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13

13、《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解題

(清)阮元撰。

阮元，1764～1849，江蘇儀徵人，字伯元，又良伯，號芸台，又號雲台，晚號頤性老人，又號揅經老人，以“小嫏環仙館”、“小琅盦仙館”、“文選樓”、“八甎吟館”、“詁經精舍”等作為齋名。曾任兩湖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大學士等。著名彝銘學家和銅器收藏家。他的兒子阮達生也是位精通金文学术研究的高手，并擅长写篆。

一函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76。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378091～378094。單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單邊。白口。寬17.3釐米，高29.8釐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555853-56、線普344153-58、線普長311544-47、線普長675732-35、線普長485679-82、線普長664547-50、線普長000640、線普長383484-89、線普長478506-11、線普長637569-74、線普378452-57、線普長013984、線普長019803、線普長677244-49、線普548313-17、線普272074-149、線普013188。

書名頁題字用篆文：“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無落款。有書牌頁：“光緒九年歲在癸未六月，常熟鮑氏後知不足齋校栞”。目錄後特別說明：“虞山鮑廷爵叔奐甫重校刊”。正文署名為“揚州阮氏編錄”。前八卷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後兩卷為秦漢器。對文字考證頗為詳細，徵引古書亦多。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卷首有《商周銅器說》和《商周兵器說》二篇。

阮氏在序文中嘗云：

古銅器有銘。……且其詞為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為，其重與九經同之。

此言可謂一語到破金文存在的學術價值。此刊本時有文字漫患現象。有清一代的金文研究著作，此書是首屈一指的名作。阮元自述此書是“以續薛尚功之後”。而其所輯錄之由來，則是：

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郎、朱右甫、孫觀察、趙銀台、翁比部、秦太史、宋學博、錢博士、趙晉齋、何夢華、江鄭堂、張解元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為《鐘鼎款識》一書。

故此，此書在材料來源上，可說集當時諸名家藏器之大成。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記載：“阮公保輯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與薛氏同其體例，而精博過之。近時講金石之學者，金少而石多，吾師此書，專以款識名，為薛氏後不可或缺之書”。不僅如此，他還主持翻鑄了《散氏盤》等一批商周古銅器，分贈同好。甚至為了給父親祝壽，還特意鑄仿古鐘四口，並撰寫銘文，一如商周句式。以至於《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中盛讚他“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鬥焉。”

此書版本頗多，根據容媛《金石書錄目》卷二·五中記載：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清揚州阮元編錄。嘉慶九年自刻本。光緒五年湖北崇文書局翻刻本。光緒八年常熟抱芳閣刻本。光緒九年改稱鮑氏後知不足齋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第二百零九頁中收有此書的另一種抄本：“麟石氏抄本。二冊。NC2078/7111.01”。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一套，一函三冊四卷。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381/36。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05915～05917。無魚尾。無版心。無邊。白口。寬17.5釐米，高28.2釐米。書名頁題字用隸書：“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落款用隸書：“甲戌正月，庸齋題記”。目錄後又有書名頁：“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鉏經堂金石跋”。此頁後有云：

此即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也。觀此標目題識及冊內，先嚴諱有，改作。阮太傅名處亦有署名處空出而太夫子自填者，則此書先成而積古齋之名轉為後起矣。故卷帙編次不與彼本從同。當日刻時必另有樣本，此則其祖本也。四冊中皆有太傅親筆。

稿本前幾頁為楷書清抄本，亦有塗改。而後則全為行書。

阮元在金文學術研究上成就很大。除了有名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之外，還有《山右金石志》、《揅經室集》、《積古齋藏器目》等多部研究專著刊行。而且，還刊行了一套名為“積古齋藏宋拓摹刻”之書。這套書中最有名的是道光二十八年漢陽刊本的《宋王複齋鐘鼎款識》一書，每一件銅器下都有阮元題跋，並收有宋至清代有關此器之流傳經緯、主要考證觀點、以及釋文。卷後又收畢良史藏古銅器十五種，阮元對此也作了考證，著述體例同上。

