“王才吴”）。举例如下：

《同簋》：“佳十又二月初吉丁丑王才宗周格于大庙艾伯右同立中庭北向”。

《师兑簋》：“佳三季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格大庙即立□伯右师兑入门立中庭”。

《师酉簋》：“佳王元年正月王才吴格吴大庙公族鸿厘入右师酉立中庭”。

在上述铭文中，涉及到地名时分别使用了“宗周”、“周”和“吴”三者。大庙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文王世子》中记录了“公有出疆之政”时，则要求“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于公宫，正室守大庙”。为此，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进一步解释说“公族之内适子名为正室，使守大庙，大庙尊故也”。成周和宗周两地同时有大庙存在，说明“邑有宗庙才可以称为都”之类概念是极其准确的历史记录。当然具体分析来说还有所区别。杜正胜先生在《周代城邦》一书中就曾指出：

宗庙所在的邑当然大，然“都”的先君木主大概指殖民于都的第一代贵族以下的“君”——嫡系继承人，其宗庙并非殖民母国的宗庙。鲁有三都：费、成、郈各为季孙、孟孙和叔孙的采邑，自伯禽以下的鲁公神位只在曲阜，不在三都。（P113）

而且，在成周和宗周双重宗庙系统中，学术界又多以为各自在使用的礼制上有行殷礼和行周礼的区别。如，王晖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就曾主张：

姬周王室对西都镐京东都洛邑及丰邑进行祭祀活动时，西都宗周用周礼，东都洛邑用殷礼。(P212)

在《左传》中，大庙则是专指周公之庙。如，《桓公二年》中的记载：

戊申，纳于大庙。

又见《僖公八年》中的记载：

秋七月禘于大庙。

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皆注解为：

大庙，周公庙也。

在《礼记·明堂位》中也有明确记载如下：

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

如是说到周公庙之外的“大庙”时，一定有特殊的说明。如，《左传·襄公三十年》中有“宋大庙”。在铜器铭文中，《师酉敦》中有个“吴大庙”。可见，如果不加以特殊说明时，铜器铭文中的“大庙”一般是指“周公之庙”。所以，在《论语·八佾》中有“子入太庙每事问”的记录。

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一书中认为明堂“本为宗祀文王之大庙”，亦即，明堂作为大庙之一，负担着宗祀文王的重要任务。由此可以得出：“宋大庙”和“吴大庙”即是宋国、吴国宗祀文王之庙。

但是，铜器铭文中有所谓的“天庙”一词。见《天庙爵》：“京乍天庙爵”。此件铜器收录在方谦受《缀遗斋彝器考释》卷二十二·二十四和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卷一·三中。虽然只是个案，但是它的存在意义是不容忽视。它说明了“京”字的出现不但是作为地名，还有人名·私名的意义在内。如，在《耳尊》铭文中有“肇乍京公宝尊彝京公孙子宝”一语，就是京氏族存在的证据之一。除此之外，如《京叔盘》《京姜鬲》二器，以及《芮公鬲》铭文中的“京仲氏”，《善夫吉父鬲》铭文中的“京姬”，都是京氏族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京姜和京姬二名的存在证明了京·姜和京·姬两大氏族之间存在着通婚关系。看来，京和姜姬这三者之间是一种世代性质的通婚关系，是这三者的地望临近和功利关系的说明。而所谓“天庙”实际上是“大庙”的误写。

周公庙有时有被称为“大祖庙”或“大祖”的现象。见《春秋公羊传·文公二年》说“毁庙之祖陈于大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这里的“大祖”一词，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说“大祖谓周公庙”。

根据《免簋》铭文中的“王才周昧爽格于大庙”一语，可知大庙地理位置在周，即成周。

但是，根据《同簋》铭文中的“王才宗周格于大庙”一语，可以发现在宗周也有大庙。宗周的大庙有时被称作“大朝”。见《三代吉金文存》一书卷四·三十三·二中。可以得知，在宗周和成周两地都建有周王室的大庙。因此，陈梦家先生提出的“西周时代东西王城为两都并立，而各有双城，一为宗庙一为王宫”之说和金文中的事实是相符的。(P212) 进而，他又提出了宗周和歧周的区别：

周庙在宗周，犹宗周之有大庙穆庙。武王时之周为宗周，当时未营成周，故宗周应指歧周。除宗庙以外，宗周有大师宫，见《善鼎》。（P212）

在成周的大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王。《免簋》，《敔簋》。其中，在《敔簋》铭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为是夷王，吴其昌先生以为是厉王，陈梦家先生以为是宣王。

井叔。《免簋》。

武公。《敔簋》。

敔。《敔簋》。

免。《免簋》。

在宗周的大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王。《趞簋》，《同簋》。其中，在《同簋》铭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为是懿王，吴其昌先生以为是孝王。

