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三代吉金文存》解題
(清)羅振玉撰。
羅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字式如,又字叔言,號雪堂,又號貞松老人,因溥儀曾書贈“貞心古松”四字,故以“貞松堂”作為齋名。曾任職學部。偽滿期間,曾任偽監察院長。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
五函二十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71。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151462~151481。無魚尾。版心中部右側刻書名。四周單邊。上下細黑口。寬24.3釐米,高36.2釐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444109-28、線普378344-63、線普長019818、線普長019405、線普長667204-23。
書衣頁和書名頁題字皆用篆文:“三代吉金文存”,無落款,無私印。有書牌頁:“康得三年,上虞羅氏百爵齋印”。所收皆為三代青銅器銘文。無器形圖,無尺寸說明,無釋文,無考證文字,有搨片。正文首頁下署“集古遺文第二”。
該書為晚清治金第一名著。序中作者曾提出以下觀點:
今宜為古金文通釋,可約分四種,曰邦國,曰官氏,曰禮製,曰文字。
此言為今日治金文者指明瞭研究方向。所謂“康得三年”,即偽滿洲國康得第三年,即1936年。
此書另有1965年日本重印本。
羅振玉的曾祖父是羅敦賢、祖父是羅鶴翔。他的父親羅村勳,一生只是個小官:“曆署江寧縣丞、海州州判、徐州經歷、清河縣丞”。他的叔叔羅樹棠也只是個“遂昌教諭”而已。他的生母是范以煦的長女。不論是當時的羅家還是範家,家境並不富裕,地位也不顯赫。羅樹勳和范氏共生五男五女。五男為:長男羅振鋆、次男羅振鏞、三男羅振玉、四男羅振常、五男羅振鑾。羅振玉自幼李岷江誦讀詩書,勤奮好學、飽讀經典。還在年少之時寫下的《存拙齋劄疏》一文居然得到晚清著名學術大師俞樾的讚賞!足見他的天資和學養。
16歲中秀才後更加傾心于金石考據之學。中日甲午戰爭後,他開始追求變法圖強,留意新學,並以農學為切入點,翻譯介紹日本和歐美的農學著作,並協辦武昌農校、江楚編譯局、蘇州師範學堂等工作。1896年,他在上海創立“農學會”,並設“農報館”,創《農學報》。1898年,他注意到當時的晚清學歐美政體的不現實,開始關注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開始學習日本。並在上海創立“東文學社”,聘請日本學者教授晚清官宦子弟日文。1900年,他應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聘請,任湖北農務局總理兼農務學堂監督,並報捐候補光祿寺署正。1903年,又應兩廣總督岑春煊之召,充任兩粵教育顧問。1904年,他被江蘇巡撫端方委任為江蘇教育顧問。1906年,他出任清政府學部參事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他以清朝遺民自居,與王國維等避居日本,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1919年歸國後,他暫住天津。1921年,他參與發起組織“敦煌經籍輯存會”。1924年,他奉溥儀之召,出任南書房行走,逐漸參預清室的復辟活動。從1928年開始,他遷居旅順。偽滿期間,他曾出任偽滿監察院長及滿日文化協會會長等職。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
在政治上異常保守、甚至晚節不保的他,在學術上卻十分理智和先進。在當時新出土的殷墟甲骨、敦煌遺書、西域簡牘、中原碑誌、拯救清宮大內檔案等大量出土古物、古代文獻的研究和保存工作上,他都做出了其他人難以超越的重要貢獻,在20世紀前後的學術界和學術史上劃下重重的一筆。這使羅振玉的學術影響如同一顆璀璨奪目、大放光彩的明珠,在晚清和民初學術界牢牢地佔據著一席之地。