《山右金石志》前二卷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無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有銘文摹寫。對銘文的考證頗為詳細。

阮元序中言此書收錄標準為：

山左兼魯齊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金之為物，遷移無定，截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為斷。

故此，研究有清一朝三代青銅器收藏史者，不可不依賴於此書。

在《揅經室集》一集卷五收為三代古青銅兵器等約十件。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三集卷三收考證三代青銅器文章《商周銅器說》、《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山左金石志續》和《王複齋鐘鼎款識跋》等十餘篇。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記載：“所著揅經室文集，亦多考證金石之文”。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前八卷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卷一和二共計收商代銘文一百七十三器，卷三至八共計收周代銘文二百七十三器。對文字考證頗為詳細，徵引古書亦多。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卷首有《商周銅器說》和《商周兵器說》二篇。《商器款識》分類為：鐘、鼎、尊、彝、卣、壺、爵、觚、觶、角、敦、甗、鬲、蠶、匜、盤、戈、句兵。《周器款識》分類為：鐘、鼎、尊、卣、鉶、壺、爵、斝、觶、觚、彝、敦、簋、簋、贏、鬲、盉、匜、盤、甗、戈、戟、句兵、斧、槍、劍、距未、刀璐、削和豐。

此書的拓本由來，阮充在《雲莊印話》一文中曾陳述：“朱椒堂兵部為弼、錢獻之坫、宋芝山葆淳、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張農聞彥曾、張芑堂燕昌，同有金石之癖，曾為文達公摹輯《鐘鼎彝器款識》”。嘉慶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阮元聘朱為弼編纂此書。嘉慶九年八月十五日，阮元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作序。則此書定稿。

阮元在《商周銅器說》中首先指出：

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於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賢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器，非有學問同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

此說是臧武仲的“作彝器……昭明德而懲無禮”說的發展。阮元以器求禮的研究方法雖然不能盡得金文學術研究之奧，但在打破古器物之學的那種“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的“載道垂戒”學說上有其獨到之處。

關於本書，王國維在《國朝金文著錄表·序》中評述說：“海內士夫聞風承流，相與購求古器，彙集拓本，其集諸家器為專書者，則始于阮文達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阮氏在序文中嘗云：

古銅器有銘。……且其詞為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為，其重與九經同之。

此言可謂一語到破金文存在的學術價值。

他在此書中有些觀點雖然不是正確觀點，但是卻值得學術界思考。比如，關於著名的“蔑曆”一詞的含義，在該書卷五《取尊》考證中，他主張：

古器銘每言“蔑曆”，按其文皆勉力之義，是“蔑曆”，即《爾雅》所謂“螽沒”，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黽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

顯然，這一解釋是不能說明銘文中所有使用“蔑曆”的場合的。或許只是部分場合有這一含義而已。

又如，對於著名的“亞”字形圖像銘文，阮氏的有些觀點頗超時代，他主張；

古器作“亞”形者甚多。宋以來皆謂亞為廟室。錢獻之以為亞乃古黻字。兩己相背，己何物耶？蓋亞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己者偽也。《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為亞文，亞，古弗字也。”師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說文》“”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即《考工記·弓人之菱》，鄭注所謂“弓檠是也。”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收於部。解曰：“弗，撟也。從從從韋省。”元謂弗字明是從弓之字。若從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偽。弗字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旨也。凡鐘鼎文作亞者乃以輔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字，亦即是弗字。

有些觀點則十分精准，這反映了他高深的古文字學和經學學養。如，他對《咎父癸卣》銘文中“旅車”二字的解釋：

彝者多以旅車為名。《禮》：“犧象不出門”，而古者師行奉宗廟主與社主，載以齋車，每舍必有饋奠之事。見《周禮·小宗伯》及《禮》曾子問祭器。不可踰竟，故別作尊彝，陳之主車，示敬也。此曰用旅車言用以臚列主車之器也。