密叔。《趞簋》。

内史。《趞簋》。

季姜。《趞簋》。

趞。《趞簋》。

荣白。《同簋》。

左右吴大父。《同簋》。

文考叀中。《同簋》。

③清庙

“清庙”一词，首见于《甲午簋》铭文中，如下：“佳甲午八月丙寅帝盥清庙乍礼簋”。在《左传·桓公二年》中记载藏哀伯之谏中提到了“清庙茅屋”一语，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认为：

清庙，肃然清静之称。

此说显然是源自汉代贾逵之论。贾逵注《左传》时提出了“肃然清静谓之清庙”的观点。

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一文中则又提出：

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

此两说实际上有其一致处，即：何谓“宗祀之貌”，蔡氏指代不明。如果把“肃然清静”

看作是“宗祀之貌”的话，那么，这两说就同出一源了。

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一书中主张“清庙专为祀文王”，并提出了“明堂亦属于大庙”的观点。他说：

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庙，而亦可称大祖，亦称清庙。《清庙·诗》序云：“祀文王也。周即成雒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书·作雒》、《雒邑》有明堂。《明堂位》言周公朝诸侯于明堂，此明堂在雒邑。《清庙·诗》序所谓“成雒邑，朝诸侯”者，即《明堂位》所谓朝诸侯于明堂也，此明堂在雒邑。然则“率以祀文王”者，即祀文王于明堂可知矣。若在宗庙之中，则大祖后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诸侯而触犯文王焉。明堂本为宗祀文王之大庙……

但马承源先生对此提出异说，他认为：

古代营建宗庙，据说不尚奢华，《左传·恒公二年》：“是以茅屋清庙，大路越席”，表示俭省。清庙既是宗庙的模式，营造就不至于旷日持久。(P59)

根据《清庙》一诗来分析，如下：

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与人斯。

从诗中看不出富丽堂皇之气象。和《閟宫》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是无法相比的。

可见古代经学家们的“肃然清静谓之清庙”之说是可信的。

但是，《甲午簋》铭文中的“帝”字所指为何？这是我极为关心的问题。在商周金文中，一般使用“王”来指称周天子。而此件铜器铭文中出现三个问题：

第一是使用“帝”。

第二是使用“清庙”。

第三是使用“礼簋”。

此件铜器收录在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和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一书卷十七·三十三中。

关于“帝”的问题，在其它的铜器铭文中也有出现。如，《嘉礼尊》铭文：“帝肈称嘉礼”，此件铜器收录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卷五·九中。该书称“据陈秋堂所藏搨本摹入”。但是，在对该铜器的断代上，阮元以为是“当是战国时秦所作之器”。又说：

然称帝不称皇帝，知是昭襄王之器。昭襄王十九年，秦为西帝，宜作器称帝也。

对于为何不使用“帝”字作为年号，他解释说：

古者，不以日辰之名纪岁。有十有二岁之号，字摄提格至赤奋如是也。钟鼎器铭则曰“佳王某年”，所以尊王也。汉始一日辰之名纪岁。如《西岳华山亭碑》之戊午，《荆州刺史杜尚碑》之丁未，《金乡长侯成碑》之已酉，甲辰。今观此铭曰：“佳甲午八月丙寅”，知以甲子纪岁实始于此。是时秦既称帝，即不奉周正朔。时周尚存，又不敢云“佳帝某年”，故造此纪年简易之法也。

刘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一书中也主张：

《六国年表·历代帝王年表》周赧王元年丁未四十八年为甲午，即昭襄王十九年十月为帝十二月，复为王甲午作簋称帝，正其素心不忘者，此可补《史记》之阙矣。

《左传·哀公十一年》有“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一语，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解释：

胡簋，礼器名。夏曰胡，周曰簋。

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则这里的礼簋就是胡簋，亦即指夏代礼器的话，则帝和清庙的存在在《甲午簋》铭文中可能就和夏代联系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件铜器的作者出自夏代·夏族的直系后裔。阮元主张，所谓胡簋即是簠簋，即：

《礼·明堂位》殷之六瑚，与敦簋并列，明为盛黍稷之器。瑚之为簠异名无疑矣。

诚如是论，则“瑚”与“胡”通，“殷之六胡”之说已经是对“夏曰胡”之说的否定了。杜预的“夏曰胡”之说或许有更古的来源。

但是，吴荣光认为《周寰卣》铭文中的“王才室”之“室”字，“即是清庙中央之室”。他说：

《书·洛诰》：“王入大室裸”。裸，献尸也。《礼·酭尸》：“尸献而祭毕”。王祭毕入大室，行献尸之礼，故曰：“王才室”。

此说极其准确，然而，铭文中没有出现“清庙”一词，故可作为“室”即“清庙中央之室”的旁证。又见吴大徵《愙斋集古录》一书第四册所收《刺鼎》，铭文为：“王才旅……用牡于大室”一语。他为此注解说：