在彝銘學研究上,他的獨立刊行的重要著作,按照年代先後依此有:《殷虛古器物圖錄》(1916年)、《海外吉金錄》(1916年)、《殷文存》(1917年)、《雪堂所藏古器物圖》(1923年)、《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1923年)、《夨彝考釋》(1929年)、《遼居稿》(1929年)、《古器物識小錄》(1931年)、《貞松堂集古遺文》(1931年)、《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1933年)、《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1935年)、《貞松堂吉金圖》(1935年)、《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等等。除此之外,他還編撰了一些拓本著作,至今還是以稿本的形式保存在自己的直系後裔親屬和個別收藏家手中,並沒有正式出版。如2003年上海崇源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春季古籍善本拍賣場的《貞松堂古句兵》,就是他在1924年編輯的拓片著作。
這些著作至今都成了彝銘學研究的重要經典和必備的工具書。尤其是《三代吉金文存》一書,迄今為止依然是這一學術領域必須予以研究和精讀的集大成者和總結性著作,也是中國古今兩千多年青銅器及其銘文研究史上的巓峰之作和曠世經典。
一、《三代吉金文存》的出現及其學術價值
羅振玉早期出版的金文著作首推《殷文存》和《殷墟古器物圖錄》二書,此二書是專門收錄殷墟青銅器及其銘文之作。從1916年到1923年之間,是他研究古器物學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研究,更多的還是配合他對商代甲骨學的研究,並不是為了獨立意義上的商周古器物學的研究,即所謂的“乃複集彝器拓片之殷人文字,為《殷文存》二卷,與書契並行”。研究方法也和宋代古器物學家們的習慣操作方法一樣。1929年開始,他出版的著作已經明顯地轉移到了對商周青銅器的彝銘學研究角度上來。這充分反映出他從1924年開始已經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對商周彝銘的拓片整理、校勘、傳拓、文字考證方向上。因此,金文拓本集錄性的學術經典《貞松堂集古遺文》和《三代吉金文存》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關於它的誕生,根據羅氏本人在《三代吉金文存》一書序言中的陳述:
自振移居遼東,閉門多暇。又以限於資力,始課兒子輩,先付將所藏金文之未見諸家著錄者,編為《貞松堂集古遺文》,先後凡三編。夙諾仍未克踐也。去年乙亥,馬齒既已七十,概念四十年辛苦所搜集、良朋所屬望,今我不作,來者其誰?乃努力將舊藏墨本及近十餘年所增益,命兒子福頤分類,督工寫影,逾年乃竣,編為《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
這裡已經明確點出了從《貞松堂集古遺文》到《三代吉金文存》誕生之間的約七年的歷史過程。
《三代吉金文存》一書著錄傳世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拓本共4835件,是20世紀30年代品質較高的集金文拓本之大成的金文合集。是羅氏在其子羅福頤協助下編撰完成的。該書無器形圖,無尺寸說明,無釋文,無考證文字,只有拓片。正文首頁下署“集古遺文第二”。該書出版後至今堪稱為民初時期治金第一名著。它以收羅宏富、印刷精良而聞名於世。而且所收拓本多經過羅氏本人嚴格的真偽鑒定。銘文又以原大拓本付印。從食器、禮器、樂器到兵器等等,分類又按銘文字數多少先後排列。只可惜沒有對器形、出土、著錄、收藏及考釋等作出說明。這和此書的編篡出自羅氏晚年、他個人已經沒有精力親自撰寫如此龐大拓片合集的釋讀和考證有直接關係。而實現了對這一古今空前絕後的金文拓片合集進行釋讀和考證卻是在他逝世幾十年後才出現的:他的兒子羅福頤先生親自撰寫了《三代吉金文存釋文》一書、日本漢學大師白川靜先生從此書中選釋了大部分拓片並以此寫出了八卷本的考釋性學術著作《金文通釋》一書。
實際上,按照羅氏本人自述得知,他本來也是準備撰寫《金文通釋》的——由此我們也可以明白白川靜博士把自己考釋商周銘文的多卷本著作命名為《金文通釋》的內在原因——可是,因為當時在上海的他,接到友人書信,談到“滬上集書甚難,各家著錄不易會合,與囊在大雲書庫中左右採獲難易,不啻天壤。某意不如先將尊藏墨本,無論諸家著錄與否,亟會為一書,以後為通釋,即此一編求之,不煩他索,成書較易矣”。這才是此書成書和體例之具體原因。
序中作者曾提出以下觀點:“今宜為古金文通釋,可約分四種,曰邦國,曰官氏,曰禮制,曰文字。”這一觀點是如此的犀利而可操作性,為今後治金文者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可以說至今也無出其範圍之外。這讓我們更加敬佩羅振玉老先生的遠見卓識!
