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小川琢治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小川琢治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 生平简介

小川琢治博士，本姓浅井。生于1870年6月26日，和歌山县西牟娄郡田边町人。父亲浅井笃（南溟）是当时旧纪伊田边藩藩主安藤家的一名儒学教师。小川琢治是浅井南溟的次子，原名叫浅井琢二。后来过继给当地的小川家族。在成了小川家族的婿养子后，名字就被改成小川琢治。

小川琢治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和歌山学校渡过的。然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京英語学校。第二年参加日本海军学校的考试，不幸受挫。转考和歌山第一高中。高中毕业后，1889 年，他成了纪伊田边藩武士小川驹橘的婿养子。1893年，他又参加考试，这次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即理学院）地质学科。1896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该大学大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第二年，他到日本的农商务省地质调查研究所任技术员。1908年开始，小川琢治博士受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新设的地理学第一讲座第一任讲座教授。1909年，他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20年，他当选为帝国学术研究会议会员（相当于我们所谓的学科评议组成员）。1926年，他当选为帝国学士院会员（相当于我们所谓的学部委员）。1930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小川琢治博士一生先后出版了《台湾诸岛志》、《人文地理学研究》、《支那历史地理研究》、《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续集)》、《地质现象的新解释》、《战争地理学研究》、《数理地理学》、三卷本《中等地理学外国之部》等学术著作，被学术界尊为日本人文地理学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创始人。除了学术声誉之外，小川琢治博士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的几个名声显赫的儿子，除了五子小川增树死于二战外，其他四个都是日本第一流的大学者。

小川琢治和小川小雪结婚后，先后生育了五个儿子：长子小川芳树博士是日本著名的冶金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次子贝塚茂树博士是世界级的历史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三子汤川秀树博士则是日本第一个取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世界级大物理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四子小川环树博士则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41年11月15日，小川琢治博士因心脏病逝世。  

(二) 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1868 年以后，西方地理学思想开始逐渐传入日本学术界。小川琢治博士成为新设立的京都帝国大学地理学讲座的教授，很自然地把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引入到当时的日本。但是，我也想特别指出一点：因为他父亲的教诲，小川琢博士对中国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并不陌生，相反却是十分的熟悉。浅井笃（南溟）的家庭汉学教育，也是贝塚茂树博士兄弟五人自幼就开始接受的传统汉学教育并走上汉学研究的决定因素。

小川琢治博士在地理学的研究上，又可以分成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地缘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和地理学理论的研究三个方面。而和中国有关的则是前两项。

首先是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上，小川琢治博士出版了《支那历史地理研究》和《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续集》等书，但是这两本书并不是系统的研究专著，按照日本的习惯，它们是小川琢治博士以往发表论文的合集，因此，这两本书也包括了对《山海经》、《穆天子传》和敦煌文书的几篇研究论文。我们分别加以说明如下：

第一， 《山海经》和神话研究

在这类研究上，小川琢治博士先后发了多篇研究论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天地开辟和洪水传说》、《昆仑与西王母》、《山海经考》和《穆天子传考》四篇。而《山海经考》和《穆天子传考》篇幅之长其实就是两部各自独立的神话研究专著。他对《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的考证长篇论文，显示出了一名东洋史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研究成果。

对《山海经》的研究，他先从对《山海经》的版本研究入手，对汉唐之间的各种传本篇目进行了分析研究，这已经是对中日传本的总结性研究了。然后，他利用古今各种传本的比较，开始了《山海经》错简和佚文的研究。最后又把和《尚书·禹贡》进行相互引证，他得出结论说：

此经名实为名山道理记，即山川祭祀之指南记，既如毕沅所言。而其记载，以洛阳为中心，西为泾渭诸水之流域，即雍州之东部诸山。北自汾水中流以南，即冀州南部诸山。最为详密，殊于洛阳近旁，伊洛之间，及豫州诸山，极为精细。然于东方东南方诸山，能考定者极少，至于北方更少。观其所说山名之祭典，于五岳无特设之盛腆泰山与东岳无区别，唯记嵩山用太牢。凑合此等诸点而考之，则五藏山经之文，其在东州都洛阳时所者乎？从其志山岳及地名之得考定者，记事颇能正确者而推，当是据周职方氏所掌天下之图而编篡者与？