在此書中，他多次引用吳侃叔之論，反映了他對吳氏學說的重視。

此刊本時有文字漫患現象。有清一代的金文研究著作，此書是首屈一指的名作。阮元自述此書是“以續薛尚功之後”。而其所輯錄之由來，則是：

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郎、朱右甫、孫觀察、趙銀台、翁比部、秦太史、宋學博、錢博士、趙晉齋、何夢華、江鄭堂、張解元等各有藏器，各有拓本，餘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拓者，集為《鐘鼎款識》一書。

  阮氏此書在考證銘文中，盡可能從禮制和歷史兩個方面入手，尋找銘文的真正含義和學術價值。這方面的經典案例，如他在該書卷一中對《鼎蓋》銘文“堇山乍父乙寶尊彝”的考證，如下：

案：“堇山”，地不可考。或釋作“衡山”。《說文》古“衡”字作“”形，與此相近。《說文》以為古“賢”字。《漢國三老袁良碑文》：“優賢之寵賢”，正作“”。“”字，通“祝”。《說文》解“”字云呼雞重言之，從叩州聲，讀若“祝”。案，《列仙傳》有“祝雞公”。《說文》又云：“祝，一曰從兌省”。《易》曰：“兌為口、為巫”，此則二口之下作四之形，而不作“州”字。有從兌遺意，較從州得聲為更古矣。《說文》解“巫”字云：“祝也”。王逸《楚辭注》：“男巫曰祝”。《禮·曲禮》：“商官六大有祝”，無巫。知商人尊神，巫、祝合為一職也。作器者，古名或系以國，或系以氏，無稱“山”者。此曰“堇山賢祝”，意古巫每居山，故《水經注》云：“鹽水，逕巫賢山北”。《海外西經》云：“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蓋巫通鬼神，山為積高，神明之區，神巫所游。故山以得名。此銘“堇山”，必神巫也。《書·君奭》云：“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傳》云：“賢，咸子，巫氏”。《說文》云：“巫咸初作巫，君奭、巫賢又王家”。《馬注》云：“殷巫，巫賢蓋嗣職為巫。《孔傳》訓巫為氏者，古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如晉中行氏之類。”

故此，此書在材料來源上，可說集當時諸名家藏器之大成。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記載：“阮公保輯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與薛氏同其體例，而精博過之。近時講金石之學者，金少而石多，吾師此書，專以款識名，為薛氏後不可或缺之書”。何紹基專門寫有《校定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釋文》一文，訂正此書中的錯誤。

當然，該書在銅器分類和斷代上時有錯誤，還經常有將偽器收入的現象。如，《亞形魯公鼎》、《嘉禮尊》並非商周時器。《木鼎》乃商代晚期，並非周代。再如，將《尤盤》歸入盉類、將《父丁鼎》歸入彝類、將《諫豆》歸入彝類等分類錯誤。

《積古齋藏宋拓摹刻：宋王複齋鐘鼎款識》書系阮元對王複齋《鐘鼎款識》一書所作的題跋，後於道光二十八年在漢陽刊印。書簽題字用趙松雪以前為此書所題之篆書。書後又收畢良史所藏銅器十五種考證文章。

對於吉金拓片，他曾主張：

《左傳》、《國語》、《漢書》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俅、薛尚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僅有存者矣。然則古器雖甚壽，顧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燹之墜壞，或為水土之沉埋，或為傖賈之銷毀，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彝器，摹勒為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吉金零落無存，亦無憾矣。

另外，他也注意到了銘文鑄刻方法的研究。在《孽經室集》三集·卷三《散氏敦銘拓本跋》一文中，阮元就此問題提出了鑄刻銘文的四種方法：

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製作之法，蓋有四焉：一則刻字于木，范為陰文，以泥抑之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一則調極細泥以筆書於土範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於矣。三則刻土范為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罄為篆銘，漢時銅印有鏊刻者用此法，以陰文也。

對於銅器器形，他多從禮制的角度給予考慮。如，他在《商周兵器說》一文中就曾闡述：“先王之制，兵非不能長且大也。限之以制度，行之以禮，本之以仁，故甚短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