該書20卷的銅器編排順序是:
卷一,鐘,114器。卷二、三、四,鼎(上474器、中265器、下94器)。卷五,甗、鬲,72器。卷六,彝395器。卷七、八、九,(上236器、中123器、下67器)。卷十,簠、簋、豆,91器。卷十一,尊、罍,271器。卷十二,壺、卣(上),113器。卷十三,卣(下)、斝,193器。卷十四,盉、觚、觶,63器。卷十五,爵(上),368器。卷十六,爵(下)、角,344器。卷十七,盤、匜,63器。卷十八,雜器,161器。卷十九,戈,134器。卷二十,戟、矛、雜兵,197器。該書所收絕大部分銘文為由漢至清保存下來的傳世之作,但也有少量銘文當時新近出土之物。如《令彝》、《曾姬無恤壺》等。
但是,此書在排列上有並非沒有過失。比如卷二本來是專收鼎類的,卻意外地把斝類銅器銘文一件錯收其中。卷六本來是專收彝器類的,也意外地把圈足簋銅器銘文錯收其中。類似錯誤還有幾十例。中華書局出版此書時曾在書後附錄了孫稚雛先生的《三代吉金文存辨正》一文,可以作為參考。因此,在使用和研究此書之時,首先需要將此書所收與歷代同類著作所收進行對比和校勘。但是,儘管如此,該書所收商周銅器銘文斷代之準確和鑒定之嚴謹,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在此書中,他對銅器的分類是:鐘、鼎、甗、鬲、彝、、簠、簋、豆、尊、罍、壺、卣、斝、盉、觚、觶、爵、角、盤、匜、雜器、戈、戟、矛、雜兵等26類。而第18卷的雜器居然多至約36類。如下:鉤、句、鉦鐵、鐃、鐸、鈴、盤、盦、、、、、、、、瓿、觥、釜、次廬、、鑒、鎬、量、勺、刀、匕、節、鋪、權、車鑾、車、車鍵、馬銜、牌、小器及農具等。
有些珍貴的殷代銅器銘文為我們考證和研究上古歷史和神話提供了最直接的實證材料。
如,《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八第30頁收錄並保存的《魚鼎匕》銘文,對於東夷望族昆夷部族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寶貴和真實的史料,至今依然是先秦民族史、先秦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熱點課題之一。該書中遍佈各卷中出現的對“亞丑”銘文青銅器的記載有70多件,種類則從禮器的鼎、鉞、罍、彝到酒器的尊、爵、觚、盉、觥等等,應有盡有。這些珍貴的資料為研究商周時代亞丑部族的起源和主要活動地域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二第45頁著錄的銅卣銘文,為研究《周易》筮法和卦象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再比如著名的《行氣玉佩銘》,就收錄並保存在該書卷二十第49頁中。該銘文成為研究商周養生技術和醫學的重要參考資料。卷二十中收錄並保存的《商三句兵》銘文對於商代家譜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王國維為此寫下了《商三句兵跋》著名論文……等等。我們可以說,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出版至今,舉凡上古史研究中出現的任何熱點問題,幾乎全可以在此書中找到珍貴的史料證據和重要佐證。
羅氏對王國維的提拔和支持是眾所周知的,他晚年還提拔並支持了當時後起之秀、後來的國學大師商承祚、唐蘭、容庚等先生。羅氏逝世後,收錄在該書中的不少羅氏私人藏品後歸旅順博物館。而這幾位老先生湖來就是繼羅氏之後執掌中國商周青銅器和金文文字與史料研究的國學大師。足見當年羅氏在積極發掘人才、鼓勵後學工作的成就和眼力。
幾十年來,《三代吉金文存》一書的出版和研究情況大致如下:
1937年,該書首先由上虞羅氏百爵齋以線裝石印本五涵20冊形式,首先在日本影印出版。該書出版後,立刻被日本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室和考古學研究室同時指定為教學參考書和必備的工具書。我國學術界的老前輩李濟、吳其昌、聞一多、唐蘭、容庚、商承祚、陳夢家等自不必說,日本學者濱田耕作、梅原末治、水野精一等早期著名中國考古學家,以及後來的貝塚茂樹、白川靜等著名漢學大家都對此書的研究和使用傾注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甚至1937年秋當聞一多匆匆離開北京南下之時,隨身攜帶的唯一的一部古籍竟是剛出版的《三代吉金文存》。