其次是对《穆天子传》的研究，他首先对此书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此书与《山海经》均未被秦以后儒家之润色，尚能保存其真面目与今日，比《尚书》《春秋》根本史料之价值为尤高，因此书是记录周室开国百年后之王者，与围绕此王者之百官之生活状态，颇能忠实。至欲知周室古代文化达于何种程度，除此数千言之一书，尚未有信凭之文献。

然后，他详细考证了竹书出土的历史背景和相关史料，对整个《穆天子传》的形成史提出了他个人的见解。但是，最有价值的是他对《穆天子传》中相关地名的考证。他对《穆天子传》中出现的南郑、宗周、雷水、焉居、阳纡、积石、西夏等二十几个疑难地名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在日本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再如他对西王母人名和地名一体化现象的考证，他主张：

今西王母，殆亦为西夏之缓音。显于汉代之大宛，想与西宛为同一民族，而比西宛更迁与远方者乎？《山海经·海外西经》无西王母国，而有女子国，想至战国时忘却有西夏、西宛，尚记有女子国。秦汉之间，匈奴自天山东边，攻略甘肃泉地时，岳氏因此而迁于西夏、西宛之西，迁后遂名为大夏、大宛。

有些考证，涉及到了历史语言学的范畴，显得很有创意。比如他对《穆天子传》中的八骏名称的考证，就提出了八骏名称由来的突厥语说。八骏名称，见《穆天子传》：“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这里的“盗骊”，其语音与突厥语称呼马的toru?一词十分相似，“盗骊”就是突厥语toru?的音译。一骏如此，则其他七骏也当出自相同的语言系统。现在，这已经成为日本汉学界的一个通识。

有些研究已经超出了历史地理学范围，进入了古史研究领域。如小川琢治博士在《穆天子传·地名考》一文中也补充说：

《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一句，仍为记述王亥之事，夜字为亥字之形讹，所记为王亥惨遭杀戮。

显然，这是受王国维先生的考证影响所致。王国维先生1917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详细考证为：

甲寅岁暮，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文艺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 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而卜辞之季之即冥（罗参事说），至是始得其证矣。又观卜辞中数十见之田字，从甲，在□中。及通观卜辞，而知田即上甲微。于是参事前疑卜辞之（即乙丙丁三字之在或中者，与田字甲在□中同意），即报乙、报丙、报丁者，至是亦得其证矣。又卜辞自上甲以降皆称曰示，则参事谓卜辞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征。又观卜辞，王恒之祀与王亥同，太丁之祀与太乙、太甲同，孝己之祀与祖庚同，知商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盖无差别。于是卜辞中人物，其名与礼皆类先王，而史无其人者，与夫父甲、兄乙等名称之浩繁求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理顺冰释。

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根据对卜辞中相关资料的考证，证明了《山海经》及《竹书纪年》等古籍中的该、核、胲、垓、鮌、氷、振等字是由“亥”字讹变而来。结合《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重新复原了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中所述的那段史事：“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

在这一人物的考证上，中日学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是很多的，也很及时的。

第二，敦煌文书研究

晚清时期敦煌文书的发现，在中外学术界成了和甲骨文发现同等重要的事情。在日本的内藤湖南博士通过罗振玉得知了这一消息后，立刻上报日本文部省和京都帝国大学，请求派出特别考察队，前往北京，进行学术调查。于是，1910 年 8 月，京都帝国大学立即派遣内藤湖南教授与狩野直喜教授、小川琢治教授、滨田耕作和富冈谦藏两位讲师五人来京，调查保存在学部的敦煌文书。

高田时雄博士在《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一文中也分析说：

1910 年，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正在从事有关调查活动。毫无疑问，大谷探险队的活动也促使京都学者的“敦煌热”日益升温。就在京都的敦煌遗书热潮日益高涨之时，京都文科大学获悉残存于敦煌的写本已被全部送往北京这一信息后，随即匆匆将五位教官派往北京。由此可以推测，校方对此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反之也可以充分认为，在北京的罗振玉、李盛铎等人的热心推动下，京都学术界对敦煌遗书关心的骤然高涨，也为敦促清朝政府对此加以重视而发挥了一臂之力。