用牡于大室。牡，牲之雄者。《论语·尧曰》：“敢用玄牡”。皇《疏》：“牡，雄也。《书·洛诰》：王入大室裸。《传》云：大室，清庙”。“王才旅”，旅地不当有大室。

他把清庙释为大室，似为不当。然而，清庙中有大室则是肯定的。

在此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帝。《甲午簋》。

④享庙

“享庙”一词，首见于《师秦宫鼎》铭文中，如下：“隹五月既望王□□于师秦宫王各于享庙”。

但“享庙”一词不见于《左传》。

笔者认为“享庙”一词可有二解：

其一为“享庙”是由铜器铭文的“用享于宗”一语省略而来，这里的“宗”就是宗庙之意，即所谓“享庙”就是“庙”，也就是大庙。证据可见《叔氏钟》铭文。

其一为“享庙”是指享堂，即大室，它是由铜器铭文的“用享于宗室”一语省略而来。证据可见《师咢父鼎》铭文。

在铭文中出现“师□宫”内容时，多数场合都有“大室”一地出现，因此，我倾向于“享庙”即指享堂，亦即指大室的看法。

在此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王。《师秦宫鼎》。

⑤周庙

“周庙”一词，在金文中并不多见，首见于《虢季子白盘》铭文中，如下：“王格周庙”。在《无叀鼎》和《盠彝》铭文中也各出现一次。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对此有二解：

其一为“文王庙也”，见襄公十二年《注》。

其一为“厉王庙也”，见昭公十八年《注》。

又，《毛诗·周颂·赉》孔《疏》引皇甫谧：

武王伐纣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庙。

则此“周庙”当是指周始祖庙或文王庙。金文中一般可简称为“庙”。此部分内容可以参照前述有关“庙”的论述。在《逸周书·世俘》一文中记载了“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旗，妻二首赤旆，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一段史实。可见这里的周庙就不可能是厉王庙。

在此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王。《盠方彝》。此铭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为是懿王，唐兰先生以为是恭王，李学勤先生以为是孝王。

穆公。《盠方彝》。

尹。《盠方彝》。

盠。《盠方彝》。

文且益公。《盠方彝》。

⑥吴大庙

“吴大庙”一语首见于《师酉簋》铭文中，如下：“隹王元年正月王才吴各吴大庙”。大庙又作太庙。又可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中的记载：“或叫于宋大庙”。有“周大庙”，又有“吴大庙”和“宋大庙”，显然可以推出西周分封诸国应当都有大庙存在。因为阮元曾考证说：

《礼》：“王子弟出封，得立其祖王之庙”。《逸书·分器序》云：“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

可见，大庙作为联系周天子和诸侯血缘关系的重要象征而存在着。分器现象的存在，是青铜器和庙制关系的重要证据，也是构成西周封建宗法制度的礼器基础。而且，出封和开拓殖民地也密切相关。因为下一步就是建立祭祀宗庙问题了。杜正胜先生在《周代城邦》一书中就说明：

周人每新拓殖就建庙立社。（P28）

《诗·大雅·緜》中就有“作庙翼翼”一语，可证此说不误。

“吴”字，金文中通“虞”字。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中考证说：

案：古籍周王无适吴之事。此“吴”，古“虞”字也。《诗·周颂》：“不吴不敖”。《史记·孝武纪》引作“不虞不惊”。《左·僖五年传》：“虞仲”，《吴越春秋》作“吴仲”。《汉书·地理志》云“武王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谓之虞”。又《史记·吴世家》每以“中国之虞”，“夷蛮之吴”分别言之者，亦“吴”“虞”同字也。

“吴大庙”即“虞大庙”。则《师酉簋》铭文中的“王才吴”和“各吴大庙”看来都是指“虞”而言。其地理位置在今河北一带。李学勤先生以为吴地在山西平陆，可备为一说。阮元在书中进一步引用萧山王进士观点说：

然则虞大庙当是太王庙也。古者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

吴大徵在《愙斋集古录》一书第九册中收录了此件铜器，其铭文就作“王才虞格虞大庙”。曾有人把“吴大庙”理解为“吴大之庙”，此说恐非是。(P96) 虽然在《同簋》铭文中有“王令左右吴大父  易林吴牧”一语，但是，在铭文和古籍中都未能找到实证，足见“吴大庙”非“吴大之庙”。

杨宽先生在《西周史》一书中认为：

周王在吴的太庙册命师酉的礼，可知虞有太庙可以作周王行礼之处，就是因为虞是太伯仲雍的封国。《穆天子传》卷六称穆王“乃宿于虞”，也是因为虞为太伯封国，原有周王留宿的宫室。（P616）

在此庙中出现的人物如下：

王。《师酉簋》。在此铭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为是懿王，吴其昌先生以为是孝王，容庚先生以为是厉王。

公族□釐。《师酉簋》。

师酉。《师酉簋》。

史墙。《师酉簋》。

文考乙白。《师酉簋》。

宫姬。《师酉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