而吳其昌逝世時案頭放置的就是此書,後來被他的弟弟吳世昌先生作為追思遺物而帶走自用。足見此書出版之時在中外學術界就已經獲得了格外的注重。周法高先生編撰了《三代吉金文存補編》、《三代吉金文存著錄表》二書,分別在1970、1977年由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71年,日本著名中國考古學家林已奈夫博士編撰了《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參照目錄》一書,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1976年,臺灣大通書局出版了此書的全集本:《羅雪堂先生全集•三代吉金文存》。1980年,臺灣台聯國風出版社出版了此書。1983年,中華書局以中下三卷精裝本形式出版此書。書後並附有孫稚雛先生的《三代吉金文存辨證》一文。同年,羅福頤先生的《三代吉金文存釋文》一書,由香港問學社出版。
按照孫稚雛先生在《三代吉金文存辨正》一文中的陳述:“海外競相翻印,據不完全統計,有八開、十六開、三十二開等各種開本達七千冊之多”。羅福頤先生也曾說:“此書出版以後,四十年代,,香港、臺灣、日本,均有翻印本,大小有十數種之多。於此可見,此書影響之巨。”
二、羅氏金文著作編纂體例的再檢討
今天,研究羅振玉在甲骨學、金文學研究上的學術貢獻,已經是很重要的學術史課題之一。特別是研究他的金文著作的編著思想和體例,可以從中發現羅氏的銅器分類、定名、辨偽的基本原則和見解。
他早期的銅器分類,我們以《貞松堂集古遺文》為代表,是23類,即鐘、鼎、甗、鬲、彝、、簠、簋、尊、罍、壺、卣、句、鉦鐵、鐃、盉、觚、觶、爵、角、盤、匜、雜器。而晚年的銅器分類,我們以《三代吉金文存》為代表,是26類,即鐘、鼎、甗、鬲、彝、、簠、簋、豆、尊、罍、壺、卣、斝、盉、觚、觶、爵、角、盤、匜、雜器、戈、戟、矛、雜兵。而雜器的分類更是從早年的23類猛增到36類。前後兩期分類的變化,反映出羅氏對銅器用途和古今命名的研究和理解的發展。早期的句、鉦鐵、鐃三類,在晚期中則全歸入了雜器。晚期新增加的是豆、斝、戈、戟、矛、雜兵六類,而這些在早期或被歸入鼎爵類,或被歸入雜器類。
當然,誠如孫稚雛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有些分類還不成熟,甚至有錯誤的現象。如,《三代吉金文存》卷四第14頁中《齊侯作孟姜匜》誤歸作鼎類。《三代吉金文存》卷三第10頁中《作公尊彝卣》誤歸作鼎類。《三代吉金文存》卷六第41頁《作父己尊》誤歸作彝類。《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二第1頁《亞旁罍》誤歸作壺類,等等。但是,總體來看,羅氏的銅器分類學是基本準備的、隨時更新的。隨時更新的內容,部分是他個人對銅器考古學認識的更新,部分則是當時中國考古學發展規模壯大的結果。因此,《三代吉金文存》一書在銅器分類學上的更新和確立,是該時代羅氏統領傳統的商周古器物學(銅器考古學)發展的直接結果。
根據羅氏本人在《三代吉金文存》一書序言中的陳述可知,此書是由“福頤分類,督工寫影,逾年乃竣,編為《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的。可見,羅福頤先生是此書的重要作者之一。
羅福頤,生於1905年,卒於1981年。字子期,別號梓溪、紫溪。七十高齡後因背微曲故自謙為號“僂翁”。浙江上虞人,生於上海,羅振玉第五子。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著名古文字學、古器物學家。代表作有《漢印文字徵》、《古璽文字征》、《內府藏器著錄表》、《滿洲金石志》、《印譜考》和《三代吉金文存釋文》等。
其中,《三代吉金文存釋文》一書,1980年由香港問學社出版。這是這部有著“中國最後一部古籍”之稱謂的龐大的拓本著作《三代吉金文存》迄今為止唯一的一部釋文。然而,閱讀這部釋文我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分別舉例說明如下:
第一,全部釋文沒有標點,而且該釋文和拓片缺乏直接一一對照排列,造成拓片和銅器總數4850器無法形成相互印證。一器多拓(內壁、外腹、口沿、蓋內等)現象頗多,特別是編鐘拓片。根據,馬國權先生的記載:此書全部文稿寫定於“編集《三代吉金文存》之後兩年完成的”。直到四十多年後的1980年,才直接使用原始清抄稿加以出版,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後來各家新說,自難兼收並蓄”的現象。