回国后，小川琢治博士发表了《北支那旅行概报附敦煌石室遗书》一文，向日本学术界正式报告了这次调查活动的经过和敦煌文书的情况。

1919年，小川琢治博士又发表了《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一文，这是中外学术界第一篇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专业研究论文。

本来，1908年的大谷光瑞探险队来华，就已经从敦煌石室中获得了一种《本草经集注》的卷轴残卷本。在内容上，它和保存在日本的古卷子本残卷十分接近。而新发现的敦煌卷子《本草经集注》在最后一行留有“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一段文字，可以断定当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

于是，小川琢治博士从对版本的比较研究开始，写出了上述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论文。　　

第三，历史地理研究

小川琢治博士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地名研究和神话研究。比如张骞出使西域时，《史记·大宛列传》记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这里所谓的“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即有“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的安息，也有“其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等国。小川琢治博士考证出“条支”是Antiokia被省去An音后而形成的音译地名。而Antiokia也就是音译地名“安条克”，也就是两河流域南部底格里斯河口的安条克城。至今，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赞同。

小川琢治博士以历史地理学家的视野，经常从中国古籍中发现出新的价值。比如，1910年，他在《地学杂志》第258号上发表了《近世西洋交通以前の支那地图に就て》一文，注意到《五岳真形图》的地图学价值。因为《五岳真形图》与现代等高线绘制的五泰地形图很相似。1928年，他在《〈山海经〉考》中推测《山海图》当是“据周职方氏所掌天下之图而编纂”，与中世纪欧洲的古地图相似。等等。今天，对地理学的研究表明：《五岳真形图》确与五岳的地形地貌有一致性，在《五岳真形图》中“黑者山形，赤者水源，白者是室穴口也。画小则丘陵微，画大则陇岫壮。葛洪谓高下随形，长短取象，其源画神草及石室之处，自是后来仙人辈于其图处尽识之耳。”已经达到了对地图和地貌的客观描述，具有了和地图同样的实用价值。

1921年，因为神田喜一郎博士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大量引用《山海经》，这使得桑原骘藏博士极为不满，认为十分不严谨。眼看神田喜一郎就要毕不了业，同为毕业论文审查委员之一的小川琢治博士及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不惜与桑原骘藏博士当场展开争论，以他和王国维先生对《山海经》的史料考证为根据，反驳桑原骘藏博士的质疑。桑原骘藏博士把《山海经》看成是中西交通史的古籍，他对那里记载的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和位置是极端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的。而小川琢治博士则把《山海经》看成是历史地理学的古籍，他只要看到那里面的古代神话记载得到了印证，就有理由相信这些史料作为历史地理学文献的可信性。于是，审查论文变成了两个审查委员之间的学术争论。一时间成了京都帝国大学的热门话题。实际上，小川琢治博士在《山海经的考证及补遗》一文中几已经公开表明：

《山海经》一书远比一向认为金科玉律之地理书《两贡》为可靠。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

其次是关于地缘政治地理学的研究

在地缘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上，小川琢治博士则是日本侵略政策和军事行动的急先锋。他比京都帝国大学任何一位教授都更早地涉足于对华侵略的各项准备活动中。他的《论黄河下流平地之战略地理的意义》、《最近支那的历史概观和作为战场的地理考察》、《北支那黄土地域的战争地形考察》、《反映战争的支那地理特色》和《北支那大平原的诸战场及其地名意义以及读法》等论文就是他为日本军政府直接服务的地缘政治地理学论文。

1923年，小川琢治博士编辑出版了《日本地图帖》一书。在该书中，他首先从地图上把整个钓鱼岛划归给了日本。而且，他还很狡猾地把这一地理范围统称为“南西诸岛”，一个“诸”字则把这一带地理区域以逐渐膨胀的和范围不确定的模糊语言全划归到了日本一方。此书至今也是日本政界主张他们对钓鱼岛“享有主权”的重要历史依据之一。

不仅如此，小川琢治博士还曾亲自出马，参加“满洲产业调查会”，对抚顺、烟台等地的矿产资源进行所谓的“调查”，为日后日本占领东三省时掠夺我国矿产资源进行先期准备工作。

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小川琢治博士又立刻展开了战争地理学的研究。1939年，他终于给日本军政府贡献出了一部战时重要的“学术”著作：《战争地理学研究》。该书对中国黄河中下游的军事地理学意义有十分老道的论述，对侵华日军的军事战略部署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和价值。他还急不可待地写出了该书的第六篇《最近北支那战争的地理学考察》三章内容！特别论述了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地理特点在战争中的存在价值和防御策略。

                  (三)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小川琢治博士和晚清、民初中国学者们的交往并不是很多。很可能是他的积极地为日本军政府服务的特殊背景使当时的中国学者们对他退避三舍了吧？

小川琢治博士一生多次来华，仅在上个世纪的初期，他就几乎是一年一次来华的频率，进行所谓的地理调查。在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中国学术界还时常提起他，那是因为有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开创了历史地理学京都学派的工作，一个是因为他是著名东洋史家贝塚茂树博士、著名中国文学史家小川环树博士和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博士兄弟三人的父亲。如果只是上述两者中的其中一项的话，他是不可能成为中国学者们口中的话题常项的。相反，很可能因为他的研究积极地参与了日本军政府的对华侵略行为，他要面临着遭受中日两国学术界对他的痛斥了。

罗振玉是小川琢治博士的好友。

1915年，罗振玉从小川琢治博士那里得到了敦煌文书《本草经集注》全卷的照片，并将其照片制版，编入《敦煌石室丛书》中影引出版。

王国维先生也是小川琢治博士的好友。

1917年8月，小川琢治博士到上海拜访王国维先生。他见王国维还保留着头上的辫子，就劝说王剪掉。王颇有些不快。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还特别提到此事：

小川博士过沪见访一次，永以不出未能往答，因告以不出之由，彼云：“此甚不便，何不去此障碍物？”殊可笑也。

不过，通过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小川博士多少还可以和王国维先生直接说得上话，起码还没有人敢当面如此谈王国维头上的辫子。

                (四) 影响及学术评价

小川琢治博士，作为日本的历史地理学京都学派的开创者，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当时，他和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地理学先驱山崎直方博士，被学术界称为“东大的山崎，京大的小川”。比如，小川琢治博士关于注意到《五岳真形图》的地图学价值之观点，就得到了英国著名中国古代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的肯定。他说：

小川琢治曾注意到一幅很值得注意的泰山图，这幅图见于《五岳真形图》（作者姓名不详，现存有十七世纪的版本）。从图中可以看出，这幅图中所用勾画山形的方法完全不逊于近代所用的方法。

1938年，王庸在《中国地理学史》一书中引用了小川琢治博士的观点：

据日人小川琢治之考证，知吾国中古时期之五岳真形图为表示地势高下之地形图。

但是小川琢治博士的地缘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也遭到了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对他的批判。侯甬坚先生在《小川琢治的战争地理学研究》一文中就对小川琢治博士的这一研究进行了深入地刨析。鞠德源先生在《破解日本“南西诸岛”之谜》一书的第十一章中也特别痛斥了小川琢治博士为日本帝国主义长期霸占我钓鱼岛提供理论根据的流氓行为。另一方面，小川琢治博士的地理学研究之间也是引起争议的话题。石田龙次郎先生的《山崎直方と小川琢治：东西两大学の地理学讲座创设まで》一文和水津一郎先生的《小川琢治先生とその后の日本における历史地理学》一文，以及冈田俊裕先生的《日本地理学史论》一书都曾肯定了作为地理学者的小川琢治博士对日本地理学建设的贡献。其实，在研究方法上，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中，只有小川琢治博士的研究方法和论文风格是最中国化的，即，他是百分之百的使用中国传统的从版本学的研究入手，利用文字训诂学和地理学来考证文义。他所增加的只是西方的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而已。这是他和其他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最大区别。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小川琢治博士在肯定和收买杨守敬《水经注疏》手稿一事上的作用。在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非常注重中国的古文献资料和著名学者的稿本的收藏。内藤湖南博士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稿本的收集、狩野直喜博士对崔述著作版本的收集以及他们二人对敦煌文献的收集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在历史地理学著作版本和手稿的收集上，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也不甘落后。1918年12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上刊发内藤湖南博士的访中视察报告，第一次向日本汉学界介绍了杨守敬的未定稿《水经注疏》钞本：