第二,對出現眾說紛紜的疑難圖像文字和有爭議的文字,該書沒有釋出,空缺極多。也沒有提供現當代學術界的相應的參考觀點。
如,卷一《嘉賓編鐘》銘文“霝”字後有“氏壬”二字,《釋文》誤以為一字且未釋出。《釋文》卷三將《杴姒鼎》中的 “以”字誤釋為“台”字,致使此銘幾不可解。“以”者,通“姒”。該銘首字乃“杴”,《釋文》亦未釋出。“姒”,妻也。《釋名·釋親屬》:“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則此女之夫當名為“杴”。
又如,卷三《濂公鼎》,文字剝離嚴重,而《釋文》之釋幾乎完全不可採信,且空缺十一字!“濂”字、“鄧”字,《釋文》皆誤釋成他字。尾字為“鬲”字,但上部殘缺,而《釋文》誤以此字為“丙”字,恐非。而且《釋文》“成”和“戌”二字經常分不清。今筆者詳細考證和審視原拓,將其全部二十八字銘文釋出。
他的釋文是:
“王初???戌周雪公蔑?曆易??????用作父??丙”。
我們現在釋文和斷句是:
“王初格于成周,濂公蔑鄧曆,賜鄧玉環、玄衣,鄧對揚濂休,用作父丁寳鬲。”
“濂公”,在西周金文中經常出現。濂氏家族多為當時權貴。如,《濂之父鼎》、《趠鼎》、《慧鼎》等。其中,《趠鼎》銘文中記載“唯王來格于成周年,厚趠又饋于濂公”。而《慧鼎》銘文中則記載“唯王伐東夷,濂公令慧眔史曰:以師厥有嗣後,或戕伐豫”的歷史事件。
再如,卷三《寓鼎》。名為“寓鼎”者銅器尚有多件。其一銘為:“唯十又二月丁丑,寓獻佩于王?,王?賜寓曼絲,對揚王?休,用作父壬寶尊鼎。”其二銘為:“唯二月既生霸丁丑,王在莽京,真?,戊寅,王蔑寓曆,史使諄大人,賜作冊寓?倬,寓拜稽首,對王休,用作尊彝。”此拓,《釋文》七個字未釋出,幾乎影響銘文之義。現經筆者仔細研究觀察拓本多日,終於全部補齊所缺七個字。
他的釋文是:
“唯一月既生霸才莽京□□□蔑寓曆□□作冊寓□□首對王休用之”。
我們現在釋文和斷句是:
“唯一月既生霸,才莽京。戊寅,王蔑寓曆,賜寓作冊。寓拜稽首,對王休用之。”
再如,卷三《曾子仲宣鼎》銘文,《釋文》未釋出“文”字和“作”字,而且他的釋文因為將此銘文中最關鍵的“為”字,誤釋為“馬”字,致使銘文幾乎完全不可理解。
他的釋文是:
“曾子中宣□用其吉金自□寶鼎宣□用馬其者父者兄其萬季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我們現在釋文和斷句是:
“曾子仲宣文,用其吉金,自作寶鼎。宣文用為其諸父諸兄,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在上述銘文中,宣文用此鼎“為其諸父諸兄”祈福,如果理解為“宣文用馬其諸父諸兄”則完全不知所云。這裡的“為”字寫法略有些省筆,很接近安徽出土的楚國青銅器上的文字風格。
再如,卷五對著名的《班甗》的釋文,該銘前七個字《釋文》卻有三個字不認識、一個字完全解釋錯誤。
他的釋文如下:
“王□人方□蓩咸”。
此銘如此釋文和斷句還怎麼理解銘文的內涵?!現在我們對此銘釋文和斷句如下:
“王宜人方。無瞀。戕。”
“宜”,一種祭祀活動。“宜人方”,指將人方的首領,綁在案上祭祖。這裡的“宜”,見《詩經·鄭風·女曰雞鳴》:“弋言加之,與子宜之”。《毛詩正義》:“宜,肴也。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鳧雁,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可知“宜”指烹煮肉食。如《四祀邲其卣》銘文云:“乙巳,王曰:尊文武帝乙宜。”所謂“尊文武帝乙宜”,就是給尊敬的亡父文武帝乙準備烹煮肉食。“宜”字像陳肉塊於俎案之上,甲骨史料中經常有關於“宜羊”、“宜牝”、“宜牛”、“宜牢”、“宜大牢”等相關記載。如《甲骨文合集》29405中就記載了商王親自操刀宰割整鹿的活動:“王其刞敝麋。”在《曲禮》中甚至還詳細記錄了進食的過程:“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這裡“宜”字用為動詞。“人方”,古國名。經常侵犯商、週二朝。《艅尊》銘文中有“惟王來征人方”可為力證。“瞀”字,原拓作“敄”字,可通。“瞀”,混亂。屈原《惜誦》:“中悶瞀瞀忳忳”。“無瞀”,指整個祭祀過程沒有出現任何混亂。“戕”,殺害。指在祭祀過程中殺死人方首領。原拓作“咸”,通假。
總而言之,經過筆者詳細審校,發現了拓片和釋文之間存在很多問題,亟待解決並重新加以修正和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