在我到达武昌期间，我到菊湾（即菊花湾）拜访了杨守敬的遗族，并且拜访了杨的高徒熊会贞。当我问起让我非常挂念的杨守敬的未定稿《水经注疏》一书去向时，熊会贞告诉我说他正在整理着杨守敬的稿本，两三年后就该完成了。说着他就拿出了两三页清钞本手稿让我观看。

于是，1930年4月，日本人松浦嘉三郎受内藤湖南博士和小川琢治博士的委托，从上海到武昌拜访杨守敬的孙子杨树千和熊会贞二人，当时的翻译是程明超。前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中以为“松浦嘉三郎可能是日本人中唯一见过熊会贞的人”，由上述资料来看，日比野丈夫博士的此说是不准确的。1936年11月7日，松浦嘉三郎发表了《熊固之翁的追忆》一文，文章中特别提到说“他让看了放在书桌上的手稿，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有六、七遍修改抄写的稿本都堆放在那里”。六、七遍抄写之说也见于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书凡六、七校”。可见此说不误。此事后来由小川琢治博士的弟子森鹿三博士直接负责收购。今天，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共计四函三十八册，原始抄本应该是四函四十册。但是，此钞本自当初传到日本之时就已经缺了两册，因此，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所言“钞本分装四函，共四十册”之说，实则有误。具体提到森鹿三博士得到此钞本问题的是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

武汉某人给森鹿三来信，说已经弄明白了《水经注疏》钞本的去向，如果想要的话，可以通过他的介绍，为森鹿三搞到一份此钞本的手写复本。于是，大喜过望的森鹿三就支付了重金，希望能得到这份钞本。几个月后，这份钞本就被逐渐地送到了日本。

正是因为经历了几个月的逐渐送达过程，所以才会有第二十七册和第二十八册丢失一事出现。而这里的所谓“武汉某人”只能在杨树千、程明超、松浦嘉三郎三人之中产生。因为这里的“武汉某人”即可以指“在武汉的某个中国人”，也可以指“当时在武汉的某个日本人”。又据陈桥驿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所言的“船越教授和我谈及，说森教授生前曾亲口告诉他，熊会贞当年曾许森录出一部《水经注疏》的副本。当时相互间订有一项君子协定，即在中国未出版此书时，森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日本出版这部钞本”。并不排除此说有为森鹿三开脱“盗取版本”的嫌疑。因为早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经注疏》的出版说明中，贺昌群教授已经点出了“抗战期中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压力”。连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中也提到了“日本人森鹿三千方百计想盗取此书手稿的传说一直流传在中国”一事。不过至少可以说明《水经注疏》到了熊会贞定稿前后至少有了三套钞本存在，一套保存在徐行可处（后为中国科学院所得），一套保存在杨勉之处（后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所得），一套保存在熊会贞处（后为森鹿三所得）。除此之外，熊还是多次修改稿的唯一保存者。前引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就已经说了“书凡六、七校”。而又依据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前言中汪辟疆教授之言“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原稿共八十卷。全赵戴诸家之说，悉皆载入。晚年觉其篇幅冗长……定为四十卷”。诚如是，则八十卷本的《水经注疏》才是完整的定稿，而四十卷本的定稿不过是个删节本而已。而八十卷本的那部稿本，至今下落不明。我们从出售给森鹿三博士的这份稿本中可以猜测：被杨守敬的孙子所出售的那部稿本（即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那部），或许不过是多次修改本中的之一罢了。……这部钞本就是这样到了日本学者森鹿三博士的手中。1964年4月到1970年3月的六年间，森鹿三博士曾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对此钞本进行了专门研究。后来，他把此稿本送给了京都大学。从小川琢治博士到森鹿三博士，他们连续多年跟踪终于收购了一套稿本《水经注疏》。